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佩纶书札所见之庚辛时局
有关庚子事变时期张佩纶之于时局的观察与建言的史料极少，故以往论者难述其详。《历史文献》披露张佩纶致亲戚朱溍（1859—？）(24)上百通书札，其中数通对庚辛之际清朝政局及张佩纶本人的活动有所反映，尽管篇幅有限，然吉光片羽，洵属珍贵。本节对这几通信的写作时间和背景略做考订。
《张佩纶致朱溍书札》编号第一二六通云：
……昨夕得傅相复电，西兵官、公使均无议约之权，已电各外部，请派全权，俟复到即北行，住津到都，亦须商定一地，以便开议。闻两宫到易小住，车仅四十两（辆），已电廷护督代奏云云。即转达并细问潜儿行辕布置，皆北行事宜。傅相焦劳万状，寝馈俱忘，既虑洋将贪功，轻骑追驾，又恐荣相下狱，和议中变，内外无一把鼻，真大难事。八十老翁，亦深防其不支也，如何如何？杨运司电，潜儿带来，有赵展如已到此语。驾在易，而赵到保，行在枢臣何以不随跸行，殊不可解，岂赵乃私行耶？是留庆、留端两说，不知谁是。确闻董军廿一尚在都城外拒敌，今则不知何往矣，能不随驾方妙。(25)
据文意，此札应作于七月下旬联军入京后不久。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上奉召，继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六月二十五日（7月21日）抵上海，随后滞留观望，迟迟未晋京。七月十三日（8月7日），清廷旨授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李在上海连续寄电驻外公使，商请外国“即行停战，会议善后”(26)。但停战呼吁反响寥寥。函内所引“李复电”所言外国公使、军官以“均无议约之权”为由拒绝和谈，正体现各国兵临城下、不肯轻易就范的情状。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帝仓促西逃。外界与中枢的联络暂时中断，当时消息皆得自传闻，“两宫到易（州）小住”一说，不确。“廷护督”，廷雍（1853—1900），直隶布政使，于李鸿章到任前护理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北上前，与廷雍就宫廷去向、直隶“剿匪”等事多有电报往来。(27)
“潜儿”，张志潜（1879—？），张佩纶次子，字仲昭，为丁宝桢女婿，时为招商局董事，住在上海。张佩纶除与李鸿章有函电往来外，还通过其儿子了解李在上海“行辕”的动态。据札中之言，李鸿章忧虑有内外两事：一则“洋将贪功，轻骑追驾”，指联军由直入晋，继续西进，可能威胁到宫廷安全；二则“荣相下狱，和议中变”，指大学士、军机大臣荣禄（1836—1903）所部武卫军曾经围攻东交民巷使馆，战后列强拒绝接纳其为议和代表，并有指其为“祸首”的呼声。李鸿章深虑荣禄因此获罪，导致中枢权力失衡。在他看来，荣禄是当时能够在中枢制衡“拳党”、使战后和谈顺利推进的重要力量。八月十七日（9月10日）他致电尚在保定的荣禄：
慰廷来电，接十二日尊函，谓内廷无人主持，赞襄必多掣肘，拟由获鹿赴晋，深佩荩筹周密。但前据日本来电奏请添派，公即奉旨，尽可以各国谓围攻使馆有甘军在内为词，恐设嫌疑，自请暂留行在。盖各国既将其所以愤恨之故大声叫破，是旋乾转坤，仍在圣明内断于心。如深宫默念倾危宗社是谁所为，即办谁之罪，或议亲议贵，分别轻重，则开议后亦有词可措。鸿不能趋行在面陈，又非奏牍所能尽言，读公五月三十日寄各督抚公电，痛哭流涕，忠贯金石，辅翊两宫，再造社稷，仍不能不仰望于公。务请速赴行在，披沥独对，以冀挽回圣听，国脉存亡，实系乎此！并乞随时电示，庶使开议稍有把握。(28)
在“内廷无人主持、赞襄必多掣肘”一层上，李、荣实有共鸣，这也就是张佩纶所谓“内外无一把鼻（柄）”之具体所指。又，“杨运司”，杨宗濂（1832—1905），时为长芦盐运使；“赵展如”，赵舒翘（1847—1901），字展如，刑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董军”，董福祥（1840—1908）所部甘军。时局混乱之下，张佩纶对于临危受命之李鸿章深有同情，唯恐“八十老翁”力有不支，又担心政治情势进一步恶化，极留意亲拳之赵舒翘及董军是否随扈，留守王大臣之人选究为庆王奕劻（1838—1917），抑或端王载漪（1856—1922）。此均体现对于议和前景的关心。总体而言，张佩纶持论悲观，然出于公谊私情，对身处困局之中的李鸿章施以襄助，仍属义不容辞：
顾八十高年，与十一国使臣斗智，而又环之以数万甲兵，衰病颓唐，精神岂能无疏忽？侍公谊私情，但有所见，自当就遗漏之处竭诚补救，强谏不纳，出以婉词，而使傅相曲从，易使洋人就范。(29)
《张佩纶致书札》第一二七通云：
闻庆邸已留［今早有人送来］，何傅相犹未知耶？事本极难，然都城已不守，而祈请使犹装怀于沪上，恐外人亦必齿冷矣。潜儿京口书云，晤季皋，有月杪月初必北上之说［送母回扬］。季当随行也。(30)
“庆邸”，即庆亲王奕劻（1838—1917），联军入京后，追随宫廷出逃。八月初三日（8月27日）奉旨：“着奕劻即日驰回京城，便宜行事，毋庸再赴行在。”(31)初十日（9月3日），在英、日军队迎护下由怀来返京。(32)“季皋”，李经迈（1876—1938），字季皋，一字季高，李鸿章次子，时在沪随侍其父左右。李鸿章于八月二十一日（9月14日）由上海启程，航海北上，二十六日（9月19日）抵大沽，闰八月十八日（10月11日）入京，寓贤良寺，李经迈亦随行。(33)
书札第一二八通云：
别后惘惘，初拟节后即行，傅相谓可少缓。廿后复电，而相躬不适。廿五出门答客，过尊居小坐，犹觉头眩。廿八后感风温，七日始退热。今日始答艺棠方伯，并诣岘帅，述及廷尉交情夔相痕迹，于弟颇有许可语，纯是应酬耳。西图极思作一诗，奈竟不能如愿，拟日内即行，止能将图暂缴。俄约过吃亏，各国不许画押，江、鄂主英、日，傅相主俄。都中则鹿主江、鄂，王主李，荣欲李挡利害，恐此事即是波澜。岘帅颇愿鄙人弥缝，力薄权轻，何能副时望也？……［初十本拟起程，以艺翁云昭为月令将军占尽，改为今日，而小孩作热未退，兹又改为十三，竟未知如何耳，闷闷。］(34)
按“节后”，当指辛丑年春节（1901年2月19日）后。前引正月初二李鸿章收张佩纶来电“上紧医痊，迅赴京难”云云，正与札内“少缓”行程诸节符合。“艺棠方伯”，恩寿（？—1911），字艺棠，时为江苏布政使，故称“方伯”；“夔相”，军机大臣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函中言及，张佩纶由刘坤一处获知，时在中枢的王文韶对其复出颇有“许可”之意。
“俄约”事，指中俄两国之间展开的东三省交收谈判。事变期间，俄国趁机出兵东北，军事占领东三省。先是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1901年2月18日），向清朝提出条约草案十二款，名曰“交还”，实际欲将军事占领长期化，并侵“兵权、利权，以图自便”；在中方抗议及国际压力下，次年正月二十二日（3月12日）提出条约修正案，并限十五天之内必须画押。(35)当时清朝内部对于是否同意俄约意见不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相信国际干预的效力，尤其对英国、日本等国寄望甚殷，倾向于拒约；作为议和全权大臣的李鸿章则反之，倾向于签约，认为英、日在关键时刻不会施之援手，更何况此时北京的议和谈判陷于困局，不愿也不敢开罪俄国。此即“江、鄂主英、日，傅相主俄”实指所在。(36)双方严重分歧，达到水火不容的程度，这背后不免有外国力量的作用，有学者甚至认为：“当时在中国外交上已形成一奇特现象，张之洞、刘坤一已成为英、日意见的代言人。”(37)而西安行在能做的，也只是用模糊的“折衷一是、勿得两歧”之旨居间调停：
李鸿章误以为画约为刘坤一、张之洞所阻，至有江、鄂为日人所愚之言。刘坤一、张之洞又以李鸿章为偏执己见，亦有全权为俄人所愚之言。彼此积疑，负气争论，究于国事何补？国步至此，同心勠力犹惧不济，何忍自相水火，贻忧君父，见笑外人？平心而论，李鸿章身处其难，原多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刘坤一、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已。(38)
时在西安行在当值军机处的三位大臣，分别为荣禄、王文韶和鹿传霖（1836—1910），荣禄为领班大臣。辛丑议约之际，凡军机处发北京及地方电信，署名顺序为荣、王、鹿。某军机章京对当时情形有形象的描述：
三大臣上朝，先由一太监手捧一圆盘，上盖黄绫，引三大臣前进，王中堂先行，荣中堂第二，鹿尚书第三。……人谓每召见，总是荣中堂一人说话，王中堂本重听，鹿中堂近来亦甚重听，全恃荣中堂在军机处宣示，而鹿尚书多请教于荣幕樊云门，否则莫知底蕴也。(39)
据张佩纶观察：“鹿主江、鄂，王主李，荣欲李挡利害。”按鹿传霖（1836—1910）为娶张之洞三姐为妻，为姻亲关系。鹿入军机后，常与湖北通声气。张之洞与李鸿章因俄约发生矛盾，也向鹿抱怨：“鄂每次电奏，皆电庆、李、刘，因合肥从来不商，但电奏后转知。昨见合肥电有‘定约画押’之语，万分焦急，故请电旨饬下全权，并请枢廷电告之也。”(40)诚如黄濬所言：“鹿与文襄有姻连，故当时南皮、定兴，实为一气也。”(41)张佩纶还受到刘坤一的嘱托，北上后行“居间弥缝”之责。不过，他也有自知之明，中枢政治关系极复杂，非外臣所能解纷，故自谓“力薄权轻，何能副时望也”。
至二月初七日（3月26日），即最后期限的当日，驻俄公使杨儒（？—1902）收到清廷初五日发出的电旨：“着杨儒婉告俄外部，中国为各国所迫情形，非展限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请格外见谅。”(42)杨儒据此拒签俄约。直到本年六月，双方重启谈判。但不久后李鸿章在京病故，中俄谈判暂告中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