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建策的意义与限度——从两件新史料来看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1900年6月23日），盛宣怀在上海分别致电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明确提出中外互保的办法，即“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47)。至迟不晚于次日午前，刘坤一、张之洞已复电允肯，授命上海道余联沅（1845—1901）出面与各国驻沪领事议约，并指令盛宣怀“帮同与议，指授沪道”(48)。盛、余合作拟议了有关“东南互保”两个核心文件——《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与《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49)但是，由于章程中包含了多款限制外国在华军事行动的条目，在五月三十日（6月26日）中外代表正式会议时，各国领事对此“驳论多端”，均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带有“自我约束”性质的协议。当天中外会议没有形成正式结果。(50)所以，关于互保章程也就不存在“议定”“订立”或“正式签署”一说。后来，有关“东南互保”的交涉其实经历了由“签约”向“换文”的转换，也就是说，不以契约形式将章程法律化，转而通过中外互换照会确立某些和平性质的原则。(51)
与之同时，郑观应正紧锣密鼓地操作着“换旗”事宜。尚无证据表明，郑观应直接“启发”了盛宣怀倡议“东南互保”，不过，他还是在第一时间得知了盛宣怀奉命草拟保护章程的消息。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致函盛宣怀谓：
上海市面惊惶，督办今日所议各节，友人争欲先睹，可否钞示。(52)
郑观应意欲援引“所议各节”章程款目，目的在平抑商情、保护商利，诚如论者指出：“郑观应在盛宣怀亲信中主要发挥的是经济方面的作用，而非政治领域。”(53)既然函请盛宣怀“钞示”章程条文，亦可侧面证明郑本人并未深度介入“互保”交涉的具体进程。
七月以后，英军登陆上海事件的发生，有将近三千人规模的英国军队开进租界，这对形成不久的“互保”局面带来不小的冲击，也在当时社会引起新一轮的恐慌。英国领事要求上海地方当局发布告示，使中国人确信：“他们登陆只是为了防守租界。”(54)出于在商言商的立场，郑观应对时局走向仍抱有犹疑，故坚持贯彻“换旗”主张。他转述某位轮船主的话说：
今早“江孚”船主云，各领事与东南督抚所定之约，今不可靠。现在长江各省纷纷募兵，兵无纪律。各国兵船日多一日，如有兵匪与外人为难，水师提督随时可以决裂。如一决裂，本局之船不能换旗，正合彼运兵之用，等语。(55)
以郑观应为代表的上海绅商群体，无疑是“东南互保”得以成立的有力支持者。事变以来，他时刻关切北方局势的变化，不愿战火蔓延，波及东南，希望能为清室保存、中国更新留一片干净土；他颇留意在华外国人的安全，尤其“各国公使出京”与否，关系到将来的“收束”问题。(56)至于参与中国国会的行为，也体现鲜明的地方意识，且带有“相当的政治冒险性”，有论者认为“郑观应是在对内幕有一定程度了解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国会”，但并无证据表明“他曾涉足自立军的活动”；也有谓“郑观应应该是中国国会中比较积极的参与者、组织者”，其当时所期待者，在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57)那么，他的政治取向究竟如何？如果将其归入趋新、趋变一路，又“新”至何种程度，欲“变”者为何？由于史料不足，讨论郑观应与中国国会的关系存在着困难，马勇即认为“这一过程的复原与重建几乎不可能”。不过，笔者还是发现与此问题直接相关联的若干史料，或可帮助我们更深一层理解郑观应当时的心态。
其一，郑观应致盛宣怀函，作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7月10日），文录下：
敬肃者：顷西报云，德调兵八千来华，已有四千起行；美派兵六千，在小吕宋以备在华之提督调遣；英准调印兵一万七千，今又加炮马队一千六百；昨闻英已允日本兵饷，请其先派兵二万五千入京。翘首北方，必有一场大战，情形不堪设想，东南大帅虽已联络自守疆土，似宜设一公共政府，以期联为一气，为将来与外人讲和地步。未知有当高深否？敬请钧安。官应谨上。十四日。(58)
按，随着华北战事升级，列强纷纷调援兵来华，日本政府为实现大规模出兵，展开一系列旨在与欧美列强协调的外交活动，最终英国同意向日本对华增兵提供一百万英镑的财政支持(59)，此即函内所谓“英已允日本兵饷”。而随着第五师团开赴天津，日本军在华人员总数超过两万两千人，一跃为在中国战场数量最多的外国军队。(60)在得到军情吃紧的消息后，郑观应做出北方“必有一场大战”的悲观估计，也鉴于北京政府已失信于中外，建议东南督抚在“互保”基础上更进一步，除了自外于北方战事，更希望联合一气，成立一“公共政府”，从而在外交上有所作为。
六月十一、十二日（7月7—8日）《中外日报》刊发以《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为题的“论说”，指出“八国之兵，毁一国之都，而国亡，而政府倒”，国民沦为“无国无主之民”，“故今日策保东南者，不可不自立代政之体，而立国会者此也”，具体方案为“七省督抚立公共政府，布设国宪，……乘此划分南北而图自立，则舍国会之外无有亟于此者”。(61)约半个月后，中国国会在上海成立，容闳、严复分任正副会长。据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在七月初四日（7月29日）第二次会议上，除确定会计、书记外，并“定掌干事者十人：郑陶斋、唐佛尘、沈小沂、汪穰卿、汪剑斋、丁叔雅、吴彦复、赵仲宣、胡仲翼、孙仲愚”(62)。郑观应与汪康年、唐才常等同在干事之列，而且为该团体领导成员中唯一明显具有商人身份的人。
郑观应在盛宣怀幕中主要发挥的固然是“经济方面的作用”，但面临危机之际，往往有出位之思。前揭函文主张“设一公共政府，以期联为一气，为将来与外人讲和地步”，无疑已具有极强的政治意味。细察国会宗旨所在：“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63)两者并看，实有不少延续与相通处。同时期，中国国会会长容闳也曾致电张之洞：“劝其联合长江各省，召集国中贤俊，设立类似国会之保国会，成中国独立政府，与八国议善后事宜。”(64)其立意与郑观应极为接近。唯须指明的是，不论设立“公共政府”，或者参与“中国国会”，在郑观应的政治设想中，仍以存续清室为不容置疑的前提。易惠莉已经指出：“尽管郑观应及其他上海绅商在世纪之交已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民权等近代观念意识，然传统的观念意识仍在起着主宰作用，尤其是在‘忠孝’的观念上，绅商们毫无离经叛道之意。”(65)在中国国会内部，郑观应并非核心人物。如熟悉内情的日本人井上雅二（1876—1947）所见，“郑观应等没有影响”。(66)而国会除公开发表者外，尚有“真正宗旨”十二条，主要内容有“废除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保全中外利益，使人民进化”，这是“极为秘密的，会员很多人不知道”。(67)
其二，郑观应署名上李鸿章陈情书。庚子事变作，两广总督李鸿章奉旨内召，但迟未动身，直至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始航海北上，二十五日抵上海，又停留观望近两月，八月二十一日（9月14日）方就道入京，收拾战后残局。(68)李鸿章此番离粤北上，并未得到俄国以外多数国家的支持，其中尤以英国人反对最力，故入沪前后均受冷遇。(69)这一点在郑观应致盛宣怀的禀函中也可得到旁证：
顷阅粤局来电，傅相有小队约百余人至二百人，廿一日由“富顺”来沪。请督办即电咨傅相，询准英领事方可来，因“富顺”挂英旗，且租界向例，不能驻华兵云。(70)
六月二十七日（7月23日），即李鸿章到沪后第三日，以招商局总办郑观应为首的沪上维新名士十四人联署陈情书，文录下：
某某等谨上书于宫太傅伯中堂阁下：窃经团匪扰乱以来，将近两月，北方困于兵灾，南方惑于谣言，燎原巨祸，已迫眉睫。尚幸中西之交状未十分决裂，草野之间不至同时窃发者，则以两粤要地，有中堂坐镇其间，德能及远，威足制奸，而此外各江、鄂各督抚又复智周中外，于交邻保境之道，皆能妥为应付耳。
然北方乱匪，倘使久不平定，则东南伏莽难保不闻声响应，是欲保艾东南，仍在戡清乱。乃两月以来，各国派兵遣舰，时有所闻，而各省愿独瞠乎其后，其由政府所派出各军，则又系从逆之乱兵匪党，事之爪牙，以致凶焰日炽，消息日恶，各国之派兵来华者，亦复日增一日。倘西师云集以后，用其兵力剿平匪类，则市德于我，有挟而求，其要索情形，必有不堪言状，此不知我政府将何以应之？至保护长江之约，虽由中西官协舞签字，然各国之所以意此约者，不过因兵力未厚，不暇南顾耳。倘此事顺手，则得寸进尺之念，何国蔑有？其时毁弃前约，惟力是视，不知我疆臣又将何以应之？
此所以欲安社稷，必须速缓客兵，欲缓客兵，即在自剿北匪。近尝采诸各国舆论，咸以此乱事倘由中国自行剿平，则交涉各事，当可和平办理云云。可见我若能自行将北匪速行剿洗，未始不可望大局转机。惟剿今日之团匪，较诸寻常剿匪之事，难易不同，非将叠次，分别其伪，则不能剿；非实有可用之将、得力之兵，则虽剿而无功。此某等所以虽日盼有勤王之师、剿匪之举，又深虑统率之非其人，或致无益而有害也。侧闻中堂谊切君国，遵诏北上，则大局安危，中外属望，全属于中堂一人。凡进止迟速之间，定倾横危之策，想必有成竹在胸，非某等所能窥测。惟是今日之团匪，非用痛剿一策，更无翰法，非勋高望重、应膺艰巨为中堂，不能周知利害。拟请会商各督抚，速行遴派劲兵，协筹饷项，并公举统兵大臣一人，率以北上。一面将津京团匪痛行剿洗，其有助匪为乱之将弁，一律诛戮；一面即电致各国，劝其不必续行派兵，以免猜嫌。并告以痛剿团匪之举，即与各国和好甚敦之证，团匪荡平之日，即与各公使坛坫重集之时。庶东西洋观所既餍，而大局始有转机。
再，惟某等尚有虑者，现在匪党遍布宫禁城厢，内外半系乱兵，万一西师猝入，彼党计穷，与二三贼臣谋拥两宫西走山陕，则大局愈不可为。若能于勤王诸将中择一明干精警而又稍习京朝情形者，令统一大队，驻守西道，以防贼众狡谋，亦一要着。又为统兵大臣北上剿匪之时，或有不顾国家、不明大局之贼臣，捏造诏旨，力行阻挠，则宜徇中外人心、地球公论，亟行奏请正法，以免有误大局。
总之朝命不当违，而非出自两宫之圣裁，则不得视为朝命；臣节不可亏，而不奉贼臣之矫诏，则不谓有亏臣节。以中堂之公忠体国，必能以国事为重，生死利害犹不遑计，岂有慎此疑似之小节乎？然封疆大臣中，恐有不免介于此者，请中堂为诸公剀切辩别之，俾知不奉逆命即所以默体圣意，剿义团匪即所以保我大清国，协力同心，共靖国难，则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某等目击时艰，同深载奋，因敢效其款款之愚，伏祈垂察施行，不胜急切胜祷之至！(71)
此类以在上位者为目标，带有强烈干政性质的书面建言，对于郑观应来说，并非是第一次。近有学者重新检讨郑观应与甲午年（1894）孙中山《上李傅相书》的幕后关系以及其人在兴中会早期历史中的地位，指出“郑观应绝非普通商人”，个性为人中具有“好奇计”“对军事冒险活动极有兴趣”的特质。(72)郑观应的思想构成向称驳杂，对自身政治理念的表述亦屡经改写，并非可以一时一地衡之。如果要对他的言论有所理解与评估，较佳途径仍应是尽量放回“语境”中来观察。前揭联名陈情书，上达时间尚在中国国会成立之前。“互保”业已达成，而郑观应等人尚不以此局面为满足，意欲在“保护长江之约”之上，兼顾北方局势，故提出“欲安社稷，必须速缓客兵，欲缓客兵，即在自剿北匪”。
按当时海内舆论，对“东南互保”毁誉参半，誉之者姑且不论，毁之者，“一则称为不遵朝命，斥为海外叛臣；一则称为坐视叛逆挟制朝廷，而不声罪致讨，斥为雌伏东南作壁上观”(73)。前一股声音尚不构成舆论的主流，更值得注意的是后一种严厉的批评。如《中外日报》尝检讨“东南安宴之非”，便称“与外人立约互保，以保境宁人”只不过是保守自利的做法，即“一时权宜之计”，为全局“长久”计，则不可恃。(74)事实上，这种批评恰以承认“东南互保”为前提，鲜明反对排外，视义和团为“匪类”，其锋芒所向直指满洲权贵主持的北方政府，其不满者，正在于主持“互保”的地方督抚“徒恃成约”而图苟安，不欲或不敢剿拳匪、劾政府、拥光绪复辟。六月十四日（7月12日），《中外日报》发表《固南援北策》一文，公然指出：
拳匪之扰也，互保之立约也，中国不能不南北分疆，而离立乃自然之势，亦必然之理也。惟是欲固南疆必先外纾党禁，内集民守，公布新政，而后可图自立之有基。然不乘此东西大兵尚未云集之时，提劲旅以北援，而外助邻战，内讨国贼，则亦未能树独立之义声也，此固南亦当以援北为先。(75)
《中外日报》的主办人汪康年，也是上李鸿章陈情书的联署人之一。他后来承认：“李傅相至申，则合同志上书，请即率兵入都，以剿匪为议和之根本。”(76)在郑、汪诸“同志”看来，“援北”的当务之急在于“自剿北匪”，而当时有资历、有能力可为统兵大臣者，非“勋高望重”如李鸿章莫属，故陈请率兵北上，一面将津京义和团“痛行剿洗”，一面“电致各国，劝其不必续行派兵”。(77)尤有进者，勤王之师除了“剿团匪”，更要防止“二三贼臣谋拥两宫西走山陕”，其实际指向，即排斥朝中主张亲拳、排外之权贵王大臣。郑观应等人将“两宫之圣裁”与“贼臣之矫诏”相区隔，以此为出师勤王提供合法性，而同样的论证逻辑，在“东南互保”发动之际，也早已为盛宣怀所使用。(78)《中外日报》上论说，暗示今日之事“非有绝大布置，非常权变，则不足保太平，御奇祸，而所谓保境恤民者，亦几成虚语矣”(79)，所蕴涵的内容，除了要求东南省份独立于北方而自立，还包括北上剿匪、迎銮南下。廖梅指出：“以《中外日报》为代表的东南士绅眼中，这只是一种非常局势下的权变，其内心仍无法摆脱与北方和光绪帝的联系。”(80)而就郑观应因应时局的总体考量而言，“保境恤民”是基础，“北上剿匪”是急务，“勤王”或曰“迎跸”则是目标，后二者实已入“绝大布置”的范围。
沪上持“勤王”观念者，常注意自我设限，也讲求言说策略——“既曰勤王，便实宜尊王，名为讨逆，方不至从逆”(81)。但即便如此，对于奉旨内召的李鸿章来说，仍多有其不敢触碰的政治禁忌。对于联名陈情，李的反应是嘲笑“乳臭小儿，焉可置喙国家大事，不知天高地厚，简直岂有此理”(82)。据事后汪康年对井上雅二透露：
李鸿章对我们通过郑观应提出的条件与形势对策尚未予答复。同时叱责郑观应不该说出那样的话。看来李鸿章几乎没有打算，实际上似要按照西太后的回电才能做出决定。(83)
郑观应在联署、呈递陈情书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也是沪上士人群体与李鸿章直接沟通的重要一环，但官、绅之间仍有不可逾越的观念鸿沟，其说未见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