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议“东南互保”
相比于甲午年事迹，沈瑜庆在庚子事变中的作为，更少有人知情。当时沈瑜庆为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所信用，多与闻时政机密，涉入“东南互保”尤深。陈三立所撰墓志铭称“拳匪乱，东南互保之约成，公首奔走预其议”(28)，已点明事实，唯语较约略。而陈宝琛作寿序文，记叙更加显白：
庚子之祸，大局岌岌，长江上下，伏戎几遍。君奏记于刘忠诚，多关至计。而东南互保之议，君实与武进盛宫保倡之，且代忠诚莅沪定盟，复请畀李文忠全权，始转危为安。(29)
《涛园集》收有《寿新宁宫保两绝》，其一云：“平戎仲父忧王室，荐士梁公感旧京。痛定若思茂陵策，故应险绝念平生。”(30)即咏庚子“东南互保”事，后两句引东汉马援（前14—49，扶风茂陵人）直谏光武帝故事，可见当时刘坤一尚有犹疑，而沈力劝，故谓“险绝”。那么，在风云突变、危机四伏的庚子年，沈瑜庆究竟有何作为呢？
一般近代史著作在描述“东南互保”事件时，都注意到上海是江宁、武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驻节地——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酝酿地点，也往往强调以盛宣怀（1844—1916）为核心的“上海中外官绅”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与作用。(31)赵凤昌（1856—1938）、何嗣焜（1843—1901）均为常州武进人，是盛宣怀的同乡，也是当时为其所亲信的幕僚。二人共同面见盛宣怀，提出华、洋两界由中外分任保护、“由督抚联合立约”的设想，上海道出面与各国领事交涉，各省则派代表随同议约，已发“东南互保”之先声。(32)此外，盛宣怀与日本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1868—1935）有所密商，同样值得注意。最后促使他做出决断的，则是时局的变化。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盛宣怀分别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明确提出中外互保的办法：“如欲图补救，须趁未奉旨之先，岘帅、香帅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33)
“东南互保”的倡议最终得到积极回应，但考诸事实，刘坤一、张之洞皆未在第一时间复电答应，其决策经过了极为慎重的考虑。当时刘、张周边幕僚多有表现，而沈瑜庆于宁、沪之间往返联络，作用相当关键。沈瑜庆第三子沈成式作《沈敬裕公年谱》，记述谱主在庚子年的事迹：
五月，拳匪乱作，北方糜烂。公与武进盛愚斋宫保（宣怀）以东南半壁，华洋杂处，万一有变，盐枭土匪，借以为机，全局不堪设想，宜与外人定约，租界内地，各担责任，俾宵小不得滋事，东南乂安，足以补救西北。遂电武昌，并入宁面陈，于是东南互保之约成。又代表忠诚莅沪，与各国领事定盟，并请忠诚奏请畀李文忠全权。(34)
复按赵凤昌《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可印证“入宁面陈”确有其事：
即定议由其分电沿江海各督抚，最要在刘、张两督。刘电去未复，予为约沈爱沧赴宁，再为陈说。旋得各省复电派员来沪。盛即拟约八条，予为酌改，并为加汉口租界及各口岸两条，共成十条，并迅定中外会议签约之日。(35)
所称“予为约沈爱沧赴宁”一节，是指赵凤昌出面，联络当时在沪的沈瑜庆，约其往江宁一行，劝刘就范。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记赵凤昌口述此事，颇有生动的描述：
老人为予言，是日为六月某日，为星期六，时由沪赴宁必以轮船，星期例停开，涛园方以道员在岘庄幕府，诇其回沪宴集，亟走访之，尚记座客有陈敬余［季同］，以人多不敢言，捉衣令著，纳车次，热甚，汗如洗，默无一语，到盛处，始详言之，即请下船诣南京劝刘。至涛园如何促岘庄，
遂不能知，要其在幕府有大功则不妄也。(36)
赵、盛约沈劝刘，文中作“六月某日”“星期六”，查照《愚斋存稿》，可知即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当天去电刘坤一提议“互保”后不久，盛宣怀又加一电：
霭沧今晚赴宁，请速定东南大计。(37)
按，光绪二十二年（1896）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沈瑜庆继续在江苏留用，时以道员督办吴淞清丈工程局(38)，故常往返于沪宁之间。二十七日当晚，沈瑜庆即乘轮船前赴江宁，据张謇（1853—1926）日记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条：“蔼苍来，议保卫东南事，属理卿致此意。”(39)可证其到达南京后，偕同刘幕中诸人就“东南互保”事展开游说。《啬翁自订年谱》记：
与眉孙、爱苍、蛰先、伯严、施理卿炳燮议合刘、张二督保卫东南。余诣刘陈说后，其幕客有沮者。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某客曰：“头是姓刘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应。(40)
文中何嗣焜（字眉孙）、沈瑜庆、施炳燮（字理卿）、汤寿潜（字蛰先）、陈三立（字伯严），皆刘幕宾客。论史者注意到刘坤一晚年在政治上屡有非凡表现，又疑其“才非过人，互保必幕府所为”(41)。合上看来，就刘坤一定计“互保”而论，“幕府有大功”之说应为事实之一面。
刘、张复电赞同“互保”同时，授命上海道余联沅出面“与各领事订约”，盛宣怀“帮同与议，指授沪道”。(42)另外，湖北、两江分派道员陶森甲（1855—？）、沈瑜庆作为代表，赴沪参加会议。五月三十日（6月26日），刘坤一致电张之洞称：
沪道所拟五条，均可行。……已电令速商杏荪，定今日三点钟会议。陶道到宁，沈爱苍亦来，告以尊意，并加派沈帮办此事，均令速往。仍电沪先议，不必候。至杏荪处，昨经电托相助为理，得覆允办。(43)
既有论著言及“东南互保”，多谓陶、沈直接参加了中外会议。如《上海通史》称：“6月26日，上海道余联沅、道员陶森甲（张之洞代表）、沈瑜庆（刘坤一代表）与各国驻沪领事在北浙江路会审公廨举行会议，……经过谈判，当日议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44)此说不尽确。会议当天，陶、沈均在南京，尚未到沪。(45)而江、鄂代表莅沪后，具体的议款活动主要是秉承两总督意旨，强调限制外国兵舰入江。六月初四日（6月30日），沈瑜庆、陶森甲联名致电刘坤一、张之洞：
盛京堂传示宪电并李使电，第五条颇难商办等语，职道商余道告各领，兵船虽不能禁其进口，亦应立定限制，先期知照，免致误会。顷小田切云，该国有兵船一艘将赴汉，数日即返，属转禀两宪，以后决不三艘同进。似此办理，日就范围，他国当不能独异。查英兵轮泊长江、上海者九艘，明日续到两艘，日本三艘，并闻。当否？训示。(46)
按，《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第五款规定：“各国以后如不待中国督抚商允，竟至多派兵舰驶入长江等处，以致百姓怀疑，借端起衅，毁坏洋商、教士人命产业，事后中国不认赔偿。”(47)当时多数领事认为中方拟议的保护章程对外国行动多有掣肘，尤其对兵船、炮台、制造局三款深致不满，故“驳论多端”(48)。经陶、沈等人在沪运动，对于长江流域利权最具野心的英国领事霍必澜（1845—1923，Pelham Laird Warren）稍有让步，“允电水师提督以后不再派船入江，如有更调，必先知照”(49)。
综上，可见沈瑜庆在“东南互保”过程中发挥的大致作用。后来，他致盛宣怀函文中推许后者于庚子之役有“联络”之功：“天下绝大事业，祗在一二人之交欢。庚子之患，微公居此中联络，则粤江鄂鼎峙之势不立。彼三公者平时各不相谋，而因公之故，遂相固结，以纾世难。”(50)其实，沈瑜庆本人何尝不是支撑与维系这一种“联络”的重要一环？当年严复（1854—1921）由天津避祸南下，与沈瑜庆会于沪上，赠诗有“一约公传支半壁”之激赏语，其自注曰“庚子东南互保之约，君实发其议”，多推许之情。(51)当此危急关头，沈瑜庆得幕主信任之专、倚用之深，是成事的关键。庚子前一年，刘坤一即曾奏荐其人：
江苏候补道沈瑜庆，赋性强毅，卓著丰裁，有明决之资，经权悉协，有贞固之力，始终不渝，历试皆然，颇收成效。现在委办吴淞埠务，区画井井有条，华洋莫不翕服。(52)
到了事变期间，沈瑜庆“强毅”“明决”一面的素质愈为刘坤一所借重，故沈氏后人谓：“家君忧邦国，念朋友，无复欢思，内外震撼疑危，日夕焦虑，寸简干刘忠诚公，无不立见施行，所维持不少矣。”(53)光绪二十八年（1902），刘坤一病逝于两江任上，沈瑜庆挽曰：
少年任侠，晚节持重，不能无憾于时流，广坐味遗言，蹇蹇神明应念我。
庇主危疑，和戎仓卒，敢期必免乎世议，臣心系国脉，区区生死未妨人。(54)
所谓“和戎仓卒”，与《寿新宁宫保两绝句》中“险绝”一语正可相互发明。迨庚子事毕，化险为夷，沈瑜庆“经前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补淮扬海道”(55)，诗中所言“荐士梁公感旧京”，可证其在事变中言之甚力，故刘坤一感激而予以保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