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习”到“统领营官”：招募德国军官之始

一、从“教习”到“统领营官”：招募德国军官之始

张之洞是较早对军事近代化问题敏感起来的清朝官僚之一。中法战争时期，他已意识到“广求利器，乃一时权宜之计，聘请洋将洋弁，乃在树水陆军百年之基”，而根据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军事工业发展水平等因素，将招募洋弁的对象瞄准了德国：

查各国武备，近以德国为最精，而且亲睦中华，确有协助之诚。去年开战以来，凡粤省与德商办诸事，从不以局外宣战等语，借口推谢，皆系依期到粤。故军事需用西人，惟该国人尚为可信。⁽⁷⁾

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张之洞通过驻德公使李凤苞（1878—1884在任）、许景澄（1884—1887、1890—1898在任），相继雇募雷芬（Fauré）等德弁七名，派充各项教习。不过，尽管当时张之洞编练广胜军五营“专习洋战”并多购克虏伯新式炮枪发给该军“精加练习”，但他对效法西式军制、军规仍有所保留，认为“派洋弁为教习，但学其镇静、严肃之意，枪炮取准之法，筑台造垒之式，考究洋械机栝、子药利病，至洋操阵式……断宜弃之不学”。⁽⁸⁾

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惨败之下，清廷痛定思痛，开始反省自身在军事上的全面落后。其时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列论“力求补救之策”，头两条就是“宜亟练陆军”“宜亟治海军”。⁽⁹⁾这反映出马关签约、举国震惊之际，“朝野上下检讨战争失利原因而得出的基本共识”⁽¹⁰⁾。不过，张之洞的特别处在于不仅有练兵的主张，而且不乏练兵的具体计划：前引折片中提出在江南“拟练万人为一军”，至于教练之法，一分为三作募洋将管带操练、遣员弁出洋学习、各直省设办陆军学堂，张之洞直接指出“三途之中，以用洋将管带教练为最速”，而取法对象也非常明确——“目前陆军以德国为最强，自宜取法于德”。⁽¹¹⁾

甲午战败的刺激以及中国面临瓜分的危亡形势，成为清朝采用西法编练新军的契机，这方面的标志即江南自强军和北洋新建陆军。⁽¹²⁾正是为了编练自强军，才有张之洞大规模聘雇德籍军官之举。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初，他致电驻德公使许景澄，交代南洋练兵计划，令其通过德国克虏伯公司（ThyssenKrupp）招聘水陆将弁二三十人，“才高为将，才小为弁”。⁽¹³⁾同时，去电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王文韶（1830—1908）称：

闻许星使在德代津订洋弁八人，现在天津练兵之说，是否停止？如不需洋弁，请拨归南洋用。敝处拟用洋将练陆军万人。⁽¹⁴⁾

按，“许募洋将，系宣托办，傅相允行”。⁽¹⁵⁾此事的背景与甲午战时的一桩悬案有关。原直隶大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汉纳根（Costantin von Hannacken，1855—1925）向总理衙门呈递条陈，提出一项包括购船、购械、聘请外国将弁及编练新军十万人在内的庞大计划，清廷在病急乱投医的情势下，下旨允准，令汉纳根与督办军务处及胡燏棻合作办理。⁽¹⁶⁾当时委托许景澄在德国雇聘洋将洋弁的直接经手人，则为盛宣怀。⁽¹⁷⁾事实上，这一军事改革计划自始至终充满了争议，根本无从实现。据白莎考察，建军计划的巨额费用是汉纳根与中方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因素，此次军购全部由汉纳根所入股的德资洋行经手，他本人从中捞取了大笔回扣，获利颇丰，这不仅直接导致练军计划无果而终，也使得李鸿章离职后继任北洋大臣的王文韶对德人颇有些敬而远之。⁽¹⁸⁾

甲午战后，张之洞着手筹建自强军时，便考虑将北洋已经聘订而欲弃用的八名德国军官顺势转至自己名下，以为“盛（宣怀）不带兵，如何能用洋弁？李相现已交卸，如已得其人，请与约定遣来南洋，敝处用之”。⁽¹⁹⁾这一要求很快得到王文韶的响应。张之洞用西法练军的雄心尚不止于此，在初次委托许景澄在德聘订军官数日后，招募人数又有所加码，本年二月十四日（3月10日）去电透露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借才练兵”计划：

夔帅（王文韶字夔石）已允将津募洋弁归南洋留用，请即速饬来。其才或胜统领，或营或哨，祈豫示，以便筹计。鄙意拟练兵万人，需统将一，营官二十，哨官一百，皆用洋弁，以华官为帮办。请觅一真能统万人者，如得其人，则营哨各官即令该洋将自行招致，选择带来，则人不冗滥而来速。尊意以为然否，或别有办法？祈示复。⁽²⁰⁾

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此时欲聘百人以上的德国军官，目的已不只是带领训练，而是直接统兵，用他自己的话说，即“用洋将洋弁为统领营官，非仅为教习也”⁽²¹⁾。这与他对军事改革的认识深化是同步的。张之洞已意识到旧式绿营、勇营“习气甚重，亟须改换面目，以求实际”，而“向来各省所习洋操，不过学其口号步伐，于一切阵法变化、应敌攻击之方、绘图测量之学全无考究，是买椟而还珠也”，“捐弃旧法、别开生面”的途径即在于“惟有改以洋将带之，则诸弊悉去”，具体方案则包括“急练陆兵万人，营制、饷项略仿德国，即以德国将弁为营哨官”。⁽²²⁾张之洞曾以其惯用的体用哲学表述自己的建军思想，内容涉及兵额、兵源、饷章、营制、武器装备与技战术多个方面，这一军事改革方案可谓相当“全面”。⁽²³⁾

大约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天，自天津调来之北洋原订德国将弁，以及张之洞商托许景澄在德招聘之员，共计三十五人已陆续到达南京。根据“以洋将管带操练”的原则，德国军官担任自强军的营官和哨官，另设副营官、副哨官，由华人任武职者及天津、广州两处武备学堂出身的学生担任，全军由德国少校（相当于“游击”衔）来春石泰（Albin Freiherr Reitzenstein，1852—1927）⁽²⁴⁾统带，候补知府沈敦和、奏调差委知府钱恂为“洋操提调”。至同年底，仿德国营制编练，合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诸兵种于一体的自强军基本成军，新旧合计二十营，共五千人。⁽²⁵⁾这一支军队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有其重要位置，时人以为“江南诸军，无如自强军”，后世研究者也强调“自强军的创立，实为日后中国编练新军的先河”。⁽²⁶⁾即以外国军官全权负责练兵、统兵一项而论，尽管实践过程中间多有争议，后来也未能持续，但在当时仍可谓创举。

张之洞原拟招募德国将弁百人以上的计划，最终没能全部实现，主要受制于经费不足。本年五月间，张之洞还电告许景澄“需用德员约四五十员，末弁一二百人，祈速代照觅”⁽²⁷⁾。至七月间，聘雇人数已大大缩减，他去电解释道：

前因有战事，故托克厂代雇，今事已平，宜请德国国家保荐，不必再商克厂，庶才具尤为可靠。已来各员弁，所定薪水太大，照此断不能多雇，亦难久留，以后务请大为核减。至祷。⁽²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