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刘鹗与芦汉铁路

刘鹗（1857—1909）以《老残游记》闻名于世，而观其一生，几乎与晚清五十年相始终。胡适（1891—1962）总结说：“刘鹗先生一生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承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购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¹⁾在他眼里，刘鹗不仅是“很有见识的学者”，同时又是“很有识力和胆力的政客”。⁽²⁾然而，这位留名文学史的人物，一生境遇多舛，济世、救民的抱负一无所偿，乃至落得“杀身而丧名”⁽³⁾的结局。其中开矿、筑路诸创举，在生前即被指为“汉奸”罪名，身后仍然为遭到集中批判的两大问题之一。⁽⁴⁾胡适在列举刘鹗生平四事后，有按语谓“为了后面的两件事，他得了许多毁谤”，尤其“山西开矿造路一案，当时的人很少能了解他的”。其实，岂止是“当时”，在胡适作此文数十年后，也未必有多少人厘清此历史公案的来龙去脉。

一般认为，刘鹗最早投身路矿事，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如蒋逸雪《刘鹗年谱》，记是年“六月，应两湖总督张之洞召，赴鄂，商芦汉铁路事，十月回京建议筑津镇铁路”。⁽⁵⁾刘蕙荪《铁云先生年谱长编》为谱主生平分期，也将“自应张之洞召赴鄂办铁路，至被诬流放新疆止”划为一阶段，此期活动主要为“倡办洋务，想借径实业，富国养民”。⁽⁶⁾按刘鹗倡办芦汉铁路，实为其夤缘政界、以开商途的新发端。此事发生时，正值甲午战后举国阵痛、群言变法之际，兴筑铁路也作为“方今切要之图”被清政府提上日程。继芦津铁路上马，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清廷批准芦汉铁路立项，并以该路“道里较长，经费亦巨”为由，宣布实行“商款商办”方针：“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股至千万两以上者，着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事归商办，一切赢绌，官不与闻。”⁽⁷⁾这是中国铁路史上的“空前壮举”，也是有史以来朝廷第一次将如此巨大的工程招商承办。全国范围内，响应而起者颇不乏其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广东在籍道员许应锵、广东商人方培垚、候补知府刘鹗、监生吕庆麟四人，他们均向政府宣称集股已有成效，要求承办。清廷因此谕令共负芦汉路务的直隶总督王文韶（1830—1908）、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对前述四人“详加体察”。所谓刘鹗“应张之洞召赴鄂办铁路”一节，即以此为背景。而结果是刘鹗等人一无所获，全数出局，盛宣怀（1844—1916）则经王、张二督共同推荐，奉派督办铁路总公司，获准举债修路，再招股偿还。

“芦汉四商”在中国铁路史上自有其位置，有论者谓其失败咎有应得，因为他们“几乎全是替外国资本家效劳的”⁽⁸⁾。刘鹗后人的多种著说，将其谋芦汉事未果归因为“与盛宣怀氏龃龉”“宣怀嫉其能，抵排不遗余力”等等。⁽⁹⁾刘隆平等所著《刘鹗小传》，勾勒了此事的大致经过，并谓张、王、盛等人排拒刘鹗并无真凭实据，不过“罗织罪名”而已。⁽¹⁰⁾最近张海荣研究芦汉铁路的论文，就“各方争揽芦汉与盛宣怀独擅胜场”的内情，做了相当细密的考订，使我们对“四商”的身份背景及各色人物的复杂人脉关系，有了较前清晰的认知。⁽¹¹⁾稍觉遗憾的是，对于刘鹗这样一位特出人物，“四商”并论而不见其特性，又因限于史料，无法详论其人在湖北时交游和钻营的情状。新近公刊之《姚锡光江鄂日记》为我们深入探讨刘鹗与芦汉铁路关系提供了可能。⁽¹²⁾

姚锡光（1857—？），字石荃，江苏丹徒人。早年曾随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光绪乙酉科（1885）拔贡，戊子科（1888）举人。初官内阁中书，历佐直隶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李秉衡、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府，曾任安徽石埭、怀宁知县，和州知州，累保道员，后迁至兵部右侍郎。入民国，任参政院参政、蒙藏事务局总裁、弼德院顾问大臣。著有《东方兵事纪略》《东瀛学校举概》《筹边刍议》等。⁽¹³⁾《江鄂日记》始于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1895年11月28日），止于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日（1896年10月26日），时间跨度近一年。日记之初，姚锡光经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调江南委用，后张回任湖广总督，姚亦随同入鄂，委充武备学堂总稽查职。刘鹗谒见张之洞始末，亦被完整载入日记。缘姚、刘系同乡，且有世交，关系非同一般；⁽¹⁴⁾在湖北任内，姚常与张幕僚属过往，获知许多官场秘闻，事后又勤于笔录。如此，刘鹗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在《江鄂日记》中有了历历如绘的记叙。如日记整理者所言：“从中可以看到张之洞的举棋不定，盛宣怀的得陇望蜀，刘鹗的憨直与热诚，姚锡光的爱莫能助，张之洞幕宾的见风使舵。仅此一事，整个晚清官方机构的运转、办事程序、内部错综复杂的沾带及成一事之难，让人一目了然。”⁽¹⁵⁾这部日记对甲午战后官场生态和新政实况的描述，不仅为研究刘鹗其人提供了新素材，也为讨论近代铁路史上外资利用的问题补充了思想资料。本文拟以日记为线索，旁参相关档案、文集，考订刘鹗赴鄂一行具体经纬，进而尝试理解此事件在刘鹗个人历史及中国铁路史上的适当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