三、收容北洋海军
庚子事变中，北洋海军经大沽一役，再度南下避战，陈三立有谓沈瑜庆“言于刘忠诚公者亦如之”，“如之”即如甲午时所为，此二度收拾“海军余烬”的情节，知者更少。
甲午威海一役是中国海军史上的大惨败，北洋舰队几至全军覆没，幸存军官、士兵也在战后被裁汰、解散。后世对此沉痛教训多有反思与总结。而较不为人所注意的是，甲午战败后一段时间，清朝仍有重建北洋舰队的计划，尤其戊戌前后，相继向德、英等国购买多艘大吨位铁甲舰，并将前北洋海军将领叶祖珪（1852—1905）、萨镇冰（1859—1952）等人开复起用，饬命“选择朴实勇敢熟习驾驶之员，督同认真操练，以为整顿海军始基”(56)。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重建的北洋海军已初具规模，拥有巡洋舰、驱逐舰、鱼雷艇十余艘，其中“海天”“海圻”数舰属于二级巡洋舰，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仅次于“定远”“镇远”的大吨位军舰，对于复兴海军起到核心力量的作用，故有论者称这是“海军发展的第二个浪峰”。(57)次年（1900）春夏之交，义和团事变起，中外交衅，清朝再次面临危机。令人意外的是，北洋海军不仅全程自外于战争，而且主力舰队联翩南下，加入所谓“东南互保”的行列中。这段史实失载于《近代海军史事日志》等海军编年史著，相关情节迄未得到清晰梳理，而个中原委也值得深入探讨。(58)
北洋海军没有参加大沽之战。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战斗发生时，北洋主力舰队正在山东登州、庙岛一带操巡，只有“海龙”“海犀”“海青”“海华”四艘鱼雷驱逐舰因等待修配机件，停泊于沽口船坞。北洋水师统领、提督叶祖珪先期乘旗舰“海容”号返天津承商机要，预感将有战争爆发，即有意将留守舰船调山东归队，以避敌锋，未及成行而战事已开。大沽炮台失陷后，四艘鱼雷艇全部被夺，遭英、法、德数国瓜分。当时外国人也观察到，悬挂海军提督旗的二级巡洋舰“海容”号“完全无意参加战斗”(59)。事实上，联军进攻大沽炮台时，叶祖珪欲将海军置身事外，“始终并未援应”(60)。在被围困后，叶祖珪下令熄火抛锚，放弃作战，最终连人带舰悉数被俘。此后“海容”舰由各国共同监视，被扣留在大沽口，禁止移动。(61)北洋舰队失掉了统帅，而当时朝廷意向未明，下一步如何行动成了悬念。为躲避联军锋芒，山东巡抚袁世凯力促舰队由黄海海面南下，于是海军主力由“海天”舰管带刘冠雄（1861—1927）、“海琛”舰管带林颖启（1852—1914）带队，转舵驶往上海。北洋海军此行本意在于避战，但抵泊吴淞港后，却造成一个意外的后果——上海租界侨民视此为战争信号，引发集体恐慌。
北洋舰队在此时入驻吴淞港，在人心惶惶的租界侨民看来，无疑是一个危险的战争信号。当时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1868—1935）就抓住这一动向，将此作为动员本国派兵的理由，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向外务省报告：
北洋水师六艘军舰已于过去数日间抵达本港，其对当地侨民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请批准本官前电禀请实施之措置，迅速向上海增派军舰。是为切望。(62)
在长江流域拥有最多利益并最具权势的英国，也表现出积极干预的姿态。事变之初，它就向江、鄂两总督提出派军舰开赴长江口岸护侨，当战争局势日趋严峻，又企图抢先控制吴淞炮台、上海制造局等战略要地。至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上海领事团召开会议，对当前局势做出如下评估：
现今除吴淞有一千余名、上海制造局附近有七八百名清兵屯驻外，松江府尚驻有二千数百名清兵。因此次事变之故，对岸浦东失业流浪之劳工已达五千人，上海制造局职工千余名已三月未发薪资，颇有激昂之状。又清国军舰陆续而来，在吴淞及上海港停泊不下六七艘。一旦时机逼迫，此等兵队、军舰及劳工有所异常举动，当地安全将彻底无望。(63)
会上一致决定致电在大沽的各国舰队司令官，请求向上海增派军舰，以为支援。同时照会沪道余联沅，指出停泊本港的北洋舰队距离租界咫尺之遥，为潜在的军事威胁，要求迅速驶离上海，或移泊较远洋面。迫于领事当局的压力，正紧张筹议“东南互保”的盛宣怀在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致电刘坤一：
北洋各兵轮来言，接余道照会，各领事商嘱移泊吴淞口外，以免洋商误会。沈道则请驻江阴，又恐鉴帅在江阴饬炮台放炮，则兵轮必危。拟请电余道明告领事，断无他意，如必欲移泊淞外，亦无不可。(64)
除传达各领事针对北洋舰队的驱逐要求外，电内明确提出由吴淞移驻江阴的方案。提出者“沈道”，即当时在沪的沈瑜庆。“鉴帅”，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时驻苏州，因英舰拟入长江，计划赴江阴以武力拒阻。面对英人军事干预的企图，刘坤一、张之洞迅速达成“力任保护，稳住各国”的共识，用以杜绝外人“窥伺”的野心(65)；同时，对李秉衡表露出的对外强硬姿态，联手予以压制，避免其“孟浪”坏事(66)。北洋舰队南下，对立意于“地方保护”的刘、张来说，又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沈敬裕公年谱》录有庚子年沈瑜庆致刘坤一的一封电报，透露了北洋舰队南下一行的许多细节，文录下：
据海琛管带林参将颖启面称，在烟台途次奉东抚袁三次电云“大沽炮台已与各国开衅，属兵船速南行”等语。该管带遵即到庙岛，与萨帮统镇冰商酌，萨因庙岛之美教士恳留保护，一时不能遽来，饬海琛、海筹、飞鹰、复济、通济先行南下。海琛、通济本日已进口，泊下海浦。海天到吴淞，海筹、飞鹰、复济明日可到。
统领叶镇驻海容，船在大沽。英国水师队中各国兵轮，问此船系团匪，抑系官兵。叶告以系中国国家水师。答云，既系国家水师，当不助团匪，请照常停泊。惟三雷艇在大沽口内因升火装雷，为英水师所拘，尚有一雷艇并飞霆猎舰，在船坞为俄人所据。此次我兵轮在海上遇各国兵轮，不认失和，彼亦未以失和相待。
该管带等以北洋电已不通，东抚又促南来，伊等无所禀承。此数船所值不赀，本日此间又有据炮台及制造局之谣。愚见不如饬令驻扎江阴，以壮南洋门户，可收将来之用。京畿乱未定，各省司关应解京饷，应饬一律截留，勿为盗赍。开平煤矿被据，煤源将竭，船无煤不行，应饬支应所及早储备。事机间不容变，请公与香帅合力主持饬遵。职道本拟趋辕面陈，因沪上多谣，候示进止。职道瑜庆禀。宥。(67)
该电韵目作“宥”，知发电时间应为五月二十六日（6月22日）。此次南下者为原在山东登州、庙岛一带操巡的北洋主力舰队。提督叶祖珪所在旗舰“海容”号及四艘鱼雷驱逐舰，时驻泊大沽口，全程自外于战事，后悉数被俘，此即函中引述叶祖珪“既系国家水师，当不助团匪，请照常停泊”一语的背景。(68)据“海琛”舰管带林颖启之言，可证海军南下系出于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建议。水师帮统萨镇冰率“海圻”舰留守山东，将烟台蓬莱一带教士、侨民保护上舰，又营救在庙岛附近触礁的美国军舰“俄勒冈”号，因此颇受外人好评。(69)此次南下船只包括“海筹”“海琛”“海天”“复济”“通济”“飞鹰”等六艘，其中“海琛”“通济”“海天”已于当日早间抵沪，两艘由海口沿吴淞江上驶，入驻下海浦，一艘泊于吴淞海面。(70)当时的舰队首长刘冠雄、林颖启皆闽人，出身于福州船政学堂，与沈瑜庆有旧谊。无论出于公务、私谊，沈瑜庆对接纳南下舰队都责无旁贷。他建议由江、鄂两督饬令北洋舰队转驻江阴，当然出于保存海军实力的考虑，同时也注意到当时流行的“据炮台及制造局之谣”。
又，笔者从社科院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未刊电稿中检出一电，系张之洞于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复沈瑜庆电文，兹录下：
宥电悉。所论皆是，惟必须电达刘岘帅、李中堂、许筠帅。方可商办，切速。各国水师提督照会想已见过，系照会几省，何日交来？并示。(71)
沈瑜庆去电原文已不存，而此电韵目亦作“宥”，与致刘坤一电文系同一日发出，内容即为请刘、张“合力主持”北洋舰队移驻江阴事。张之洞对此建议表示首肯，唯出于谨慎，要求东南各省互通声气，步调一致。
至五月二十七日，南下北洋舰只已经全数抵沪，将来动向如何，成为急迫的问题。沈瑜庆再次致电刘、张，建议如下：
顷有水手搭“富平”归，见各船下半旗，“海容”亦下半旗，而无统领旗，各管带闻信大愤，恐叶提督或不妙。现存各船不足御各国，靖匪则愿竭其力。团匪召外衅，杀无辜，得罪天下。可否布告各国：“请暂作壁上观，中国水师，情甘剿匪。如果不效，再请协助剿匪。”即所以自解于各国也。据情代陈，当否？训示。(72)
沈瑜庆主张就北洋舰队南下，对外迅速表明立场，其目的非“御外”，而在“靖匪”，如此不仅可“自解于各国”，同时也与“互保”宗旨合上节拍。这一意见得到刘、张的重视，很快依议而行。也就在同一天，盛宣怀明确提出“互保”办法，建议“岘帅、香帅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沈瑜庆随即被刘坤一指派为两江代表，在沪与议“互保”交涉。
北洋舰队相继驶离上海，受到租界当局的欢迎。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日本领事小田切向国内报告：“刘坤一已下令目前碇泊本港之北洋舰队向江阴转移。此一措施大获本地民众赞赏。”(73)除前述六舰外，不久北洋水师帮统、总兵萨镇冰也率“海圻”舰南下，一并开往江阴驻泊，加入“东南互保”的行列。有研究者认为：“就海军而言，这是它第一次不执行朝廷命令，在某些实力人物支持下，擅自行动。”(74)不久，刘坤一在复陈当地“筹办防务情形”时提到：“……一面调集各项兵轮、雷艇、蚊船，暨北洋驶来之‘海圻’‘海筹’‘海琛’‘海天’‘复济’‘通济’‘飞鹰’七兵舰，分泊江阴等处，俾收水陆夹击之效。”(75)在这里，他是把北洋水师的临时安顿当作“江海要隘布置”的业绩来叙说的，当然隐去了迫于压力而为之的内情。不过，这一性质模糊的行为，在当时部分化解了外人的质疑声音，事后也得到了朝廷默认，为“东南互保”的成功增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