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权在日活动的实相
庚子事变发生后，张之洞动用既有的各种渠道，为东南互保、停战议和等重要交涉，积极与日本政府沟通，在“代朝廷连续邦交”的名义下，二者的政治联结进一步紧密化。与此同时，湖北一省派往日本的军政官员也处在活跃状态，他们的行动构成了张之洞对日立体外交的另外一面。前揭孔祥吉论文谓，在义和团兴起的“非常敏感时刻”，“张之洞背着朝廷所派出的一个由自己长子率领的军事考察团赴日活动”，其后湖北学生监督钱恂“经过与张权仔细商议之后，向日方提出成立新政府的建议”。事实上，这一群体以往极少为研究者所注意，对他们的实际作为更缺少必要的了解。可以说是孔祥吉先生把这群人带进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并迫使我们用研究性的眼光打量这一群历史人物。
先从张之洞的儿子张权(7)说起。
张权赴日一行的目的为何？这是一个首先必须澄清的问题。《张之洞全集》存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张之洞致鹿传霖一函，文录下：
儿子权签分户部，即日日驱车入署，伏案点稿，亦须十五六年方能补缺。时势日艰，年力已过，即使吏事娴熟，亦于时局无关，况鹜行纸尾，并无吏事之可学乎？且每年须赔贴资费千余金，此数十年之费，拙力岂能供之？是以令其在外历练世事，或可稍裨实学。……方今洋务最为当务之急，故拟令其至海外一游，或可开扩胸襟，增益不能。然自行出洋，诸多未便。执事现领南洋，欲恳赐给一公牍，派其至东洋、西洋各国游历，考究武备、水师、陆师各事宜，学校章程及农工商务等事。声明该员自备资斧，不领薪水，但须咨明总署及东洋、西洋、俄、美各国出使大臣备案，庶到彼得以博览考求，不致为人所拒耳。此举于公事毫无干涉，于他人毫无妨碍，想可行也。(8)
按张权为戊戌科进士，其时中式未久，张之洞派儿子出洋，意在令其“历练世事”“稍裨实学”，当然更有为其仕途发展考虑的原因，当初计划考察的对象，也不止日本一地，包括东西洋各国。虽然是自费出国，怕师出无名，张之洞还特别关照事先领取南洋大臣公牍，并咨明总署备案，完全看不出有什么“秘密外交”的痕迹。而张权赴东洋游历一行，当时的驻日公使李盛铎（1859—1934）早已事先知情，并受到张之洞的托付。张权到日本后，就住宿在使馆之内，李盛铎对其形迹无不了然，“背着朝廷”也无从说起。(9)
与张权同期赴日者，还有湖北省派出的游历人员包括吴元恺、张彪等将官六名、派充哨官之武备学生六名、两湖书院学生六名，游学人员包括两湖书院学生两名、工艺局学生一名，(10)此前短期回国的湖北学生监督钱恂（1854—1927）也一道随行。(11)一行人于本年四月初四日（5月2日）由武昌启程，在上海稍停数日后，十四日（5月12日）起航东渡。(12)张之洞酝酿其子东游事约在庚子年初，而张权抵达日本时不过5月中旬。据宇都宫太郎日记5月18日条记：“张之洞之子张权昨日来朝，寓于该国公使馆内。”(13)其时义和团事变尚未发生。如谓张之洞蓄谋异动，除非其长有天眼，早早预派张权赴日卧底。就现在所见材料看，事变期间湖北在日所办事项全由钱恂一手经理，张之洞直接向其发出指示，未见有张权插手的证据（详下文）。这倒可以侧面印证张之洞说过的“此举（指张权赴日）于公事毫无所涉，于他人毫无妨碍”的话。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张权在日本期间的具体活动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所谓钱、张商议后，向日方提议成立新政府，只是一个大胆的设想。
不过通过日本人记录，我们却可以找到张权活动的蛛丝马迹。1900年6月9日，张权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学习院院长、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1863—1904）的日记里，记录只有很简单的几个字：“张权、冯闇模（清朝驻东京公使馆翻译）为来朝事来访。”(14)这是张权刚刚抵达东京不久，对近卫笃麿进行礼节性的拜访。故交之子来日，近卫自然不会怠慢，6月27日，他专门设宴为张权接风洗尘，当天日记云：
午后四时赴红叶馆，为招待张权等人设宴，来会者榎本子、岛津伯等七十余人。除张权、钱恂外，翻译官罗庚龄、冯闇模等来。坐定后，余率先致辞，张氏答谢［中西（正树）、罗（庚龄）两人为翻译］。宾主尽欢，十时散去。目下虽值战乱之际，张氏受此厚遇显露大悦之色。(15)
但是，不到一个月，当张权在日记中再次出现，近卫笃麿的观感却已经急转直下。7月17日记：
关于张厚琨事，为听取张权意见，昨日召唤，而张权未至，本日仅遣冯闇模送信辞谢，真无礼至极。因此对冯言，张香帅将厚琨留学中万事托付余，余于教育上必要之事无不力行，不敢稍有踌躇。但自张权来日，厚琨行为失检，时常旷废课业，擅离寄宿，原来习熟之规律作息屡遭搅扰，此皆其父之咎。至休假时期，厚琨与其父同居一节，余断不同意。又游泳为课业必要之事，如必须同行，不容推诿。……余又招来钱恂、荻村（锦太），令中西（正树）居间翻译，将对冯所言反复申说，若张香帅对余不予信任，尽可将委托之事断然解除。张权虽为厚琨之父，然决不容许妨碍其子教育。并嘱将此意向张权尽述。钱恂唯唯而已，料知此人身居中间，当十分难处。
近卫笃麿对张权印象不佳，从日记中看大概有两个原因：首先，张权任性从事、不拘礼节的名士做派，不为出身贵族、等级意识浓厚且严于规范的近卫所喜；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层，或许正是基于个性的观念差异，导致两人在张厚琨教育问题上发生直接冲突。近卫认为张权来日适足败事，给儿子做了一个坏榜样。当天面见钱恂发泄一通后，仍余怒未消，又致信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同时为东亚同文会会员），专谈张权“妨碍其子教育”之事，声言“如此愚物可令其早日归国矣”，愤愤之情溢于文字。(16)张权在东京显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近卫日记对张权的描述似乎过于负面，而且日文史料提供的记录终究只是单方面的。所幸近卫笃麿史料中保留了大量与之交往的中国人的书函，其中收有张权致近卫的三通手书，而写作时间正与前引日记吻合，内容上亦可相互印证。第一函作于7月15日，文录下：
近卫公爵台下：……现届休业闲暇，无功课之时，欲令小儿暂住弟处，可否？再，游泳之行，闻学生中不去者甚多，弟在此住无几时，不知小儿亦可援例不往否？此二事，可行则行，可止则止，统俟钧复，以便遵行。敬上。张权。(17)
张权向近卫笃麿提出两项请求：一则张厚琨暑假时离校与其同住，二则免修赴外地的游泳训练。近卫邀其再次面谈，张权又借故不往，仅仅托人“代面”，同日送去一便函：
日前在念劬楼上谈两时许，已经头晕心翻，腰酸背痛，几乎作恶。再来一次，实不能堪。故不得不谨避之。仍请越甫兄前来代面。越甫明白和平，胜弟自来万倍。诸君当亦以为然也。(18)
这在张权看来，或许不过是为抽暇成全家庭小聚的一桩乐事，无足轻重，也无可厚非；而之于近卫笃麿，则加深了原有的恶感，厚琨“行为失检”明显为其父纵容的罪过，张权召而不来更是“无礼”的十足表现。当近卫通过冯闇模、钱恂等人流露出反感情绪，并对张权提出警告时，后者“直率”“狂戆”的公子气却又一次发作起来，7月17日又去一函，言语间掩不住许多锋芒：
近卫公爵及在座诸君：弟性直率，不耐繁细，且此来本为闲游，疏散尚且不足，何暇预此等事，自苦乃尔。即日前所请于近卫公之事，可则可，否则否，一言而决耳，亦无烦赘辞也。诸事有钱监督在，告之胜于告弟万万也。如谓清谈，则久愿闻近卫公之绪论，第不敢请耳。近卫公苟幸赐教，则愿俟诸异日，以身伏前，敬聆珠玉也。乏驾之马，不受戆鞠，狂戆之性，未闻道德，此语正复相类。尚祈诸公见原为祷。敬上。张权顿首。(19)
至此，在张厚琨的教育问题上，张权和近卫笃麿的矛盾已经表面化。在与日本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张权明显表现出“不耐”，对于近卫笃麿这样位高势重的大人物，甚至不愿有直接的接触。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直接受张之洞遥控、带领军事团队在日从事“特殊的外交活动”的代表所应有的表现。
关键的问题仍在于搞清楚张之洞的真实想法，他对于自己的儿子在日所为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十分幸运，笔者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张之洞档案中检出一件致张权、张厚琨的电稿，此电六月十九日（7月15日）发，寄钱恂转交，电文录下：
寄张权、张厚琨电，祈译出转发。文曰：权用费每月给四百元，足用否？与念劬酌之。闻厚琨旷课太多，务遵学规，惜光阴，期早成。琨用务须节费，方合学生章程，东方贵胄皆节省，我当效之，免为人讥，非我惜费也。应月给若干，交何处，请念劬与校长商定。权儿在彼能相安否？务速电禀。壶。啸。(20)
张之洞似乎对孙子最近在学业方面的荒废已有所耳闻，而个性强烈的张权在日本能否“相安”也是他挂心的问题；电文同时表明张之洞对钱恂的高度信任，儿孙在日起居、学习一切事宜均交其操办，前引张权致近卫信中所言“诸事有钱监督在”，看来不是托词。
张权在日本的“闲游”显然并不舒心，而且时间也很短。在他到日差不多一个月后，张之洞就已开始考虑其回国的事情了。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致钱恂电云：
闻内有电令各驻使酌回，李星使已接到否？如有酌字，如何办法，武官可即令回鄂，余生能留最好，酌办。小儿、小孙应如何？假如李使回国，阁下经手事众，能暂缓数旬否，并酌复。(21)
查此电背景，大沽炮台中外开衅后，总理衙门照会在京各国公使，限令二十四小时内离京赴津，同时知会驻外公使，“尊处行止可相机酌办”。(22)这一指示引起各驻外公使的高度紧张，徘徊留走之间，一时进退失据，不过来电语意含混，另一方面也为引申解释提供了余地。张之洞、刘坤一等就曾暗示各公使，可利用总理衙门电文中“酌”字，“暂留各国以通声气而知外情”，为日后预留地步。(23)驻日使馆经过暂时的混乱，很快稳定下来，选择继续留守。(24)张之洞召张权回国，也是为应付非常状况的无奈之举。论道理，一旦中外决裂，驻外使节下旗归国，出洋游历的地方大员子嗣无论如何也不应滞留海外。况且，当时张之洞正为“东南互保”倾注心力，其本心无意与朝廷立异，但被形势逼到一个敏感位置，其子又在一个敏感时期出洋，极易招惹是非议论。虽然驻日公使李盛铎仍旧坚守岗位，但为避嫌起见，张之洞还是坚持要把儿子从日本召回，这其实也是出于公、私领域有所区分的意识。
近卫笃麿在8月16日记道：
荻村锦太来，将钱恂书信示知，言张总督已就召回张权、张厚琨事三度来电［北清事变若终了，厚琨将再度赴日留学］，但未解释其意指所在，决定向钱恂面询理由。午后，荻村、钱恂来。钱恂再三解释此事另有他因，决非前日张权遭院长叱责所致。余言留学中途遽然回国，诚为可惜之事，此不必论矣。余率先吐露其实，今华北战事，日军行动较之各国尤为活跃，南清因此生发种种疑念，并有非难张制台将子孙留日为质，而与日本暗通款曲者，为制止该种言论，故有将张权父子召回之必要。钱恂言，此说不尽然，待北清事定，对日诸多疑念必然冰释，总督并无此类疑念，因安抚其他顽迷者流而不得已为之。(25)
就近卫笃麿的感情好恶而言，张之洞召回张权适中其下怀，但此事背景蹊跷，引起了他的怀疑。如果因为这一波折影响到中日关系以及清朝官绅对日观感，则为近卫所不乐见，而原被寄予厚望的张厚琨被迫中途辍学，随同父亲返国，更让他倍感惋惜。
起初，张之洞仅拟召回张权，张厚琨则仍以“游学生”身份暂留日本。(26)但最终结果是张权父子结伴同回。(27)张之洞也意识到此事可能引起日人猜忌，想方设法予以澄清，故于八月初四日（8月28日），向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去电解释：
儿孙辈回鄂，因此间学制革工数人回鄂，俱患脚肿，家人悬念，盼归。七月即屡电促归，适小儿赴江岛，小孙随师避暑学游泳，近始回东京故目前始行。大约事定天凉后，小孙拟仍东游，成城学校诸生现仍令留东也。(28)
电文中辩称儿孙回国，只因在外水土不服，“家人悬念”而已，这当然只是托词。至于真正的原因，同一日张之洞致钱恂的电报一语道破：“权、琨令归者，恐拳党之谮，不得已也。”(29)无所谓“放弃独立称王之念头”，张之洞召其儿孙回华，只是为了避嫌。经屡次电催促，最终张权偕张厚琨于8月29日踏上回国之旅。(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