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误国之忠臣”？
当李秉衡北上勤王之际，于荫霖长子于筠厚前往扬州送行。根据他的回忆，我们可以略窥李氏较少为他人道的心曲：
吾父命余偕谷兰送公扬州，借询北上机宜。公性固刚烈，吾父甚悬注也。比抵扬，见公于古庙中。公告余曰：汝父念我，甚感。此次之战，必无幸理。如皇上西巡，命我扈跸，我尚可生。否则，有死而已！我年逾七十，尚复何憾！只恨此战启自拳匪，殊可惜也。言罢欷歔不置。(122)
尚未启程北上，李秉衡已预知结果，必将有死无生。无独有偶，李鸿章离开广州之前，与幕僚裴景福（1854—1924）也有一番对话，谈及将来收拾残局，言语中同样流露出无限失落：
我不能预料，惟有极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作得到否？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123)
二李怀有不同的政治抱负，对待北上之行也存互异的态度，但在踏上征程之际，却有着同样黯淡的心情，一份对个人命运的无奈、对家国未来的悲哀。他们真能如旁人殷盼的那样改变些什么？这一场北上的形式之争谁又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
作为李秉衡的挚友，于荫霖闻其殉国后，在日记中写道：“公之忠烈，炳如日星，志决身歼，于兹无愧。惟人之云亡，大事去矣！环顾诸烈，无复能似此者矣。悔不当请公统援军，为国家留此支木也。痛何如之！”(124)近代闻人赵凤昌（1856—1938）也是庚子事变的亲历者，却将李秉衡目为“误国之忠臣”，黄濬（1891—1937）许此为“名言”，叹“国事至此，正坐有无限若干之‘误国忠臣’也”。(125)掌故家徐凌霄（1882—1961）、徐一士（1890—1971）却颇感有“讼冤”之必要：“盖附和义和拳是一事，督师御外兵又是一事，时战端已开，天津已陷，李督师于危难之际以卫京国，既战而败，遽以身殉，一死亦颇壮烈，而竟坐以拳党之名，使身后永负遗谤，是可哀已。”(126)而同样经历事变的费行简（1871—1954），结合自身见闻，对李秉衡于是役中表现有着相对持平的见解：
甲午、乙未间，当世论疆吏之贤者，必推秉衡。迨拳乱作，众又以其顽固附诸刚毅、毓贤之列。然秉衡操行廉峻，勤朴坚毅，今之世，吾未之多觏也。当拳匪初起，方出巡阅长江，余在奎俊幕，见其手札，有匪类不可重用，外衅不可遍开语，继则南中疆吏联衔电阻，秉衡亦列名，而中朝不省，迨津战既作，仓卒勤王。其时外衅已启，即秉衡不战，亦莫从弭兵，在狡黠者正可延宕观望，乃不出此，卒以身殉，观其临殁致各将领书，述诸军畏敌状，可为太息。(127)
综前所述，李秉衡身与庚子勤王一役，以“抒君父之难”为要义，心怀报效之忱，反对侵略、力主战议，在因应时变的策略上，与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明显拉开了距离。“忠君爱国”确为其思想本质，但“庇拳仇洋”则未必是历史事实。(128)作为一贯观念，李秉衡向视大刀会、义和拳一流为“教匪党类”，待庚子事变作，又主张“剿内匪以止外兵”。(129)而最为悲哀和反讽的是，朝野上下拥其为“救主”、呼喊“万世瞻仰，在此一举”(130)的狂热战议，终化作虚声，最后追随抗敌的恰恰是起于草泽、有愿心而无战力的少数义勇拳民。李秉衡固有一代“良吏”之名，然战场决胜终究非其所长。时人王锡彤（1865—1938）评论：
李公吏才，非帅才也……朝廷狃于一胜之功（指中法战争谅山之捷），庚子拳乱乃恃此老以鞭挞四夷，卒使嶙峋忠骨殉通州城外。而易名忠节，又慑于洋兵之力，终至撤销。鉴老之不幸乎？当局之无知乎？(131)
而况可供其指挥的清军，本杂凑之师，所谓“不习之将、不练之兵”，根本无战力可言。(132)临危受命之际，李秉衡本人不乏救国之忱，实则毫无凭借，所能寄托此心的，只是无可奈何的“群起一决”。自尽殉国后，友人以诗感怀，叙写其内心悲怆：“战和两事都无据，一死聊酬高厚恩［海城自言如此］。白发孤臣满腔血，朝朝洒向蹈和门。”(133)这一幕“由救国而误国”(134)的悲剧，诚令人感慨系之。
庚子事变发生时，距离鸦片战争已经整整一个甲子，自被迫打开国门以来，清王朝在近代化道路上蹒跚起步，但历史进入新世纪，在新旧两股力量长期拼力撕扯下，人心国力的凝聚反而变得不可得。经历变乱的同时代人，不由发出这样的反问：
中国积弊之深，由来已久，固有须为变通者，然使当轴诸公果能于用人、行政、治军、理财与夫外交诸端，悉秉大公至正，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则国家元气尚固，亦何至屡遭挫辱，酿成拳匪之乱，罪坐所由，究不知孰当其咎耶？又孰为忠而孰为不忠耶？(135)
值国难当头之际，趋新者暧昧，保守者空洞，“中无所主”，整个国家不复有统一意志。(136)李秉衡以生命为代价践履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尽显悲壮，而更多则为无奈。“忠”而“误国”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李秉衡这一人物的历史际遇及身后故事，带给我们的思考也不会停止。
(1) 张天贵：《李秉衡籍贯考》，《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4期。
(2)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2册，卷四百六十七，中华书局，1977，第12765—12766页。
(3) 再者，从政治品格而言，他也是著名的“清官”，乡人比之包拯、海瑞，论者谓其精勤似陶侃、倔强似赵鼎、对外抗直如林则徐、持己清廉如汤斌。参看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前言，齐鲁书社，1993，第1页。
(4) 《汇录海城李公勤王实事》，见张廷骧辑：《不远复斋见闻杂志》（1915年刊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643页。按张廷骧，江苏元和人，清末名幕，庚子时在苏州，所汇录有关李秉衡之函札新闻“皆得诸亲友函述”，故可靠性较高。其作有按语，谓：“（李）勤王事迹，实出于君父之难，且甚嫉拳匪之为害，枢臣之无识，确凿有据，非可厚诬。只以秉性刚正，平时睹办理洋务者徒事虚糜，而鲜实益，议论之间不无愤激，致触时忌，故于其以身殉国，非特不知敬礼，转加以酿祸之名，可谓周内。而无名氏辑有《拳匪纪事》及教士所述之书，尤摭拾无稽妄语，坐狱于公。甚至捏公极称‘拳匪神异忠义，人心固结，即无灵符足御枪炮，亦足夺西人之魄，而尽驱之于外’云云。噫！如此之语，岂明达如公所出者哉！”同上书，第642—643页。
(5) 该论者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是评价一个人物的关键。因此，李秉衡抵抗侵略的思想和行动是不能全面否认的。”参看马东玉、邸富生：《论义和团运动前后的李秉衡》，《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6) 张庆军：《李秉衡与义和团运动关系浅析》，载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第575—587页。
(7) 张天贵：《李秉衡评传》，大连出版社，2006。并可参看张天贵：《中国近代重要人物：李秉衡》，《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8) 《致总理衙门电》，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李秉衡集》，第764页。
(9) 《奏因病请开川督缺片》，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李秉衡集》，第475页。
(10) 此行任务主要为剿捕关外票匪，查办奉省仁、育两防军总统贪腐扣饷等案件。参看《奏赴奉查办事件途次拿获匪首折》《奏密筹奉省防军统制办法折》《奏查明仁育二军总统被参各款折》《奏请饬奉天将军赶筑营垒片》《奏查奉省情形胪陈管见折》诸折片，收入《李秉衡集》，第476—490页。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304页。
(12) 姜鸣编著：《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第251—252页。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5册，第312页。
(14) 参看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97—98页。
(15) 张一麐《心太平室集》：“是年（己亥）二月十一日，以刚毅为军机大臣，召见时力赞李秉衡之才。因李为山东巡抚时，曾以大刀会烧教堂、杀教士，为义民故也。即命李至盛京查案，事毕，授为长江水师提督。”见《义和团史料》下册，第842页。
(16) 参看何汉威《从清末刚毅、铁良南巡看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1分册，1997年3月，第55—115页；王尔敏《刚毅南巡与轮电两局报效案》，《近代论域探索》，中华书局，2014，第163—177页。
(17) 《奏请收回巡阅长江水师成命折》，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李秉衡集》，第491页。
(18) 《奏谢不准辞巡阅长江折》，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日，《李秉衡集》，第492页。
(19) 《奏恳赏假一月折》，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李秉衡集》，第492页。
(20) 《奏恳续假一月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日，《李秉衡集》，第493页。
(21) 《奏报巡阅长江行抵差次日期折》，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李秉衡集》，第494页。
(22) 在此期间，时逢光绪帝三旬寿辰，恩赏“所有年逾七旬之文武一品大臣”，奉旨赏得“头品顶戴”。参见《奏谢赏头品顶戴折》，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九日，《李秉衡集》，第495页。
(23) 按“徐老虎”，徐怀礼，又名徐宝山，江苏丹徒人，为长江下游盐枭雄长，开春宝山堂，拥众数万，遍及苏、浙、皖、赣四省。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六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据张謇等人意见，将徐宝山队伍招抚收编。参看祁龙威：《张謇日记笺注选存》，广陵书社，2007，第110页。
(24) 按在参奏黄少春外，李秉衡保荐前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作为继任人选。参见《奏密劾长江提臣折》《奏密保提督彭楚汉片》，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李秉衡集》，第496、497页。
(2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226页。按杨金龙时为江苏福山镇总兵，同年夏经刘坤一奏调至江宁省城，统带护军五营。参见《提臣应行陛见暂请展缓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一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3册，中华书局，1959，第1244页。又，杨金龙与刚毅的关系，颇值得注意。参看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刘坤一之为人”条，上海古籍书店，1983，第192—193页。
(26) 《提臣应行陛见暂请展缓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一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243—1244页。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7册，第75页。
(28) 另一位是祁寯藻（1793—1866），山西寿阳人，祁韵士（1751—1815）之子，道光进士，历官至尚书、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世称“三代（道光、咸丰、同治）帝师”“寿阳相国”，有清名。参照醒《义和拳与祁文端》，《中和月刊》第2卷第1期，1941，第88页；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二），“义和团尊奉祁寯藻”条，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468页。
(29) 《庆亲王奕劻等为开议和局万不可败请俟条款到时撤销李秉衡恤典以示大功事致行在军机处电》，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四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9册，第144页。
(30) 李杕：《拳祸记》，土山湾印书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活字本，第8—9页。《愤言二》，《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转见王其榘辑：《有关义和团舆论》，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丛刊·义和团》）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73—174页。
(31) 《戊己间训政诸王大臣论略》，《中外日报》，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二、初三日，《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221页。并见《庚子回銮始末记·肇祸诸王大臣记》，收入《庚子国变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第119页。
(32) 罗惇曧：《拳变余闻》，收入《庚子国变记》，第78页。
(33) 龙顾山人（郭则沄）：《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46页。胡思敬：《驴背集》，《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504页。
(34) 钱恂编，致之校点：《金盖樵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第51页。
(35) 翟文选：《李忠节公奏议翟序》，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第780页。按序文作者翟文选，民国初任奉天省省长。
(36) 张庆军：《李秉衡与义和团运动关系浅析》，《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77—580页。［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第152页
(37) 惜阴：《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1931，第3页。
(38) 张廷骧辑录：《汇录海城李公勤王实事》，《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43页。按文中提及为李拟奏之“朱省吾茂才祖懋”，朱祖懋，字省吾，浙江绍兴人，时为李秉衡幕僚，著有《海城李公勤王纪略》一卷（光绪二十九年铅印本，收入刘家平、苏晓君主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89册，线装书局，2003，第343—351页）。朱祖懋自言：“公与先大父通奉公为患难交，垂五十年，平素以气节相勖，劘时懋负笈吴下，公函召治文书，期会于楚，懋往依焉。视若子侄，饮食与共，遇事商榷，脱略行迹。”朱、李两家有世交，苏州时期，朱为李掌文案，故知其事甚悉。张廷骧见《纪略》稿本，以为“言皆有据，首尾完密，绝无饰词，略为点定，似足以信今传后”。同上书，第—、页。
(39) 《海城李公勤王纪略》收录一朱祖懋拟稿的影印件，即《光绪五月中旬，懋侍海城李公于苏省奉直会行辕，公属懋所拟与某中丞发电会奏剿拳稿》，文录下：“现在会匪叛乱，畿辅滋蔓腹心，亟应专力痛剿，必期立时扑灭，以免祸生不测，枝节横生。衡等迫切愚私，拟请选军分派，严定专责，以一军拱卫京师，严备不虞，以一军备他患，兼备缓急，以两军分左右，自北而南，自近而远，专剿会匪。必以全力捣穴擒渠为先务，其余零匪警报，概作缓图。祗须得手于大股，则余党自解，断不可四出分应，时时更调，中贼诈谋。所派各军，效必破格之赏，不效必予重诛。兵必合力，事必专一，势难稍缓，乞宸断，请代奏。谨肃。总理衙门钧鉴。”朱按语谓：“（稿）中如‘私’‘必’‘大’‘时时更调’‘派’‘专一’等十字，公亲笔点定，可见公于拳祸初起，一意主剿，明烛几先，绝无却顾。脱稿后袖诣某中丞，再三请缓，公归犹忿忿然，迄今追思，宛然在目。”见《海城李公勤王纪略》，《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89册，第348页。
(40) 据朱祖懋记载，“（李）袖稿诣某中丞，拟联衔会奏。某，直人也，素称同志，游移未决。公语之曰：‘以乡谊勒发此议，余当独奏。’某固请缓，公忿忿袖稿归。越日鄂督奏请剿拳电至苏，某中丞意动，索电稿，会衔急发，而至京电线已断，格不得达”。（《海城李公勤王纪略》，《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89册，第345页）“某中丞”，即苏抚鹿传霖，直隶定兴人，其对于剿拳，起初意态似尚“游移”。后鹿传霖奏折中也提及与李秉衡有一“筹剿内匪”之电奏：“窃臣前因近畿一带，拳会仇教，聚众滋扰，各国洋人借口保护，纷纷增兵、运械入京，闻之骇异。当经会同巡阅长江大臣李秉衡电奏，请筹剿内匪，以止外兵。电阻，不知达否？”。参见《江苏巡抚鹿传霖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第167页。
(41) 《鹿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未刻到，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7996页。
(42) 《寄总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431页。
(43) 《致总署、荣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149—2150页。列衔者为长江巡阅水师李秉衡、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于荫霖、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江西巡抚松寿、湖南巡抚俞廉三。按李秉衡依同治十一年（1872）彭玉麟的前例，以钦差大臣巡阅长江水师，地位在各省督抚之上，故于会奏折居领衔地位。
(44) 《致苏州李钦差、鹿抚台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09—8010页。按该电到达时，李秉衡已离苏，电奏文系由鹿传霖后来转寄，其复电称：“鉴帅已赴江阴，当转寄会衔电奏，亦好持平，定线断，恐难达，电示全文未到，后由函抄示。”《鹿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子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09—8010页。
(45) 参看黎仁凯等：《张之洞幕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第64—65页。
(46) 《致江宁刘制台、南昌松抚台、安庆王抚台、长沙俞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丑刻，《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04页。
(47) 于、张交往可追溯到翰林院同官时期，均属清流一党。于出任广东按察使时，是两广总督张之洞的下属，后来多次受其保举。到武昌任官后，尽管两人在政治观念上有较大差异，但工作关系一直处理得很好。参看茅海建：《张之洞与谭继洵父子、于荫霖的关系——订正罗惇曧对〈抱冰弟子记〉的一则误读》，《中国文化》2013年第1期。
(48) 于荫霖师事理学大家倭仁（1804—1871），笃守程朱之学，政治观念趋旧。晚年醉心理学，世传“朱子之书不离案侧”，读其日记，通篇极少语及时事、政情，而朱子日课必不可缺，摘抄语录或记述心得几乎占去绝大半篇幅，证前说非虚。其弟子言其“独知独勉、功深于人所不见者，惟著录于日记中，且数十年来国家多故，民生、国计、风俗、学术盛衰升降之故，日记所述往往有公牍章奏之所不能详者，尤读书论世者之所取资也”。参看胡元吉：《于中丞日记序》，于荫霖《悚斋日记》（民国十二年刻本），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文海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总第687页。
(49) 于荫霖曾获李秉衡多次保荐。参见《奏保前台湾布政使于荫霖片》《奏保举人才折》，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八月二十五日，《李秉衡集》，第248、290页。
(50) 附带提及的是，李、于两家也因此成为世交，《李文忠公奏议》之刊行与于家出力大有关系。李秉衡殁后，其外孙施今墨将奏稿遗集交于荫霖长子于筠厚，托其代刊，于又转托同乡举人翟文选。民国初年翟任奉天省省长，其时正值《清史稿》编纂时期，翟走商清史馆袁金铠，为其提供史料，作成李秉衡传，后筹资出版《李忠节公奏议》十六卷（民国十九年刊本）。参见翟文选《李忠节公奏议翟序》、袁金铠《李忠节公奏议袁跋》，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第780、782页。
(51) 于荫霖：《悚斋日记》卷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3辑，总第1098页。
(52)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41页。
(53) 六月中旬，张之洞已得到消息：“余道接滋帅函……颇以东南保护为不然。鉴、滋到京如速，难保无异议。虽有卅会奏作底案，其如团党太烈何？”参看《上海来电并致江宁督署》，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子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15页。
(54) 《寄江鄂督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总第879页。时在京的顺天府尹陈夔龙也听到类似言论，其记：“某相国、某上公奏保督部（李秉衡）知兵，电召来京。……督部入景运门，某上公迎之于九卿朝房。余适有他事与马军门玉崑酌商，同在朝房，督部昌言于众曰：前次沿江督抚电奏，我不知情，系张香涛窃用我名领衔，李中堂在广东，亦有电奏。朝廷任用此种人，焉得不误大事？”参看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第37—38页。
(55) 《致济南袁抚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未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70页。此系表面功夫，张、李观念撕裂，已成事实，前者背后向人吐露：“李鉴帅过山东，满口主战，力诋刘、张，诋张不当请剿匪。向来所佩服大臣止徐相、崇公二人，所赞大将止董福祥一人……鉴帅到京志同道合，不知又有何怪论，必闹到宗社已危而后醒悟，鄙人实不敢再谓此老能安内也。可痛可恨！”参见《致福州张藩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73页。
(56) 《索尔兹伯里侯爵致霍必澜代总领事电》（1900年6月15日发自外交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中华书局，1980，第42页。
(57) 《致江宁刘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93页。《寄张制军于中丞鹿中丞王中丞松中丞》，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63页。
(58) 《复李鉴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64页。
(59) 上年因三门湾事件，意大利军船至沿海一带游弋，南洋奉旨整顿防务，也将江阴炮台视为重点。刘坤一复奏称：“江苏滨海临江，地方极为辽阔，就防务而论，以吴淞、南石塘、狮子林、江阴为最要，镇江次之，金陵又次之。各该处均经设有炮台，派勇守护，吴淞、江阴等处并派有兵轮、鱼雷各船依附炮台，分别扼守。炮台、兵轮相为表里，迭经饬令联络一气，互为声援。”参看《遵旨妥筹南洋防务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195页。
(60) 《两江总督刘坤一折》《又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84—286页。
(61)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12页。
(62) 《江督致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许同莘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申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12页。
(63) 李秉衡被邀赴宁，出自盛宣怀之谋：“顷闻鉴帅昨赴江阴，言遇外国兵轮即击，恐蹈大沽覆辙，关系东南全局，更难收拾。公当其任，似宜加慎，请电约鉴帅速赴宁妥筹大局。”参见《寄江鄂刘张二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43页。
(64) 《寄张制军》，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65—2566页。
(65) 《致江阴李钦差、苏州鹿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未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37页。
(66) 按同电并致鹿传霖，特嘱“请滋帅力劝鉴帅”。鹿传霖接电后，也承认南洋炮台“诚非洋敌”，答应“英如不强占，自不能先与决裂”，但在对外强硬一点上与李秉衡相似，认为英国虎视眈眈，难保以后不强行夺占，战备刻缓不容。参见《鹿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亥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38页。
(67) 《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函》（1900年6月27日于上海），《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61—162页。
(68)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6—157页。
(69) 《军机大臣字寄湖北提督张传谕江西臬司陈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第604页。
(70)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朝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午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22页。
(71) 《寄李鉴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66页。
(72) 于荫霖：《悚斋日记》卷五，总第1096—1097页。
(73) 于荫霖：《悚斋日记》卷五，总第1097页。
(74) 初次入奏，内称：“李秉衡服官直隶、山东，深洽两省民心，大学士荣禄尝称其公忠，宋庆、董福祥等均甚推服，巡阅长江事可尚缓，应先其所急，恳请皇太后、皇上速召李秉衡入都，畀以帮办武卫军事权，相机办理，必于大局有补。”参见《湖北巡抚于荫霖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51—152页。
(75) 鹿传霖于同折内亦奏请亲身率军北上勤王：“微臣世受国恩，值此畿疆万分危急，北望帝京，难安寝馈，虽军旅未娴，而义愤莫遏，亦请带同江西臬司陈泽霖一军，星驰北上，稍抒敌忾之忱。一俟命下，立即起程。”参见《江苏巡抚鹿传霖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7—168页。
(76) 《寄李鉴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66—2567页。
(77) 参看《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李秉衡急遽北上情報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外務省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7，第201頁。
(78) 朱祖懋撰：《海城李公勤王纪略》，《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89册，第345页。又据《啁啾漫记·刘岘庄制军轶事》：“庚子之变，公力持和约，以保东南。时长江钦差李秉衡者树异议，公窃忧之。一日诡语李曰：‘今联军攻天津，京师危甚，老夫受国深思，志在勤王，愿以此席畀公，何如？’李愤然曰：‘仆有怀久矣，微公言亦欲以死报国，勤王之举，仆身任之，无烦公也。’后数日李即率师北上。”参见《清代野史》第4卷，巴蜀书社，1998，第1958页。
(79) 于荫霖五月二十九日记：“鉴帅电来，北行事定，颇心慰。”参见《悚斋日记》卷五，总第1099页。
(80) 《遵旨派兵北上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218—1219页。
(81) 当时在上海的外国领事注意到李秉衡北上招兵的情形，据其记录：“李至扬州，以当地为北清与长江连接之要冲，命原驻盐扬二营注意警备，南字右旗（每旗一百人）三日内招募勇丁二百人，并改旗为营（每营五百人），另由盐运使于仓库附近屯兵，招募千名成军，以备不患。淮扬以北屯驻各营悉听盐运使之命进退，新募士兵在各地团练局训练，悉以义勇为名。”参见《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李秉衡ノ長江一帶防備強化並帶兵北上ニ付報告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六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35頁。
(82) 《军机大臣字寄降调四川总督巡阅长江水师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光绪宣统两朝朝上谕档》第26册，第148页。
(83) 《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折》，光绪朝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4页。于荫霖六月初三日记：“鉴电来云，是日接廷寄，令陛见，明日午即起程。昨函有云，朝定计而夕就道，天下无二，公也，真可信。鹿滋帅电来，亦奉旨入卫，乃滋帅自请也。二公皆令人起敬。”（见《悚斋日记》卷五，总第1101页）按其时鹿传霖的情况与李秉衡近似，同样苦于“无营可调”“无兵可带”，只能在苏州临时募勇，为北上做准备。但募军进展不顺，并遭到外界质疑，他向盛宣怀辩白说：“弟内召不能无一二营护从，新募三营，今只成两营，随行衡字三营尚缓待，即此区区数营岂能抗洋？弟曾奏请剿拳，此行仍欲补救，祈将此意设法婉达，勿使各领生疑，至祷。”（《鹿抚台来电》两通，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酉刻到、五月三十日酉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23、8042页。《苏抚鹿滋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60页）至六月十四日（7月10日），鹿传霖由苏州启程北上，随带仅有扈从一营。参见《鹿传霖奏为遵旨带兵北上并于清江设立粮台事片》，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46页。
(84) 据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报告：“从可靠的情报，此前总督最感苦心焦思之事，系隶属刚毅派之李秉衡、鹿传霖掣肘，今两人相继北上，削弱地方上反对总督之力量，令其减少诸多内顾之忧。总督大有欢愉之色。”参见《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時局ニ對スル劉總督意見情報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38頁。
(85) 林文仁从政治派系的角度分析，认为李秉衡“为帝党所特重”，欲借以对抗李鸿章主持之淮系北洋势力。参看氏著《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政”为中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80—281页。
(86)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条，中华书局，1998，第2721页。
(87) 王清穆著，胡坚整理：《知耻斋日记（续二）》，乙未八月十五日条，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283页。
(88) 《御史管廷献片》，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25页。
(89) 《詹事府司经局洗马檀玑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2页。
(90)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1页。
(91)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59、339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304、362、443、575、658页。
(92) 《巡阅长江水师李秉衡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4页。
(93) 《急东抚袁慰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午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64页。
(94) 《寄刘岘帅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3页。
(95) 《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戌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99页。
(96) 《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86—387页。并见《兵事方殷合陈管见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223—1224页。按该会奏由两江总督刘坤一领衔，余列名者十二人：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成都将军绰哈布、署两广总督德寿、署陕甘总督魏光焘、浙江巡抚刘树堂、安徽巡抚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护理江苏巡抚聂缉椝、护理陕西巡抚端方。
(97) 于荫霖：《悚斋日记》卷五，总第1098页。
(98) 《恽毓鼎庚子日记》，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第58页。
(99) 《翰林院编修王会釐呈》，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66—267页。
(100) 以上两段均见《给事中蒋式芬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94页。
(101) 《御史郑炳麟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93页。
(102) 刘笠僧：《庚子劫余草》，见张廷骧辑《不远复斋见闻杂志》，《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45页。
(103) 《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85页。按李秉衡觐见之际，曾面奏山东现存军火若干，请速调京使用，清廷因此连续旨令山东巡抚袁世凯将前项军械派员提京，毋稍延误。（《军机处寄山东巡抚袁世凯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初五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85、411页）然直至京师城破，军火仍未解京。
(104) 《着奖赏李秉衡懿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715页。
(105) 李鸿章于本年六月二十日（7月21日）抵达上海，迟至八月二十一日（9月14日）启程北上。参看雷禄庆编：《李鸿章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第623—624页。
(106)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劻等给各国使臣照会》《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致各国使臣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5—326、345—346页。
(107) 惜阴：《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1931，第4页。
(108) 时人有谓“李鉴帅抵阙，力阻和议，于是和议中变，许、袁二公授首”“当李鉴帅入觐时，极言东南合约之非。且言不诛外省一二统兵大臣，不足以震中国之势，而外人决不能除。故许、袁以直谏先罹其咎，所以儆外臣也”。（参见《综论义和团》，《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67、178页；佐原笃介、浙西沤隐辑《拳乱纪闻》，《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190页）此皆系传闻，且文字雷同，或来自同一史源。郭则沄则不信李秉衡有介入政争、谋害许袁的举动，认为“鉴堂亦非朋谋倾陷之人也”。参见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上册，第63页。
(109) 《兵事方殷合陈管见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223—1224页。原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奉到军机处七月初四日知会，奉旨留中。”按高枬日记对此做有评论：“初四各督乞与合肥全权，留中。迟十日，乃有北仓、杨村之败。无事生事，竟做成烂事，可救不救，直至于难救。”参见《高枬日记》，收入《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第168页。
(110) 《袁抚台来电并致李中堂、盛京堂、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辰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00页。
(111) 《复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83页。“定兴”，鹿传霖，直隶定兴人。
(112) 赵炳麟：《李忠节公传》（辛丑八月撰），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第955页。郭则沄《十朝诗乘》录李秉衡幕僚蒋楷咏史诗，并谓：“鉴堂初亦主剿拳，既抵京，知其策不能用，乃奋身死敌。当联军犯阙，万众披靡，犹有是军焉。捍大难以勤王事，不可没也。”参看龙顾山人纂：《十朝诗乘》卷二十三，卞孝萱、姚松点校，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第965页。按郭父曾炘，庚子时为领班军机章京。
(113)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第38页。
(114) 《高枬日记》七月初一日条，《庚子记事》，第160页。叶昌炽也颇注意李秉衡到京后的言论，曾托人打听，且予以比较高的评价，其七月初三日记：“李鉴帅到京，召对两次，宣室前席，宗社安危所系，以一函询凤石（陆润庠），云：闻与八省公督抚公疏，若何符节，又闻面折崇公（绮），极中肯綮。”参见《督缘庐日记抄》，《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54页。
(115)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21页。
(116) 《李秉衡誓师文》，《近代史资料》总16号，科学出版社，1957，第132页。
(117) 胡思敬：《驴背集》，《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505页。黄曾源：《义和团事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第134—135页。按李秉衡战败自殉后，清廷赐恤，上谕中亦承认：“军务初起，特召来京，该督冒暑遄行，受命督师，甫及到防，仓皇出战，以致师出无功。此实由于兵非素练，将士不能用命，朝廷并未加该督以失律之咎。”参见《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49—550页。
(118) 《帮办武卫军事务李秉衡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9页。
(119) 遗折今未见。据朱祖懋记：“十七日早间，犹激厉万、夏勉图报效，以期共死，见敌方大至，左右除万、夏残军数营，附近别无援军，惟满目逃溃，众寡强弱，亦实不敌，慨然曰：吾此来奔赴国难，早有措手不及之虑，遽至于此难，然我国之大臣不可辱于敌人之手。端楷具遗折，二百数十字，请两宫各尽慈孝，进贤退不肖，洋务愈讲求愈败坏，须切实筹之。交文案马太史吉樟带京代递（闻折辗转交崇公代递，两宫蒙尘，崇公殉于莲池书院，递否未得确信）。谕子政均，从死为不孝，无一他语。”参见朱祖懋：《海城李公勤王纪略》一卷（光绪二十九年铅印本），《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89册，第346页。
(120) 张廷骧辑：《不远复斋见闻杂志》，《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46页。按李秉衡死后，为其“调赴军营”的翰林院编修王廷相亦投河，从而殉国。参见《裕德等奏为遵旨议恤殉难阵亡及病故文武各员事折》，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895页。
(121)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李鸿章电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45—446页。
(122) 翟文选：《李忠节公奏议翟序》，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第779页。“谷兰”，王谷兰，于荫霖幕僚。
(123) 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卷三，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辑，文海出版社，1967，第227页。
(124) 于荫霖：《悚斋日记》卷五，总第1114页。
(125) 黄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册，中华书局，2008，第462页。按黄濬于此处慨叹“忠臣误国”，不旋踵而以通日寇，成为抗战开始后镇压之第一号汉奸，其复为后人所叹：“世事之不可逆料与荒谬，竟有如此者！”见李吉奎撰“整理说明”，同上书，上册，第4页。
(126)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一），“李秉衡清操直节”条，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82页。
(127) 沃丘仲子（费行简）：《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238页。按奎俊时为四川总督，庚子年费氏在其幕府任事。与李秉衡有过从并悉心搜集其文献的张廷骧，为《海城李公勤王纪略》作跋语（光绪癸卯四月四日），也指出：“公则以拳匪为邪教党类，终必为患，固知之深而言之切，彰彰可考。两宫西狩，议款者必欲周内，公已将恤典撤销，犹不满意，终以‘好为高论、固执酿祸’八字加之罪名，真所谓莫须有之狱，尚足以服天下后世耶？”参见朱祖懋：《海城李公勤王纪略》，《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89册，第349页。
(128) 一般谓李秉衡“抑洋务”，已有论者指出此说“极为片面”。（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前言，第5页）据李本人言：“试观近数十年凡专办交涉之事，侈言洋务之利者，无不家赀千百万，昭昭在人耳目，究之其利在公乎？在私乎？亦可力烛其奸矣。”（《奏陈管见折》，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李秉衡集》，第300页）则其反感洋务主要在公私之辨，与“封建顽固”似不可等同视之。此节所涉较广，且与本文题旨关系较疏，拟另文专论。
(129) 李秉衡北上过河北景州境，陈泽霖率部武卫右军攻朱家河教堂，多被指认为李“仇洋庇拳”的另一大例证。据随行幕僚朱祖懋所见：“至景州境，武卫右军陈泽霖来谒，言距城数十里之某庄（朱家河教堂），有教民盘踞……土人围攻数日未得破，带队帮剿，有逸出者悉戮之。公曰：‘是坚其从敌之志也，殆不可。’谆谕妥办，即行。未几，寨破，在公行后，议者谓公实令陈剿，无乃耳食，未确。其他疑谤大率类此。”（《海城李公勤王纪略》，《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89册，第346页）另一幕僚陈荣桂亦言，时直隶人民“辄以攻教堂为请”，“公既谕以外衅之不可开，复晓谕以勤王之不可缓，匆匆而过……公过时亦未预闻，即质之今日之教民，未有不知者”。其据此评议：“以是观之，则公之不攻教堂，即不庇拳匪之证；不庇拳匪，即非仇洋，亦昭昭然矣。”（参见张廷骧辑《不远复斋见闻杂志》，《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44、647页）再从教会方面来看，有记载称：“七月十六日北上勤王的李秉衡路过景州，拳首们闻讯即去请求李秉衡协助攻打朱家河。当时天津已被联军攻下，军情紧急，李秉衡以奉旨北上，无暇顾及，推辞了拳首们的请求。但他告诉拳首，有属他管辖的陈泽霖，率另一支数千人的队伍即将经过，可请其协助。”参看萧静山著：《义勇列传》第三册，刘赖孟多译，献县教区，1935年7月，第18—19页，转引自陈方中《义和团运动民教冲突的性质——以朱家河事件为例》，《辅仁历史学报》第19期，2001年7月，第32页。综上而论，李秉衡不主张围攻教堂之举，北上途中未予赞助，亦未力阻，后清军协助拳民攻破朱家河教堂，究其责任，为陈泽霖居多。
(130)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52页。
(131) 河南士人王锡彤对李秉衡的品行、事功多有关注，并与李有过直接交往，得到印象：“以为包孝肃（包拯）、海忠介（海瑞）一流人。”在其战败殉国后，评论如下：“八月朔，始闻李公秉衡通州殉难。嗟乎！李公乃竟死耶！去年余谒公彰德后，朝旨命巡视长江水师。公以一骡车南行，从者一仆，其行径绝类吾豫之汤文正公（汤斌）。夫国威正盛，大臣清介，从容行部，当无他虞。带兵亦作此状，损失威严矣。本年奉旨征天下兵勤王，公仍以一骡车北上，故到京独早。匆匆入觐，即奉旨督师。问师所在，始以张春霖、陈湜、升允、夏辛酉四军隶之。夏为山东总兵，尚有一面缘，其余均素昧平生。仓皇号召中，一空名督师统四远杂凑之将，御外洋报仇之师，三尺童子知其无幸，而公竟决然一往也。忠魂毅魄，奈之何哉！”王锡彤：《抑斋自述·河朔前尘》，郑永福、吕美颐点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69、79—80页。
(132) 当时人即指出：“以临前敌，兵将皆非素习，鉴帅固忠义，而付之以不习之将、不练之兵，安能使之效死？……宜其不战而溃。”参见费德保撰，戴海斌整理：《庚子北京避难记事》，《近代史资料》总12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第223页。关于“不习之将、不练之兵”，李秉衡本人在河西务所上奏折，亦做有深刻反思：“就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道途，闻敌辄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以致臣军采买无物，人马饥困。臣自少至老屡经兵火，实所未见。兵将如此，岂旦夕之故哉？为今之计，非严申纪律、截杀逃兵溃将，无以为立足之地。而臣事权不一，力有未逮。此次奉命视师，事出仓卒，中军无一师一旅，仅张、陈、夏、万四军归臣节制。张春发勇于战，而军皆新募，以致一败辄溃。陈泽霖素行取巧，军事更所未娴。夏、万两将甚能军，惜兵力太单，不敷调拨。此外主客各军，或因久战而疲，或因新募而怯。”参见《帮办武卫军事务李秉衡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9页。
(133) 刘笠僧：《庚子劫余草》，见张廷骧辑《不远复斋见闻杂志》，《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46页。
(134) 陈旭麓先生语，参看氏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200页。
(135) 张廷骧跋语，见朱祖懋：《海城李公勤王纪略》，《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89册，第349页。
(136) 庚子后，严复已经意识到新旧之争，导致“中无所主”，即社会无重心的状况。其致张元济函言道：“韩侂胄之死，金人谥以忠缪，吾于刚、李诸罪魁亦然［忠见所忠，而缪则古今之至缪，即此见学问之不可一日缓也］。宁为李秉衡流涕，不为许景澄道屈也。足下以为何如？大抵今人以中无所主之故，正如程正叔所谓‘贤如醉汉，扶了一边，倒了一边’，新党诸人，其能免此者寡矣。”参见《与张元济书（九）》，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540页。按韩侂胄（1152—1207），南宋宰相、权臣，力主“开禧北伐”，后在金国示意下为本朝所杀，函首于金。“程正叔”，程颐（1033—1107），字正叔，北宋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