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对于庚子事变的观感
至此反观王闿运，当庚子事变做何感想？据王代功所撰《年谱》，庚子四月，王闿运再次出湘，五月时在济南，“十四日，游历山（千佛山），始闻北警”。(31)复按《湘绮楼日记》，五月十一日（6月7日）条即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记载：
畿东拳徒生事，毁电线铁路，且戕执吏将，朝廷不敢公捕讨，示弱如此。(32)
此处记直隶义和团最初公开毁坏电杆、铁路，并与护路清军冲突。王闿运言下颇不以“拳徒生事”为然，对清廷政策不明、剿捕不力也有批评。至十六日（6月12日），从他人处听说，“得京电，兵事急，人心慌”(33)。次日（6月13日），即启程还乡。二十七日（6月23日）过盐河，时津、京两处皆已开战，王闿运记：
道路传言甚凶，云大沽炮台炸裂，京城焚教堂，袁抚北援，新军急调。(34)
六月初一日（6月27日）到扬州，记：
当往陈家，因过看柯逊庵（柯逢时）运司，亦有老派，议论不离官话，云六百里加紧调李鉴堂（李秉衡）为大将，可叹也，小坐而出。……陈郎渔文，亦有官话，观此夷患可无虑，以天下官犹多也。讹言汹汹，云京中已无一鬼矣。(35)
初四日（6月30日）至江宁，记：
上海还者纷纷，云北信甚佳，夷人失势，诸帅亦失势，恐来索战也。(36)
初七日（7月3日）将启船离宁，记：
午后仲麓来，言北事未悉。岳生来问讯，甚周至，将开船乃去，亦云北信未确，但闻北洋（裕禄）死，南洋（刘坤一）吓欲死，孝达（张之洞）亦不能不惶然也。(37)
初十日（7月6日）至长沙，记：
看电报，真决战矣，不顾刘、张吓死，乃征于（荫霖）、锡（良）入卫，亦奇计也。(38)
十六日（7月12日）在长沙，记：
送寄谕来，复决战矣。衡阳应命毁教堂七处，督抚惧怒，而无如何，无纲纪至如此。(39)
近世掌故大家黄濬（1891—1937）引述王闿运所撰《道咸以来所见闻录》中答问时事语，评论其“言庚子北京拳变者，最为迂阔”，“盖是年湘绮居长沙，于拳变之由来、宫廷之积隙、王公之昏纵、强吏之用意，皆不甚了了，仍一秉其轻视夷务之心理”。(40)今观王闿运庚子日记，其初记义和团事多据“道路传言”，确多轻视之意，包括周边喜持“官话”诸人士，皆以为“此夷患可无虑”，同时对刘坤一、张之洞等南方大吏之时局因应，语出不屑。王闿运回到长沙后，亲见电报、上谕，始知朝廷决意言战，当时“衡州教案”已经发生，省内应者蜂起，(41)而他尚以地方入卫勤王为“奇计”，而所忧心者在于“纲纪”之存无。
五月十七日，王闿运由长沙起行，二十七日（7月23日），还抵衡阳东洲。《年谱》记：
七月朔日，与院生开课讲书。时衡州已毁教堂，士民嚣甚，众议多以毁夷馆、筹兵饷为急，府君因与诸生论通经致用，及致用当通春秋之义。曰：四方归化，与夷狄交侵，无以异也，浅识之士喜盛恶衰，遭时晏平，偃然自肆，及见侮辱，愤泣而已，故庄周以箕子、比干为役人之役，以其因人忧乐也。然《春秋》不能正之，五经所言皆圣明事也。身居篡夺之中，日有修平之乐，恒见己之不足，岂计人之顺逆，故握要以图，不下席而天下治。……此通经致用，莫切《春秋》，非谓其政法多也。(42)
王闿运在衡阳船山书院开课，用“春秋之义”责以学生，鼓吹通经致用，其说针对庚子时事，执着夷夏之辨甚明，然宗旨仍归于读书致用、反求诸己。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张之洞的批评。《湘绮楼日记》七月初一日（7月26日）记：
始开课点名，殊有城阙之感。论读书致用，不读书如张之洞，陷篡杀而不自知，犹自以为读书多如王伟也。(43)
则当时王闿运以为“不读书”、徒以“政法多”而不切世用的反面典型，即为张之洞。此一番评论，与张之洞本人“生性疏旷，雅不称为外吏，自愿常为京朝官，读书著述以终其身”(44)的读书人认同，以及同时代之政坛士林群趋推崇“南皮之学”体用兼备、于晚清变局独能“开物成务，究极原本”(45)，实大异其趣，颇堪体味。此后日记中，王闿运对张之洞仍多口诛笔伐，一无恕词。七月四日（7月29日）记：
盛衡阳来，言督索夷尸甚急，此又不智之甚，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功名士末路至此，余甚悔不知人也。(46)
八月二日（8月26日）记：
陈清泉来诉冤，余告以教案将反，保护又有罪矣。汉口教堂亦毁，张真张也。(47)
六日（8月30日）记：
李傅相之余恩犹在天津，比桧贼故胜，孝达晚出，乃遗笑柄。读书人反不及八股人，此则安分不安分之别。桧亦安分，侂胄则不安分，荣祸所以异也。近日大搜康党，云宦裔士林竟至放飘，同会匪之为，殊可怪叹。(48)
十七日（9月10日）记：
久不见五彝，与论国事，乃云西行的实，拳勇护驾，故可出也。颇言张孝达顾全大局。余言非疆臣之义，且亦不中情事，假令不保护，亦无事也。(49)
从以上日记中可见，王闿运以“功名士”“读书人”刺讽张之洞，实不以其主持之“东南互保”为然。在他看来，所谓“保护”，不仅不是顾全大局，而且“非疆臣之义，且亦不中情事”，显与自身宣扬的春秋之义相悖。甚而，王闿运以秦桧（1090—1155）、韩侂胄（1152—1207）比拟李鸿章、张之洞，“桧贼”固不足论，但韩侂胄更等而下之，以其“不安分”也。“大搜康党”，指张之洞镇压自立会起事后大肆追捕余党。张坚持自立会所为与“盗贼土匪”无异，以此吁求外部对其镇压行动的谅解，而全然无视此前唐才常自觉与义和团“滋事排外”撇清关系的努力，故王闿运以为“殊可怪叹”。
《年谱》庚子八月条记：
八月闻京师危急，传言异词，议告道府，遣使入京问讯，且附奏外事，以通隔阂。夏午诒拟赴行在，曾重伯亦自桂林来，言奉巡抚命入京，府君告以君父危急，义在往赴，不必问有益无益。(50)
其时八国联军已经入京，两宫西逃。但直至八月十三日（9月6日），在湖南的王闿运仍不知宫廷确切去向，遂有“遣人入京问讯”之议。(51)按“道府”，夏献铭，时为衡永郴桂道。其时王门弟子、编修夏寿田（1870—1935）欲奔赴行在，过衡州相见，成为可遣“入京问讯”之合适人选。八月十九日（9月12日），王闿运记：
黄元吉来送文相质，问西幸事。余云凡夷狄侵我，犹乡中抄抢，虽宜报官，非家所由兴衰，不足问也。又与夏（寿田）言君父危急，义当往赴，不必问有益否。(52)
除夏寿田外，在广西任官之曾广钧（1866—1929），奉巡抚黄槐森（1829—1902）之命，北上赴行在“问安”，过湘亦与相见。(53)王闿运感义和团事，以“乱逾三月，乘舆西出，外臣曾无释位之义，忧心靡投。曾、夏两编修僻在桂、渝，衔命奔问，过衡相见，感而有赠”为题，作诗寄怀：
皇纲偶失统，夷盗戏交兵。
辅相固不臧，方镇谬连横。
坐井而观天，智小恶遂成。
谁无父母忧，愤起两儒生。
精卫赴东海，万里各孤征。
天颜在咫尺，所贵达我诚。
三仁昔计利，董生用讥抨。
求得有何愿，长风送秋行。
君子勉于役，慰尔饥渴情。(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