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简言之，本文希望达成这样一个目标：确定《残稿》的性质，如其在某种程度上被证明为可信、可用，那么最大限度地辨明其可信、可用的部分。由于《袁京卿日记》的出现，使得在相对精细的层次上进行史料勘比、分析成为可能，也为实现前述目标提供了条件。在对若干种袁昶世存文献的版本、内容做梳理，并针对孔祥吉先生就《残稿》可信度提出的“疑点”一一辨析后，笔者得出基本结论是：《残稿》和《袁京卿日记》为袁昶庚子日记的两种传抄本，其中都有日记正文、来电摘要及袁氏本人按语等内容。两抄本保留日记时段不尽同，而又有相当部分重合，根据重合段落的比较，可知两者内容基本一致，主要差别在于《残稿》删略了若干条按语，并有少量文字表述的变动，但不影响读者对日记原意的理解。《残稿》中另有部分内容系后来窜入，可能是1905年《太常袁公行略》出版时由编辑者所添。具体而言，据《丛刊·义和团》辑录《残稿》点校本的段落按序编号，其（18）、（51）至（61）段非出于袁昶手笔，而为后人增加。从实际利用角度出发，五月二十八日后袁昶日记，当以《袁京卿日记》为善本，其所录较《残稿》更翔实，最宜参考；而此前日记，目前仅见《残稿》这一孤本，除被分析为后来窜入的若干段落外，其余部分还是可以放心利用的。
《袁京卿日记》本身富有史料价值，惜尚未受到学界充分注意，本文据其对义和团运动若干史事进行了疏证和补正。实际上，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为晚清政治史研究提供新材料，有关袁昶本人学术思想、诗文创作及人际交往的情况，在日记中亦有丰富呈现。如六月初七日（7月3日）条记：
晤筼兄，危城中赖与公日相见，排闷如杜甫“时赴郑老同襟期”也。晡归，沐浴，斋戒。与橚儿商量处境，安心法不能志伊尹之所志，只能乐颜子之所乐。饮瓢枕肱，乐也。素患难，行乎患难，亦乐也。晴雨穷通，历诸苦难，净居火宅，平等视之，皆不改其乐也。黄文节谪宣州，栖城角危楼，与廖信中共一榻，足垂檐外，春雨洗之，适适然曰：“吾平生无此乐也。”杨少师景度处五季之乱，与物委蛇，而同其波，老且寿，优游至九十余。白香山云：“吾富于黔娄，寿于颜回，达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达哉乐天也！大《易》不云乎“乐天安命”，故不忧。
十二日（7月8日）记：
今日趋衙，忿一二谬论，正人而误国是者，不禁矢口大骂，实在忍耐不得。然予学道多年，又犯黑风罗刹之病，戒之忍之乃有济。
十七日（7月13日）记：
戌初前敌攻烧一夷馆，枪炮猛厉，聊作除夕爆竹声听之可也。用大舍法，外物一切舍；用大啬力，内私勿焚；用安般法，心息相依；用慈忍力，物我两忘，形神俱适。校《循吏传》。沐浴，心斋。(116)
诸如此类，在袁昶留给世人“素性慷直”“勇于直谏”的一般形象外，提供了有关其内心世界的隐秘信息，“学”与“政”缠绕一体相互为用的情形，殊堪体味。
袁昶遇难前作有《咏史》《幽愤》数章，脍炙人口，清末时已经结集流传。(117)《袁京卿日记》录有遗诗全文及自注，并对具体背景做有交代，从“知人论文”的角度说，这类记载无疑极其宝贵。作于六月十二日的《咏史》次章有句云：
漫长将成八月凶，既非横策又非纵。国书祈请三牛耳［发国电三，与俄、英、日本，云“请执牛耳，与各国排难解纷”之语］，尘拂驱除几马蜂［时相云：群夷大马蜂耳，蝇拂子驱之足矣］。(118)
所谓“国书”，即六月初七日（7月3日）清廷以光绪帝名义向俄、日、英发国电，请求调解，此举背后有袁昶策动之力。近代诗人夏敬观（1875—1953）曾经看到过《袁京卿日记》，并摘抄了其中的《上荣中堂略园书》，他点评此诗：“盖太常所陈书之宗旨，略园仍未了然，故诗中有‘既非横策又非纵’之句。”(119)又，六月初九日（7月5日）袁昶记出门拜客：“出后门，城西拐角，起楼橹，高与墙齐，架炮攻西什库。出顺治门，绕前门［久闭］……由东便门入齐化门，红巾处处有之，真亡国之兆。汉季以黄巾亡，元季以红巾亡，秕政感召一也。”(120)观此，则知《咏史》首章中“方略新奇古未闻，黄巾编入羽林军”一句，亦纪实之语。唯这些离本文题旨稍远，无法在此展开，附带一提，姑俟有心人留意。
(1) 翦伯赞：《义和团书目解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丛刊·义和团》）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初版，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影印再版，第560页。
(2) 孔祥吉：《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质疑》，《史学月刊》1991年第2期。文章收入氏著《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内容较前增补，本文引用据后一版本。
(3) 书中有一注：“这些都是袁昶庚子年间的日记。《乱》的日记时间从五月十六日至六月二十二日，《袁》的日记时间从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二十二日，《袁》虽然时间少十二天，但叙述要比《乱》详细。”参看陆玉芹：《穿越历史的忠奸之辨——庚子事变中“五大臣”被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225页，注1。按此处对《残稿》时间范围的说明，并不准确。
(4) 袁允橚等撰《太常袁公行略》，光绪三十一年（1905）石印本，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线普722667。按孔先生论文所利用版本，注“未刊稿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笔者疑“稿本”系“印本”之误。
(5) 叶昌炽日记庚子十月二十七日条记：“爽秋两子衰绖踵门来见，稽颡流涕，长子仲默，次子叔浑，英英露爽，谈次不忘家学，爽秋为不死矣。云藏书百余箱，当致命时，尽为乱军所劫，由内达外，门窗洞然。”（《缘督庐日记钞》，《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72页）可充旁证。
(6) 袁荣叜辑：《袁忠节公手札》，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九年（1940）石印本，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8辑，文海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袁荣叜跋》二，第145—146页。
(7) 关于《遗札》由来，袁荣叜作序交代：“右先父忠节公遗札四十通，乃昔年寄与敬孙宗伯（袁敬孙）而为文孙容舫（袁容舫）所珍藏者也。……先父生平治牍，率不起草，不尚雕琢，直抒胸臆，而准情入理，斐然成章。书法亦卓荦不群，寓迈径于超逸，久为当代书家所推许，零缣片纸，竞什袭而珍藏之。昔于施洛笙先生（施亦爵）及吕镜宇年丈（吕海寰）处见有巨册，允假影印，乃时方多故，人事参商，寒暑迭更，未偿斯愿。其他访寻所不及者，尤难殚数。抗战前曾向友人假得十余通，合诸家藏，承商务印书馆锓版印行，是为甲辑。其后于坊间收得历年写致先外舅沈思斋公之遗札三十通，装成一册，近承吴进思兄见示一册，乃昔年寄其尊人斋先生（吴式鉴）者，方拟合印而未果。今睹容舫所藏，尤堪珍视，其年代亦较早，因列此为乙辑，并合令弟安圃（袁樊）合资助印，摄影上石，以存手迹之真，而供大雅鉴赏，是固不肖孑余重负之一端也。中华民国三十有七年六月，季子荣叜谨识。”袁荣叜辑《袁忠节公遗札》，民国三十七年（1948）刊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编号：4023884。
(8) 《袁爽秋京卿日记》，抄本，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002329513。影印版见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学苑出版社，2006，第397—454页。
(9) 瑞安县修志委员会编：《瑞安县志稿·人物门》，民国二十七年（1938）铅印本。
(10) 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抄提要》，学苑出版社，2006，第389—390页。该条“提要”由李德龙撰写，将抄本作者误识为“杨绍庭”“杨绍唐”，不确。又介绍：“有关光绪朝外交的记录，包括一些与洋务运动有关的事宜。其中不少是清政府与各国交往的真实记录，如购买军械武器、中俄签订条约等大事，也有关于庚子年清兵与洋兵作战的一些情况。具有相当重要的资料价值。”按该日记只含庚子五、六月，与洋务运动、购买军械、中俄条约等，实无干涉。
(11) 宋慈抱：《黄绍箕传》，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第1146—1147页。
(12) 罗振常原著，周子美编：《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27页。
(13) 分见于五月三十日，六月初一、二十一日等条，《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399、400、448、450页。
(14) 《袁爽秋京卿日记》，民国三十年抄本，上海图书馆藏，索书号：线普长414867。此跋复载《顾廷龙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第72页。此抄本信息承李文杰提示。按跋中“某君朱笔校释”，其人不详，其文应指杨抄本正文行间不同于叶景葵笔迹的、字体稍显细瘦的小字校注，内容多为校正文句或注释人物；“某君为之注，照缘眉端”，即指黄绍箕批注。
(15) 参看沈津编著：《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73、174页。
(16) 民国时期，除了这两个抄本，《袁京卿日记》还有所流传。夏敬观《学山诗话》中便从该日记中直接摘抄了不少内容，并有说明：“右袁爽秋太常昶咏史诗，录自其《庚子日记》中，前一首六月初十日作，后一首十二日作。是月初五日记，载《上荣中堂（禄）略园书》云……”参见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33—35页。
(17) 孙延钊：《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载周立人、徐和雍编《孙延钊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第311页。
(18)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第758页。直至次年十一月宫廷自西安还京，黄绍箕奉张之洞派遣“赴保定迎銮”，方离鄂。见孙延钊：《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孙延钊集》，第313页。
(19) 陈伟欢整理：《黄绍箕友朋信札五通》，《收藏家》2011年第5期，第43页。
(20) 张：《阅袁爽秋日记遗稿》，俞雄选编《张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61页。“小竹”，林骏，瑞安士人。
(21) 孙延钊：《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孙延钊集》，第312页。按黄体芳、张之洞系同治二年同榜进士，同为清流“四谏”。黄绍箕早年受业于张，前妻亡故后，续娶张之洞兄张之渊之女。戊戌变法期间在京为张充“坐探”，系后者绝对信任之人。参看茅海建：《戊戌政变前后张之洞与京、津、沪的密电往来》，《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第184—191页。再，曹经沅另藏一批张之洞庚子手札，曾为黄濬所寓目，据其言：“南皮手札丛稿一帙，蘅所藏者。首页是诗稿……后有黄仲弢为拟致许竹筠、袁爽秋、樊云门、王廉生函稿，是仲弢手书，南皮涂改，皆庚子拳变时，致书此数人于京师乞其详告者”。（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张南皮手札丛稿”条，中华书局，2008，第112页）则其时张之洞函札多有黄绍箕拟稿者，而收信人包括袁昶在内。
(22)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60、763、768、769页。
(23) 《袁忠节公手札》附电摘要亦见于袁昶日记，最晚时间为六月二十日。（《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45页）这说明六月初二日后，袁昶仍有日记或电文抄呈张之洞。
(24) 庚子事变后不久三折即已在京师流传，如华学澜日记庚子十二月二十二日条有“饭后，鸾孙来，持来袁昶（爽）秋折稿三件”等语。参看《庚子日记》，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第141页。
(25) 《袁爽秋京卿请剿拳匪疏稿》，光绪二十六年（1900）活字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典藏号：X/917.8123/4042-1。
(26) 后翦伯赞从《太常袁公行略》中将三折及《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抽出合并，总题为《袁昶奏稿》，辑入《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155—168页。
(27) 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上册，凤凰出版社，2012，第246页。
(28) 高枬又谓“上海说京城事多影响”。参见《高枬日记》，《庚子记事》，第220页。
(29)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袁昶奏稿”条，中华书局，1998，第596页。
(30) 章梫：《一山文存》，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文海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第133—134页。清末任军机章京而熟悉掌故的许宝蘅记其事：“庚子年袁太常被祸后，其子将太常论拳事之草稿影印，分赠友朋，盖草而未上之稿。后章一山修清史太常传，自注谓‘遍检档案，不见有奏疏’是也。但应将原稿载入，而声明未及上，而被祸，则两得之。”（许恪儒整理：《巢云簃随笔·故闻拾慧录》，中华书局，2018，第45—46页）其以为奏稿固“草而未上”，但仍有录入传稿之价值。
(31) 袁荣叜辑：《袁忠节公手札》，第57页。
(32)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51页。
(33) 戴玄之：《许袁三疏真伪辨》，载氏著《义和团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第206页。
(34) 陆玉芹、李荣庆：《袁昶、许景澄庚子“三折”质疑》，《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
(35)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12页。
(36)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51页。
(37)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64页。
(38) 《致夫子大人函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袁忠节公手札》，第37页。王凝之（334—399），东晋时人，王羲之次子，任江州刺史、会稽内史。
(39) 孔祥吉：《义和团运动若干重要史实辨析》，载《晚清史探微》，第237页。
(40)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40页。
(41)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12页。按其最早刊本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嵩云书社刻本。
(42) 李超琼：《庚子传信录》，《义和团史料》上册，第209页。据编者说明系“未刊稿本”，又“遇太后、皇上等字样均提行，但不避‘仪’字，可知是庚子过后不久所写”。另据《合江李公紫璈年谱》（李超琼自编，杨葆光续编，清抄本），李超琼曾于光绪二十七年夏入京，其消息得自高树、高枬兄弟者为多。此条史料承陈晓平提供。
(43)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44页。
(44) 《恽毓鼎庚子日记》，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册，中华书局，1964，第50页。按恽著《崇陵传信录》较日记补加一段：“嗣乃知二十夜三鼓，江苏粮道罗某其子扣荣相门，云有机密事告急，既见，以四条进，荣相绕屋行，旁皇终夜，黎明遽进御，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其实某官轻信何人之言，各国无是说也。故二十五日宣战诏，不及此事。”《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49页。
(45) 《邹嘉来致□□□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69页。此件原注“总理衙门章京邹紫东礼部五月二十二日来信”。邹嘉来，江苏吴县人，总署章京。此件原系邹致某氏函，由该氏摘录其中一段呈示盛宣怀。
(46)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亥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70页。按“两宫不允，决计开仗”八字，系编者据上图底本补足。《李文忠公全集》未录，或原编者以盛电有忌讳内容，故将此段刻意删除。
(47) 《德州巢委员来电》，庚子六月初三日亥刻发，初六日未刻到，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79册，大象出版社，2014，第664页。此条史料系马忠文先生最先使用。
(48) 《袁京卿日记》六月初十日条记李鸿章事，袁昶按语谓：“必是合肥先有电与维德，公父子均昵于俄，故为之尽力，观后长顺电可知。”《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21页。“由观后长顺电可知”一语，可知袁氏按语多由日后补记。
(49) 《高枬日记》，《庚子记事》，第156页。六月间，许景澄致函张之洞提及罗嘉杰事：“自五月望后，遂有焚杀京城教堂之变。至二十日，荣相得江苏粮道罗家（嘉）杰密称闻洋人将要求四事，此函遽以进呈，于是抚团攻洋之议遂决。”（《许竹筼致张文襄之洞函》（抄件），庚子六月二十三日，《张之洞等函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487，转引自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第262页）所言进呈者为“函”，亦非照会。
(50) 指《崇陵传信录》——引者注
(51) 林华国：《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第121页。陈晓平指出罗嘉杰在五月十八至二十九日，因负责押运在天津办理漕粮，基本不具备向荣禄提供“照会”的条件，所谓“归政照会”极可能是他在庚子年正月底（而非五月）向荣禄送交的一份非正式密报的变体。参其《庚子年“假照会”事与罗嘉杰无关》，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5497989/，最后浏览日期：2012年5月25日。
(52) 林华国：《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第121页，注释1。
(53) 章梫断定“海内传诵袁氏三折”为不实，即曾引起袁氏后人不满。据章乃羹《清翰林院检讨学部左丞宁海章先生行状》：“先生在史馆遍稽档案……因删三折不录，袁氏子姓深非之。先生曰：三忠及难，必有其因，三折或拟而不上。至于史，当根事直书，否则不足以成信史。”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第1246页。
(54) 戴玄之：《许袁三疏真伪辩》，《义和团研究》，第213—214页。
(55) 袁荣叜辑：《袁忠节公手札》，第55页。
(56) 袁荣叜辑：《袁忠节公手札》，袁荣叜跋一，第144页。
(57) 袁荣叜辑：《袁忠节公手札》，李家驹跋，第136页。
(58)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37页。
(59) 《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袁昶奏稿》，《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158页。
(60) 《致京许竹筼》两通、《致京袁爽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九、十一、十二日，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7965、7966、7967页。
(61) 《高枬日记》，《庚子记事》，第146页。“王夔公”，王文韶；“董”，董福祥。
(62)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第141页。
(63) 佚名：《综论义和团》，《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65—166页。
(64) 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外交史料编纂处，1933年，第4页。
(65)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2、133、134、136、144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第599、602页。
(66) 《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4页。
(67)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38页。
(68) 《着徐桐等与奕劻载漪并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事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04页。
(69) 孔祥吉：《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
(70)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15页。有关军务处记载，并见龙顾山人（郭则沄）《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44页；胡思敬《驴背集》，《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503页；《综论义和团》，《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66页。
(71)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38页。
(72) 《致奎俊札（一）》（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第405—406页。
(73)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12页。
(74) 《致夫子大人函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袁荣叜辑：《袁忠节公手札》，第29—30页。
(75)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38页。
(76) 费德保：《庚子北京避乱记》（稿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索书号4022244。
(77)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18页。
(78)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07—412页。
(79)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05页。
(80)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14页。
(81) 《致俄国国书》《致日本国书》《致英国国书》，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28—229页。
(82)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上册，第61页。按郭则沄之父郭曾忻（1855—1928），庚子时为领班军机章京。
(83)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12页。
(84) 《盛宣怀上宁督署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408页。又《袁京卿日记》六月初九日记：“筼兄值日晤略相、夔相，电粤李相、上海道，照会粤、沪领事，属电本国，勿阻我与外部商事之电。上意主速行成，以息事宁人，慈圣劫于诸王贝勒之议，未有所决。”（《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25页）据此，除致国电外，许景澄建议荣禄、王文韶，拟致驻粤、沪外国领事照会以促和谈，事阻于“诸王贝勒”。
(85)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01页。
(86)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15—416页。
(87) 《江西道监察御史郑炳麟奏事机危迫请饬城内各军将洋弁克期扫荡而安商民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357页。
(88) 《军机处奉电旨着李鸿章仍遵前旨迅速来京毋稍刻延》《李鸿章奉电旨着令迅速来京由陆路兼程北上并报启程日期》，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初十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册，第304、362页。
(89)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14页。
(90)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25页。
(91) 王其榘辑：《有关义和团上谕》，《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29页。
(92)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劻等给各国使臣照会》，《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5—326页。查原档未具日期，有注云：“见面带上，带下存堂，次日堂改后，照缮信函一件寄窦纳乐，由堂交。”《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册，第518—519页。可确知此照会前一日已经慈禧太后批准。金四喜事，并见［英］普特南·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100页；佚名《荣相国事实记略》，《近代史资料》总5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42页。
(93) 《致奎俊札（一）》，《荣禄存札》，第405页。
(94)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32—433页。
(95) 《寄袁中丞》，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中华书局，1959，第2575—2576页。
(96)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45—446页。
(97)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6，第136页。
(98)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6—329页。
(99) 同日并记：“夔相嘱起草致伍使电，致袁慰廷中丞处［六百里加紧］，电发又照会俄、日、英、美、法、德六使，分告国书电（前发），亦祗属六使电达外部。”《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53页。
(100)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50页。
(101) ［美］萨拉·康格：《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沈春蕾等译，南京出版社，2006，第110页。
(102)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9月20日于北京），《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丁名楠、余绳武校，中华书局，1980，第106页。
(103) 佚名：《荣相国事实记略》，《近代史资料》总56号，第42页。
(104)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52页。
(105)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52—453页。
(106) 《高枬日记》，《庚子记事》，第158页。
(107) 王步瀛编：《赵慎斋年谱》，《义和团史料》下册，第754页。
(108)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33页。毓贤，时为山西巡抚。
(109)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51—452页。
(110) 荣禄劝止西幸事，并参看高枬六月二十一日记：“内寺叫车，一车先交五十两，已叫八十余。董曰：老佛爷往东，奴才即往西。……昨日宫内哄者，以闻津警，将西行。荣相恳止曰：出去更险。”见《高枬日记》，《庚子记事》，第155页。
(111)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50页。“竹隐”，即“竹筼”，许景澄；“荫相”，徐桐。
(112) 《着五台山僧人普济御击到津敌船事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81页。按五台山僧普济，当时文献又作“普静”“普净”，见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17页；高树《金銮琐记》，《义和团史料》下册，第730页。普济历史上实有其人，相关背景情况参看王见川：《清末民初五台山的普济及其教团》，《圆光佛学学报》（台湾）第9期，2004。
(113) 继昌：《拳变纪略》，《义和团史料》下册，第560页。
(114)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53—454页。“高阳孙文正”，孙承宗（1563—1638），直隶高阳人，晚明名臣，自请督师蓟辽以抗清兵。
(115)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电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45—446页。
(116) 以上三条见于《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13—414、428、434页。
(117) 《袁忠节公遗诗》，上海时中书局，宣统元年（1909）铅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典藏号：X/5531.2/4333。
(118)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19、429、436—440页。
(119) 夏敬观：《学山诗话》，《民国诗话丛编》第3册，第34页。
(120) 《袁京卿日记》，《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第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