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上海之倡议
（一）上海成为风暴眼：炮台、制造局之争
《纪实》一文开首谓：
自五月初良乡车站拳匪发难，京津响应，各省人心浮动，或信以为义民，或迷其有神术。上海远隔海洋，忽传城内已有拳匪千人，飞渡而至，旅沪巨室，纷纷迁避内地，有刚首途而被劫者。其时南北消息顿阻，各省之纷乱已日甚，各国兵舰连樯浦江，即分驶沿江海各口岸，保护侨商。英水师提督西摩拟入长江，倘外舰到后，与各地方一有冲突，大局瓦解，立召瓜分之祸。（第289—290页）
赵凤昌久处张之洞幕府，时人谓以“倚之如左右手”“张之洞在鄂，要事皆秘商竹君，忌之者乃为‘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语书之墙壁，刊之报章，童谣里谈，传遍朝野”(3)，可见两人关系非同寻常。赵后因弹劾案牵连，遭清廷革职处分，但仍被张之洞安排差使，在湖北电报局挂名支薪，常驻上海，充湖广督署耳目。民国时黄炎培（1878—1965）说过：“此四十年间，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这位老人有关。”唐振常先生尝引用此话，并加有按语：“其言或有夸诞，此人（指赵凤昌）参与了东南半壁不少大事，则是事实。”(4)赵凤昌以其特殊的身份及丰富的人际关系，不仅亲历近代许多重大事件，而且常扮演关键先生的角色。光绪二十六年（1900）策动“东南互保”，就是他在政治舞台上一次重要的表演。前面引文扼要交代了“东南互保”发生的背景，除华北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外，外国军舰云集上海、有意驶赴长江口岸的动向，最为当事人所注意。所谓“英水师提督西摩尔拟入长江”，其事不确。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1840—1929）在五月中旬率联军由津赴京保护使馆，遇清军与义和团联合阻击，被迫折返，至五月三十日（6月26日）败退天津租界。其后原地休整，南下赴沪时已六月末。(5)《纪实》文中将此节与英舰入江事相混淆。
在华北局势恶化之初，作为在长江流域拥有最大利益并最具政治权势的英国，就表现出积极干预的姿态。五月十八日（6月14日），西摩尔联军尚在途中，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霍必澜（P．L．Warren，1845—1923）已开始策划避免同样的骚乱蔓延至南方，他建议“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一项谅解”，使其得到英国军舰的“有效支持”，从而在辖区内维持秩序。(6)英国的这一动向曾被一些研究者理解为首倡“东南互保”的证据。(7)而究其真实含义，在于提供单方面的军事保护，这在东南督抚当时看来，更暴露了外人“窥伺”的野心。这一认识成为张之洞“自认保护”的前提，所以向刘坤一一再示意：“英水师欲据长江，若我不任保护，东南大局去矣。”在此过程中，两人也迅速达成了共识：“为今计，惟有力任保护，稳住各国，一面添兵自守，镇慑地方。”(8)在试探触壁后，英国暂未在长江流域扩大干预，但最先申请军事保护的上海领事当局不甘心就此收手，要求“增兵”的持续呼声仍然是左右伦敦决策的重要因素，这为后来英国继续尝试军事冒险埋下伏笔。(9)
战云密布、骤雨欲来之际，上海，这一中国最大的口岸城市，商业繁华、华洋杂处之地，也不复昔日平静。(10)进入五月以后，每天从天津开来的轮船都是满员，大量避难人群涌入上海，他们也带来北方拳民或神奇或野蛮的种种传说，排外揭帖开始出现，各类谣言在市面上流行起来。很多人相信这是大乱的前兆，本地居民通过轮船、民船、车马等方式纷纷往宁波、杭州、苏州等地迁移，而多有半途遇劫者。(11)此即所谓“旅沪巨室纷纷迁避内地”的实情。地方最高长官上海道余联沅（1845—1901）一面将外国教会人员及教民迁入城中，以防不测，一面传谕各属及绅董切实办理巡防，加强地方秩序的控制。(12)自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起，上海知县汪懋琨传令每晚八时封锁各城门，严禁私自启闭。(13)以上举措仍主要着眼于“防内”，通过“自清匪患”，达到安抚内外人心的目的。
外国军舰正源源不断驶入吴淞港，不久即传来天津大沽炮台被夺的消息，中外之间弥漫了宣战前夜的紧张气氛。谣传列强将占据吴淞炮台和上海制造局，重蹈大沽覆辙的惨剧似乎近在眼前。上海地方奉命“自速设防”，相应加强了部署，原驻吴淞炮台、制造局等军事要地的清军数量增加，另酌拨勇队，分扎江湾等处，护卫淞沪铁路。(14)上海道余联沅奉两江总督札委“兼理海防营务处”，也获得便宜行事调度防营的权力。(15)
租界内的外国人，此刻也处在极度恐慌之中。关于义和神拳的种种怪诞传说，随时可能演变为群众的排外风潮；而清军的调动部署，已经构成现实威胁，大沽开战后北洋舰队转舵南下，似乎预示战争随时将会发生。在沪各国领事紧急召集会议，决议组织约四百二十人的义勇兵队，以此加强租界自卫体制。(16)英国领事霍必澜期待更多作为，前述向长江派舰遭拒后，又数度出击，先是借口“沪上流氓欲劫制造局”，示意“愿代保护”，复利用大沽交战后的紧张气氛，渲染列强可能攻占吴淞炮台的危险，向中方试探由英国舰队临时接管的可能。刘坤一对此表示：“如德、倭夺台，尽力抵御，若危急，再求英助。”(17)换言之，不情愿将炮台直接移交，但希望必要时与英国合作，共同阻止其他列强行动。英国的单边行为也为他国所反对，消息灵通的盛宣怀报告称：
福开森面禀，各领事并无占吴淞之意。英领事要我请其保护，是其伪术。若为所愚，各国必不服。白藻泰已将此情电法，等语。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认保护，勿任干预。(18)
福开森（John．C．Ferguson，1866—1945），美国人，时为南洋公学监院。(19)白藻泰（Georges G．S．Bezaure，1852—？），法国驻沪总领事。英国单独保护的做法为各国所“不服”，盛宣怀认为可以因势利导，同时向各国领事承诺“自任保护”，利用列强竞争的均势避免军事干涉。因外部的异议声音，刘坤一转而表示：“英允保淞，确系诡计，已电沪道密阻。就目前惟有稳住各国，方可保全长江。”(20)这里须区别的是，派舰入江得到了英国政府授权，而要求代管炮台，则是霍必澜的一次个人行为。不过两者都遇到了相当的阻力。盛宣怀和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1868—1934），几乎在同一时间提出了新的建议——以中外会议的方式达成和平谅解，长江流域的局势迅速朝着“东南互保”的轨道滑行。
（二）“中外官绅”之活跃
扼要介绍事件背景后，《纪实》继谓：
忧思至再，访何梅生老友商之云：事已如此，若为身家计，亦无地可避，吾辈不能不为较明白之人，岂可一筹莫展，亦坐听糜烂？其时各省无一建言者，予意欲与西摩商，各国兵舰勿入长江内地，在各省各埠之侨商教士，由各省督抚联合立约，负责保护，上海租界保护，外人任之，华界保护，华官任之；总以租界内无一华兵，租界外无一外兵，力杜冲突，虽各担责任，而仍互相保护，东南各省一律合订中外互保之约。梅生极许可，惟须有任枢纽之人，盛杏生地位最宜，谓即往言之，并云此公必须有外人先与言，更易取信。当约一美国人同去。旋杏生约予往晤，尚虑端、刚用事，已无中枢，今特与外人定此约，何以为继？予谓此层亦有办法，可由各省督抚派候补道员来沪，随沪道径与各国驻沪领事订约签字，公不过暂为枢纽，非负责之人，身已凌空，后来自免关系。（第290页）
文中“何梅生”，即何嗣焜（1843—1901）(21)，系赵凤昌、盛宣怀武进同乡，时为南洋公学总办。刘垣（厚生）撰《外舅何公眉孙家传》谓：“庚子事变，朝命不行于京津以南，时公在上海，佐盛宣怀与各国领事交涉，立东南互保之约。(22)”赵凤昌首先提出华、洋两界由中、外分别保护的设想，“由督抚联合立约”，基本上已接近“东南互保”的实质内容。何与盛宣怀交密，遂推举盛为“任枢纽之人”，并建议“约一美国人同去”游说。所谓“美国人”，即指福开森(23)，前在南京为刘坤一洋务顾问，时受聘为南洋公学监院。(24)事后，盛宣怀奖叙“在沪出力华洋官绅”，称“庚子之变中外咸互相猜忌，虽彼此推心置腹，究未能融洽”，该洋员“疏通其间，彼此猜忌尽释”，周旋之力居多。(25)赵凤昌面见时提出“互保”具体办法，由上海道出面与各国领事交涉，各省则派出代表随同议约，盛宣怀因此“身已凌空”，地位相对超脱，故发言较易。可谓“三个老乡一出戏”，盛、何、赵的聚首，已发“东南互保”之先声。
义和团运动期间，盛宣怀以督办铁路公司的名义居留上海。他自称“局外闲人”，事实上忙得不可开交，在剿拳、救使、阻西幸、调李鸿章督直等关节均有重要表现。逢东南情势告急，盛宣怀做此出位之谋，自有其内在理路，并非偶然。(26)台湾学者戴玄之尝研究“东南互保”，在排比众说后，将“首倡”的功劳归之于盛宣怀。(27)不过，如果注意到当时朝局演化、国际竞争因素以及盛宣怀与周边人物之互动关系，则可发现所谓“首倡”之功很难明确归系于某人，这其实是多元角力后呈现的结果，即使落实到盛宣怀本人的想法，在短时间内也经历了发展过程。已如前述，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盛已向刘坤一提出“自认保护”的建议，其背景是英国要求单独托管吴淞炮台，引起各国反弹。因福开森的情报，盛宣怀意识到大沽开战后列强在东南地区并无统一意志可言，托一国保护不仅于利权有损，还包含触犯他国的风险，不如自任保护，利用各国牵制，避免军事干涉。稍后赵凤昌、何嗣焜等人的建议使得“保护东南”的操作方式进一步明晰化，盛宣怀的思路也由“自保”向“互保”转变。这一策略的目的，在于稳定上海秩序，预防义和团运动蔓延南方，也为抵制外国（主要是英国）借机出兵上海及长江内地。
这不仅是赵凤昌等少数人的想法，在当地有着巨大利益的绅商阶层从自我保护的立场出发，也希望采取措施维护安定。包括汪康年（1860—1911）主办的《中外日报》在内的数家上海新闻报，连篇累牍刊登社论，几乎一日一文，要求戡乱保和，表现出浓烈的地方意识。(28)汪康年本人听说英国将派兵舰入长江护侨，便认定：“此时欲靖北方，非先保南方不可，欲保南方，非先与各国切实订约，使中外相安不可。遂有赞助上海各官绅，商请两江、两湖总督委派江海关道与驻沪各国领事订约互保东南之举。”(29)供职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张元济（1867—1959），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读报后即致书盛宣怀，以“现在事变更急，断非寻常举动所能挽回”，建议“似宜速与各省有识督抚联络，亟定大计，以维持东南大局”。(30)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轮船招商局会办郑观应（1842—1922）在五月二十六日（6月22日）致函盛宣怀说：
顷详报载，天津租界已为华兵扫平，殊深焦灼……如有确音，务祈示慰。势似瓜分，恐各国分兵踞地［如京津与西兵大战，恐英踞吴淞炮台，复派兵入长江内地惊扰，不堪设想］。各公司宜早筹备，刻徐雨之来谈，亦拟换旗，已谆嘱各董妥商后［有云“不必换”，有云“宜缓换”］，禀请裁示祗遵。(31)
全电语气流露出对中外失和可能损害利益的担忧，所拟“换旗”之举，即外兵一旦入据长江，将中国公司转移至外国名下，以图自存。可见其观念中，保护实业利益最关紧要，对外万不可战，战亦无幸免之理，中外双方在上海及长江内地共有利益基础，合作大于对抗。秩序，是绅商和工厂业主排在第一位的要求。北方战事虽未直接波及东南，但仍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导致市面萧条，对和、战前景不确定的预期，更深刻影响到上述群体的信心。以轮船招商局为例，自津沽失陷，与上海往来贸易停滞，所收水脚不及平时十之四五。上海钱庄平日主要依靠外国银行短期拆放，与中小工商企业发生联系，此时人心浮动，纷纷收受规银，以致市面银根吃紧。时人记载：“沪上震惊，人心慌乱，各银行但进勿出，各庄家周转更为不通，银拆一两五钱，现银缺乏，洋厘顿提八钱八分，无洋可购。旅居申江者，纷纷迁移。”(32)上海商人祝大椿、沈敦和、李平书、施敬则、叶澄衷等多次找盛宣怀、余联沅，要求地方告示安民，力保稳定，而盛宣怀本人无论在传统典当、钱业方面，还是在近代性的工商企业领域，都拥有重大利益，他所控制的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华盛纺织总厂、中国通商银行、汉冶萍公司，全部集中在长江流域，东南一旦变为战场，势必动摇他经营多年的基业。(33)
无可否认，“东南互保”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确乎体现了“民情”。而出身于江南并与绅商社会有着极深渊源的盛宣怀在其中发挥了“担纲领衔”的作用，故“称‘东南互保’为南方绅商社会为保护自身利益积极策动的政治外交成果并不为过”。(34)作为清朝电报事业的总负责人，盛宣怀在信息传输网络中居于枢纽地位，并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这几位在当时最为重要的地方大吏均有交情，可谓最适合、最说得上话的人。与闻“互保”内情者如沈瑜庆（1858—1918），事后对盛宣怀推崇备至：
天下绝大事业，只在一二人之交欢。庚子之患，微公居此中联络，则粤、江、鄂鼎峙之势不立。彼三公者，平时各不相谋，而因公之故，遂相固结，以纾世难。语云中流遇风，秦越相济。然则公可用秦越以为功，又何在而不得秦越耶？内外支吾，会当有变，剥复之机，舍公安属？(35)
盛宣怀本人也是当仁不让，尝自谓：“生平但知埋头做事，功不铺张，过不辨白，吃亏在此。即如保护东南，非我策画，难免生灵涂炭。”(36)及盛宣怀逝世后，陈夔龙（1857—1948）所撰神道碑文称：“拳乱作，疆吏定东南互保约，隐微匡救，多本公谋。”孙宝琦（1867—1931）为《愚斋存稿》作序，亦就此事大加推许：“公在上海，实总其枢纽，国不遽覆，公之力也。”(37)
在“东南互保”的形成过程中间，盛宣怀周边之部属、幕僚、绅商的作用绝不容忽视(38)，其事先与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密商”同样值得注意(39)，而最后促使他做出决断的，则是时局的急遽变化。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盛宣怀分别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明确提出中外互保的办法：
济沁电万勿声张。沪各领事接津电：津租界炮毁，洋人死甚众。英提带兵千余殁于路，已各处催兵，看来俄日陆军必先集，指顾必糜烂，如欲图补救，须趁未奉旨之先，岘帅、香帅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一面责成文武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靖人心。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40)
他意识到总理衙门照会公使离京，预示中外即将决裂，一旦外兵集结，可能造成全局崩坏。事急之下，东南三大帅对朝旨“从权”取舍，“留东南以救社稷苍生”因之具有充分的政治正确性。就在同一天，小田切领事也分别向刘、张去电，基调与盛一致，内容略有区别，不仅授权上海道与各国领事直接交涉，而且提议由江、鄂分派代表赴沪与议。(41)
“东南互保”的倡议最终得到积极回响，但考诸事实，刘坤一、张之洞皆未在第一时间复电答应，其最终决策经过了极为慎重的考虑。黄濬（1891—1937）自谓访问赵凤昌的初衷：
予尝疑刘岘庄才非过人，互保必幕府所为。其后闻当时往张南皮处说此事者，为沈子培、张季直，而岘庄处，为沈涛园，后乃知发动此议斡合两督者，则赵竹君先生（凤昌）也。竹君先生，今已登大耋，而神明过人，音吐鸿畅，予以暇日，过惜阴堂，叩以当时情事，老人为追数当年情势，历说布置，如见运筹杖策时，诚江介之灵光、山林之白羽。（第289页）
其读《抱冰堂弟子记》后，亦抱有疑问：“世乃以互保事归功刘岘庄，则成功后众人之见，不第不知彼时幕后主持之人，并同时合肥、南皮之表示，亦不暇考矣。”（第294页）实则，“东南互保”发起之际，时往返于沪宁之间的沈瑜庆、张謇（1853—1926），以及围绕刘、张周边的汤寿潜（1856—1917）、陈三立（1853—1937）、沈曾植（1850—1922）、施炳燮等幕僚，联袂出场，皆有表现，此辈“幕后之人”对于江、鄂总督均做过游说，事迹零星见于史册，而游说活动到底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幕主的决策，至今尚难精确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