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之洞之迎拒离合
张之洞与日本的交往过程，钱恂介入最深，所知最多。如果探究庚子时期张之洞对日关系的真相，钱恂无疑是绕不过去的人物。前揭孔祥吉论文断言“钱恂是秉张之洞之旨意来同宇都宫太郎为首的日本军方秘密联系的”，又谓“宇都宫太郎日记的发现，为我们探索张之洞庚子年独立称王的内心世界，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行文至此，回头再看日记所载钱恂言论，其中关系“独立称王”的关键叙述有两处，其一前已引用，其二6月28日条录下：
当夜在仲之町与钱恂会面，谈及时事，其间平岩代为通译。钱恂有谓：张等曾言，若天子一旦蒙尘［多半至长安］，清国将处于无政府之境地，届时南部二三总督互相联合，于南京建立一政府，实乃不得已之事云云。(67)
所谓“天子蒙尘”为假设，其时尚未发生，参考旁注“长安”，很容易联系到两宫西迁的传闻，“无政府”盖指顽固权贵挟宫廷迁逃后的境况。应予注意的是，新政府由“南部二三总督”联合而成，非张之洞一人所为，亦非其主导；再则建立地点在南京，而非武昌。仅从字面推导，看不出“独立称王”的蕴意。复按背景，清廷谕令各省“招拳御侮”，张之洞等人认定宫廷受拳党胁迫，政非己出，故宣称“矫诏不理”，并联合南方数省与外国议定“东南互保”。对照宇都宫太郎所引钱恂语，言南方督抚“联合”正与“互保”意合，含义模糊而易引起歧义的只在“政府”二字。前文针对钱恂个人性格、学识、政治观点、行事特征及人脉交游诸方面所做的考察，可帮助我们理解，钱恂寄望张之洞起而反清、自建“政府”自有其心理基础，他对宇都宫说出一些出格的话并不奇怪。
反观张之洞，他对钱恂在日本的表现并非无知无闻。庚子事起之初，张似已有所警觉，去电言“足下言语尤须格外谨慎，切嘱”(68)，可见强烈的约束意态。至唐才常自立会事败，牵涉湖北留日学生，电文更多严厉：
闻阁下在东与诸生言，因持论喜通达时势者，诸生不免误会，失其宗旨。近来诸生行止、议论多有悖谬，于是此间众论多归咎于阁下。傅慈祥临刑时大言曰：“我为钱监督所误。”又阁下致善后局信函面写“南清湖北省”字样，见者骇然，群议大哗，并归咎于敝人，务望格外谨慎，勿为好奇之谈，勿为愤激之语，以免流弊。万一被人指摘，阁下固受其累，且从此出洋学生之路绝矣。千万采纳，并即电复。(69)
张之洞终不能割断对那拉氏的忠诚，钱恂却不乏“自立”的异心，故赫然以“南清湖北省”自表。当列强鼓吹还政光绪，前者竭力维护后宫，钱恂抱怨：“鄂省下半年昏昏，往岁声名坏于一举，可惜！言之难尽。”(70)他听说汪康年在本年曾赴鄂以“剿拳匪、劾政府”游说张之洞，去信语多讥诮：“所言某公向负重望者，殆指南皮。言剿匪、劾罪两事失机，诚可惜。然南皮中国学问渊深，岂肯出此？兄为江鄂游，未免冯妇矣。”(71)乃至时过境迁，回忆当年，言谈中仍寓褒贬：“按孝钦胶漆于匪，惟鸿章知之最深，而江、鄂督皆以为孝钦不至于此，识自逊鸿章一筹。”(72)
因钱恂在东京消极抵制，张之洞原欲“屏逐附乱学生”，而终未能行。只是种种“好奇之谈”“愤激之语”层出不穷，张之洞恐其在异国一言偾事，不得不再三申饬：“该守在东议论举止，非议沸腾，务宜猛省速改，不惟累鄂，兼恐自累。”(73)至本年底，张之洞终于下决心，电调钱恂回国；
现值开议，鄙人有与闻议款之责。……钱守速即回鄂，文武学生请木斋星使督饬约束照料，且课程有校长、队长管教，小事有徐令料理。……事关紧急，钱守无拘何事均可暂搁，万勿稍延。何日行？速复。(74)
细究其因，一方面当然因“念劬于交涉事最擅长，故急招之归，商酌一切”(75)，想发挥其外交长才，为善后和谈出力；另一方面恐也有调虎离山、消除政治隐患的考虑。然而，钱恂再一次表现出性格，不仅不领情面，反而提出辞呈。当张之洞再次电催，已见苦口婆心的劝慰：
所以催阁下回鄂者，因议约万分棘手，事机急迫，迟恐别生枝节，阁下于交涉事最通达精密，故盼速来商酌，以为臂助，可谓倚重之至。此举实关国家安危，中华万年利害，岂不重于一省学生之监督乎？阁下平日学问此时正用得着，何以反不愿回？(76)
但钱恂划清界限的决心可谓坚定，他对汪康年表示：“弟之辞差，亦半因不愿与之共败也。在彼意亦深恐受弟之累，然又不敢竟许我辞。”(77)稍后，张之洞经与盛宣怀、郑孝胥商议，拟另调一差，令钱恂改任芦汉铁路总办，(78)亦由于后者力辞未果。
此后，钱恂在日本基本处于赋闲状态，不再多问政事。他似乎很享受这种生活，在致汪康年信中，表达了这份逃离无聊政治的解脱感：
弟自辞湖北差事，顿觉心清。去电婉而坚，南皮竟不敢复。南皮颇后悔，曾来一电，几自认错。然弟则乘此机会辞离湖北，于计良得。即以日本人论弟数年声名，亦不至遽坏，此最足以告慰者。南皮又电盛京卿，欲委弟汉口铁路总办。弟闻信速辞，已幸免。兄亦必为弟喜。湖北顽固多多，弟岂能与共事乎！(79)
就程序而言，离职只是钱恂个人意向，张之洞尚未明文撤差，但他去心已决，屡次呈请辞差。二十七年（1901）十月，张之洞为遵旨筹办新政，拟在省内设筹办处，以钱恂“学识赅通，见闻广博，周知各国情形，于外交因应机宜深所谙练，应即派为湖北筹办处及交涉事务委员，常川在本衙门筹办处办理一切，并以时前往日本，遇事考察筹商，每半年回鄂一次。除往返程途日期不计外，每次必留鄂三个月，以资筹议而收实效”(80)。张之洞仍看重钱恂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一个妥协的办法。据郑孝胥日记，十一月初五日记张之洞言：“今欲行新政，得数人亦可举耳：陈璧、张百熙、李盛铎、钱恂，及座间郑（孝胥）、黄（绍箕）二君。用此六人，可成小贞观矣。”(81)张之洞对钱恂尚念念不忘，欲用其辅佐新政。是年底，钱恂曾短暂回国一行，系与东三省交涉事相关。(82)二十八年（1902）下半年，又数至上海，代表张之洞参与中英航海通商条约谈判，然受嘱“只将会议时所见所闻详细电鄂，万勿遽出议论”。(83)据其妻单士厘记述：“庚子、辛丑、壬寅间，无岁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复既频，寄居又久，视东国如乡井。”(84)则此阶段，钱恂仍时常往返于中日之间。至二十九年（1903），吴兴同乡胡惟德（1863—1933）驻使俄国，奏调钱恂为使馆参赞，而钱恂本人也“有意脱离张之洞的圈子”，从此结束在张幕的工作生涯。(85)同年，钱恂正式告别日本，偕妻赴俄都彼得堡任参赞。(86)此一趟绕经朝鲜、中国东北、西伯利亚的长途旅行，也成就了《癸卯旅行记》这一部在文学史上留名的“（晚清）唯一的女子国外游记”(87)。此属于题外话。
庚子之变对于钱恂的刺激是强烈而长久的。他晚年归国后，仍不能忘此世变奇辱，遂悉心搜集中外人士记录，编成《金盖樵话》二编，以为殷鉴。(88)此编虽曰辑录成书，但于辑入各种，均加有按语或注释，以示对所述历史事件之理解。他评论道：“庚子拳乱，不但满清召亡大源在此，即中国种族永受东西愚压而不复克振者亦源于此，此孝钦处心积虑谋废德宗所造成者也。”(89)同书对于昔日幕主张之洞依违新旧之间的心理，也有深刻的描述：
文襄身后，每为世评所不满，不独新派訾之。其病在敬心有余，毅力不足，故于孝钦一面不免有所依违……文襄尝有言曰“吾极欲上格君心，而又欲恪守臣节；吾极欲举行新法，而又欲不废旧章。吾岂不知决无此事，然吾实确有此心”云云。其自评可谓极审。(90)
此书稿本曾一度湮没，长期不为人知，直至21世纪初才得以整理刊行面世。当然，这也已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