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之于“勤王”的反应
在庚子年，面临中枢将倒的前景，中国国内各政治派系空前活跃，而权重一时的东南督抚也成为外界寄望的对象。“东南互保”局面甫成后，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致东京本部报告书称，甲午乙未后“天下人视张氏（之洞）为北斗，维新之士皆聚集其麾下，隐然推为领袖”，报告列举了张之洞、刘坤一等因应庚子时局的诸多举措，分析了“将来北方一旦决裂，南方自行分立”的前景，以为“北事愈坏、现政府愈瓦解，则于南方局面为最大快人心之事”。(39)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1868—1934），也是东亚同文会成员，当观察到东南督抚同声宣布清廷之排外谕旨为“矫诏”，公然以地方保护与中枢立异，不禁惊呼为“当朝开国以来一大异观”，他向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鼓动：“此际若予以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暗中辅助，使彼等之决心得以彻底实现，将来定会为我邦带来许多利益。”(40)
义和团运动初起、南北政局动荡之际，也被陈三立等人视为策动东南督抚的最佳时机。吴天任指出：“观此密札，而知陈伯严曾参密谋，而先生（梁鼎芬）亦与闻其事，且亦反证香涛于先生之特予信任。故伯严密函与商，然以先生之慎于处变，此何等事，而可以轻言乎？故其结果亦终如事实之演变而已。”(41)张之洞幕府当时有无相应活动，难考其详。前揭孔祥吉论文进而论证张氏及亲信幕僚的“私下多方筹划”实系围绕“清廷最高权力的转换”而展开。那么，张之洞真实反应究竟如何？
由于缺少直接的证据，一般论说多由结果反推，言张之洞之于勤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或谓对唐才常自立军采取“若即若离、模棱两可”的态度。(42)诸如此类，本系心证，原可见仁见智。今据史料，至少能够确知，就谏阻宫廷西迁事，张之洞视同“莱公孤注之举”(43)，不敢置一词。而在接奉朝廷号召勤王的上谕后，他曾对亲信幕僚有如下表白：
现派兵北上，系奉旨调赴京听用，未言何用，各省皆有，鄙意以扈卫圣驾为主。假如外省若不遵旨，则朝廷不令在鄂矣，何以保全东南乎？此理甚明。(44)
按张之洞所言“奉旨”，系指本年五月初一日上谕：“近因民教寻仇，匪徒乘机烧抢，京城内外扰乱已极，着各直省督抚迅速挑选马步队伍，各就地方兵力饷力，酌派得力将弁，统带数营，星夜驰赴京师，听候调用。根本之地，情形急迫，勿得刻延。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45)谕内仅言“听候调用”，并未明言是为剿匪，抑或御外，故给了张之洞自行解释发挥的空间。湘、鄂两省经过互商，决定湖南派出新军劲字五营步队两千五百名，由布政司锡良统带，湖北派出武功武恺等五营步队两千五百名，由前南韶连镇总兵方友升统带，两省合成五千人，在武昌集合，以锡良为总统，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起陆续开拔，取道河南信阳州等处北上，以达直隶。(46)当时湖北省内最精锐部队是仿德国军制编练的护军营，张之洞不肯轻易将它置于危地。据日本驻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1861—？）观察：
张氏目前为派兵北上事颇感棘手。……因北京政府向各省屡次发出诏旨，要求派兵保护京师，而各督抚也陆续遣送勤王部队北上，若唯独湖南、湖北不派兵队，恐招致嫌疑。张之洞将训练有素的护军营及恺字营专门留用，担当地方保护之责。派遣北上者，为湖南新募兵五营，湖北半数为新募兵，半数为固有之兵，两省合计大约五千人。湖南统带之员为素以顽固排外著称的布政使锡良。张之洞有意将与义和团臭味相投的锡良调离出省。此任命颇有深意。(47)
无独有偶，英国驻汉口领事法磊斯（E．D．H．Fraser，1859—1922）也有相似的观感：
有五千名部队奉命北上，其中大多数是新兵，未经外国人训练。道台简单地宣称他们系遵照谕旨去帮助镇压义和拳。(48)
在外人看来，张之洞明智地打发走了第二流的地方部队，这些只是受过短短两个月训练的新兵，并且武器很差，而保留下来的富有战斗力的新式军队，则担负起了维持地方秩序的任务。
从奉旨商议派兵，到部队实际起程，差不多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而锡良一军在路途上迂回缓进，旷废时日，屡奉旨催。直到七月十九日（8月13日），距离启程又过去了将近一月，八国联军已逼近京师，锡良军队仍未到京，清廷不得不严旨申饬：“现在敌氛逼近都城，各省援兵到者不多。锡良等所部各营，据报起程多时，尚无到京消息，难免无沿途逗留情事。即着各该督抚飞饬各军，无分星夜，迅即兼程前进。并着沿途经过各省随时查催，如有意耽延，应即严参，以军法从事。”(49)庚子事变平息许久后，仍有言官严词奏劾，不满其热衷“互保”、勤王不力之非：
张之洞、刘坤一谬请北援，实无行意，所遣偏师，或未见敌而已先奔，或神京已亡而犹未至，入卫之忱何其缓，和夷之情何其急？保护则昼夜勤劳，勤王则疲癃应命。(50)
张之洞陷于清议包围，深恐因此见责于朝廷，曾经私下向前江苏巡抚、时任军机大臣的鹿传霖（1836—1910）辩白：
此次鄂省入卫之兵，原奉谕旨只调武功、武恺一千五百人。鄙意以人少兵杂，断无丝毫之益，乃选募各营湘勇，足成步队五营、炮队两哨，共二千七百五十人。犹恐单薄，又与湖南商之，与锡清弼之湘勇劲军五营合为一军，奏派锡为总统，共计此军有湘军步队十营，炮队两哨，尚可成偏师一枝，到北后当能一战。又不敢以杂凑枪械充数，选配精枪、利炮，赶制药弹，势不能草草成行，沿途车艰率病，洞复致以重赏。
自问平生事君报国，惟以诚实为本，事事必求实济，固不敢欺朝廷，亦不敢自欺。乃闻京师议论，责鄙人发兵迟缓，难免不竟以上闻。徒抱愚诚，无由自达。洞身为疆吏，不能为国家破敌定难，咎责深重，无地自容。然何至硬诬以不发兵，实可惶骇。数月以来，万分悚惧，不能自明，聊为公一言之。顷有上荣相书，亦及此事，并录稿附呈一览。公曾到近畿，一切皆所目睹。试问各省市人乌合之兵有何益处？且到直略早者，皆近省之兵，且皆现成原有将卒械饷之兵也。何以独苛责于鄂省？可为抚膺长叹！(51)
函内所谓“不敢欺朝廷”，是张之洞自辩之词，但对各省“乌合之兵”的根本不信任，则确实反映了他的部分真实想法。
由此观之，张之洞本人固不乏“入卫之忱”，而诉诸行动已多虚应故事的成分，当时其重心仍在经营地方“互保”，而对于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甚而直接干预中枢政局的激进建言，意态则更多保留。笔者从日本外交档案文书中，检出张之洞与幕僚会议的一份记录，正与陈三立密札写作时间相符，可以作为较有力的旁证。7月13日，日本驻沙市领事二口美久致外务省报告称：
张之洞就北京骚乱事召集同志秘密会议。本地道台应电召，于本月三日向武汉出发。道台今晨未明时分还归沙市，直接来访，告知会议始末概要。此次召集同志为张之洞所信任之员，有荆州江陵知县候补道朱滋泽、本地道台奭良及张幕府各员，密议事项为针对时局之措置办法及善后策。最极端之意不外两点：一、打倒现政府，组织纯然由汉人领导的新政府；二、联合同志实行中央支那独立计划。目前北京政府之真意及京畿实况尚不明朗。张之洞说，现政府执权者先不必言，李鸿章、王之春一意依托俄国，袁世凯表里不一、反复无常，李秉衡则思想顽迷专意排外，此等附和政府之人尚多。必须制定最为慎重周密的计划，故稍待时局变化，再行会议决定。(52)
该会议发生在公历7月初，尚在“东南互保”交涉期间，东南督抚也才奉到“宣战诏书”不久，适值政治局势最为混乱、敏感的阶段。由上述史料看，张之洞召集亲信部属、幕僚聚会，讨论应对危机的办法，会上不乏否认现政府、排斥满人以至“地方独立”的激进主张，但张之洞本人态度仍然保守。他对于“拳党”把持的北京政府固然没有信任，但对于建立排斥满人的“新政府”尚无概念，而一道经营“东南互保”的各省督抚仍存在各种意见分歧，能否被引为“同志”，也同样存疑。所谓“慎重周密的计划”，其实已将前述种种冒险主张排斥在外，幕僚会议无果而终，证明张之洞确无自立的勇气。后来镇压自立会起事，其时形势已趋明朗，张之洞行事更无顾忌可言，他反对“勤王”的态度可谓一贯。从现有证据看，尚不能表明庚子时期张之洞有异动之意，结合措手“东南互保”到镇压自立会的表现，其对于两种性质（入卫/迎銮）的勤王的态度，尽显作为政治官僚保守与圆熟的一面。
(1) 周康燮：《陈三立的勤王运动及其与唐才常自立会的关系——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明报月刊》第9卷第10期，1974年10月，第61—63页。按该书札系黄荫普（1900—？）旧藏，收入《近代名人翰墨》（番禺黄氏忆江南馆藏），为其中陈三立函札之第四件。影印件见《近代名人翰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63辑，文海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94—96页。
(2) 吴天任撰：《梁节庵先生年谱》，台湾艺文印书馆，1979，第139—140页。并见陈三立：《与梁鼎芬书》，《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李开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187—1188页。
(3)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34页。
(4) 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第8期。
(5) 周跋所提供证据为：“刘禺生有记容闳保国会事，足资此一默许之佐证。”复按刘著《世载堂杂忆》，记中国国会会长容闳语：“当去岁八国联军攻京、津时，我曾单名电张之洞，劝其联合长江各省，召集国中贤俊，设立类似国会之保国会，成中国独立政府，与八国议善后事宜。……张之洞未答我电，汪康年且往说之，乃派人告我，自有办法。未几，与两江总督宣言共保长江，不奉北京诏令。”（刘成禺：《世载堂杂忆》，“纪先师容纯父先生”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第96页）验诸事实，宣言“共保长江”实有其事，组建“独立政府”则无从谈起，“默许”一说，似难落实。
(6) 吴天任撰：《梁节庵先生年谱》，第141页。
(7) 参看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第115—116页。
(8) 说详拙文《“上海中外官绅”与“东南互保”——〈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笺释及“互保”“迎銮”之辨》，收入本书。
(9) 吴宗慈：《陈三立传略》，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第1131页。
(10) 陈三立：《祭刘忠诚公文（代）》，《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第866页。复按陈三立所撰《刘忠诚公神道碑铭》，有云：“往者乱民既发难畿辅，二三亲贵，朋劫皇太后，骤与八海国抅衅，因诏各行省悉备战，势岌岌。公忧境土糜烂，国遂覆，痛哭而定东南互保之策，守盟约如故，江海晏然。”（同上书，第989页）则语气相对改轻，归罪于“二三亲贵”，更加突出表彰刘坤一主持“互保”的功业。
(11) 刘厚生（垣）：《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第100页。
(12)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861页。按“蔼苍”，沈瑜庆（1858—1918），字蔼苍，刘坤一幕僚，时以道员督办吴淞清丈工程局，往返沪宁之间。
(13)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437页。按“杜云秋”，杜俞，字云秋，刘坤一幕僚，时以道员统带江南防营。其人“以书生善言兵，为东南督抚所推重”，曾随陈宝箴赴河北道。宣统三年（1911）简任湖南布政使，未履任而清亡。有《海岳轩丛刻》等传世。参见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2014，第1593页。“郑苏龛”，郑孝胥，时为芦汉铁路南段总办，七月“奉督宪札，委充湖北全省营务处”。参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第765页。
(14) 《恽毓鼎庚子日记》，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第49页。《东抚袁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酉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57页。
(15) 五月下旬，盛宣怀致各省电谓：“銮驾仍回淀园，传工部造布篷八百架，此意须深思。”虽未点破，所指宫廷预备西巡事，心照不宣，语多深意。见《盛京堂来电并致江宁、广东、成都、济南、安庆督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酉刻到，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8011页。
(16) 《江督致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
(17) 前揭孔祥吉论文引述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补编》所载梁鼎芬致张之洞函，证明张对自立军“若即若离的、徘徊缠绵的”立场，从而认为其对清朝不忠，且有“独立称王”的非分之想。实此函立意在于劝张勿对“贼”容忍，故婉责“执事顾忌游移，心慈手软，但切殷忧于私室，不能昌论于公廷，徘徊一月，缠绵千语，计尚未定，贼已渡河”，函内且自谓“手办一大贼”，联系梁撰《康有为事实》一节，则此“贼”殊难遽认为唐才常自立军，而更可能是指逃亡海外的康有为。又，此函末署“四月三十日”。左松涛注意到庚子年四月乃是小月，只有二十九日，并无所谓“四月三十日”，指出此函“似写于1898年”。参看氏著《变动时代的知识、思想与制度——中国近代教育史新探》，武汉出版社，2011，第140页，注释2。
(18) 按王秉恩，字雪澄，四川华阳（今双流）人，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光绪十年（1884）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后随同赴鄂，先后主理多项实业，被幕主所倚重。光绪二十六年（1900）初赴上海办理采购，庚子事变起后，兼充坐探以通耳目。参看《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59、7969、7983、8001、8003页。
(19)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440页。“新宁”，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新宁人。
(20) 这方面力作参看前揭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唯桑书在使用“勤王”概念时，未做明确界定，在描述不同性质的“勤王”事件时混用此词。某种意义上，这也是造成一些读者就“勤王事件的缘起”，始终无法在桑书中找到“清晰的说明”的原因（朱宗震：《评桑兵先生对百年来中国史学的挑战——读〈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第6期）。
(21)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述戢翼翚生平”条，第131页。
(22) 参看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109页。
(23) 按陈、陶有旧谊。陈作于壬寅（1902）之《榘林五十生日赋赠六首》，其一云：“初忆逢君蜕宅边［长沙周氏蜕园，即唐刘蜕故宅］，琼琚玉佩接华筵。江南再见垂垂老，各抚头颅五十年。”参见《散原精舍诗文集》上册，第50页。长沙蜕园，即陈三立故宅花园。
(24) 关于陶森甲早期履历，参看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5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200页。庚子夏，陶以道员代表湖北赴上海与议“东南互保”。戊戌至庚子期间，在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中多见其身影，但呈现出来的面目却模糊不清：在代表官方办理对外交涉的同时，又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会；因与日本的渊源而备受江、鄂两总督倚重，为对日联络牵线搭桥，又有证据表明曾受日人驱使，不断反向供给情报。无怪有论者称呼他为“十分活跃的诡秘人物”。关于像陶森甲这类游走中日之间，同时为双方所用的两面性人物所涉关系较繁，史实层面的情节尚待厘清，不易轻易定性。说详拙文《陶森甲：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双面人”》，收入本书。
(25) 《長江一带の形勢（七月五日）上海通信》，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鹿岛研究所出版會，1968，第231—233頁。
(26) 《秘（在上海田鍋幹事通信）》（七月十三日），《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246頁。罗治霖，前江苏留日学生监督。
(27) 《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郑大华译，薛军力校，《近代史资料》总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04页。
(28) 朱维铮、姜义华选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15页。按汪康年在庚子前后的事迹，研究成果颇夥，其政治实践有着从借重督抚到投向民间力量的重心转变，先行各说均已注意及此，而各自定位有异。参看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55—269页；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115—137页。
(29) 《上江督刘岘庄制军书》，汪林茂编校：《汪康年文集》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第580—581页。并参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第96—97页。据《艺风老人日记》五月二十三日条，有“汪穰卿……来”之记录。参看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4，第77页。
(30) 《号外報告第六十九号附錄·義和団事件私信》，明治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國秘錄》，原書房，1975，第85頁。
(31) 宗方小太郎，字大亮，号北平，肥后宇土藩（今熊本县）人。1884年初次来华，以汉口乐善堂药铺为基地，历游北方九省，收集情报。1890年，协助荒尾精创立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任学生监督。甲午战争时，从事军事情报工作，并充日军翻译，以业绩卓著在广岛大本营获天皇召见殊遇。1896年接办《汉报》，任社长，后筹办《闽报》。1898年参与发起东亚同文会，任汉口支部长。宗方在华活动前后将近四十年，长期从事新闻事业。其另一隐蔽身份为日本海军省情报人员，1894至1923年向军令部总计呈送报告七百余篇，内容涉及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今有大量日记存世（1887—1923），主要藏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详拙文《宗方小太郎与近代中国——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宗方文书阅读札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32) 按宗方与汪康年初识于上海，时为1897年3月5日，据其日记：“下午至《时务报》馆，见汪康年进士。浙江钱塘人，一代高士也。谈话移时。”12月3日续记：“《时务报》馆汪康年进士来访……盛论当世要务。此人有于支那别立新国之意，予与其见解几乎相同。”次年4月9日，宗方在汉口接受汪康年来访，“共谈立国要务。予问曰：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二公负天下重望，我辈宜说以大义，使之为我所用，如此则甚多便益。足下有此意否？汪（康年）曰：陈、张二人，目前难以为我所用，值时机到来之日，或将联辘并驰，共同致力于中原云”。4月11日，宗方向汪康年面交《清国时事话片十二则》，大要为“窥时机，举义兵，据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贵州并广东一部，以建立新国”，并列举相关之方法手段。1900年，义和团事起，宗方于6月11日由上海北上窥视时局，临行记：“汪康年来访。其虽有意约往北清同行，但因与张之洞交涉故，须急赴武昌，待归沪后再行北上。”就革新清朝政治的理想而言，其或与汪康年之辈有所共鸣，但对华所图远不至于此，读他的1900年7月26日日记，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法令人惊异：“扶植、保全支那，其事甚善。然依据日本的地位，我对待支那，既不可使其过强，亦不可使其过弱。不知感恩为支那人之特色。我若助其强大，反为我害。故维持不强不弱之支那存在，使其畏我、敬我，无力拒我，此为我帝国之至计。是以我待支那之道，应以恩威并施，七分威力用以挟制，三分恩惠借以羁縻。”以上均见《宗方小太郎文书·日记》第二、三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编号：B02、B03。末段并见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錄》下巻，原書房，1968，第388頁。
(33) 井上雅二，日本兵库县人。1893年入海军机关学校，旋肄业。1895年赴台，在台湾总督府任翻译。1896年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英语政治课，与康有为门生罗普、徐勤结识。1898年4月，东亚会成立，任干事。同年7月，赴华游历，在北京之际，适逢戊戌政变发生，协助梁启超、王照避难日本。东亚同文会成立后，任上海支部干事，《同文沪报》记者。1900年10月归国，翌年赴欧游学。后任海外兴业株式会社社长、东亚同文会理事、东洋协会评议员、众议院议员。其生平参看永见七郎：《兴亞一路·井上雅二》，刀江書院，1942。
(34) 井手三郎，号素行，日本熊本县人。早岁入济济黉学校支那语科。1887年赴华游历，参加荒尾精主持的汉口乐善堂。甲午战时作为陆军翻译参战。战后，应台湾总督乃木希典所招赴台，于福州创办《闽报》。1898年东亚同文会成立后，任评议员、上海支部长。1900年创办《同文沪报》，后主办《上海日报》，长期在华从事新闻事业。参看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錄》下巻，第529—540頁。
(35) 参看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97—109页。
(36) 朱维铮、姜义华选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15页。
(37) 《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21、124页。
(38) 陈三立：《榘林五十生日赋赠六首》，《散原精舍诗文集》上册，第50—51页。按此诗可与陈三立作于辛丑（1901）之《陶榘林、杜云秋、罗顺循由日本阅操还，适易实甫亦归自西安》一诗中“一驾鼋鼍恣挥斥，一呼鹊共啁喧”句并看。参见潘益民、李开军辑注：《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257页。
(39) 《張之洞氏の態度（六月二十七日）漢口通信》，《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227—228頁。宗方小太郎时任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长，应即该通信之作者。
(40) 《来状·小田切万寿之助（七月六日）》，《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222頁。
(41) 吴天任撰：《梁节庵先生年谱》，第142页。
(42) 唐才常在自立军起事前劝说张之洞的情节，已多为先行研究所注意，关于张氏的态度也不乏异说。近有研究在梳理先行诸说的基础上，重考此事，指出：“自立军虽然对‘拥张独立’有过企望、计划，或许也有过行动，但却没有收到如期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更谈不上张之洞对自立军活动有过默契合作。”参看张小强：《自立军事件中唐才常与张之洞关系考》，《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
(43) 《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江宁刘制台、成都奎制台绰将军、福州善将军、西安端抚台、济南袁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23页。
(44) 《急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六月十三日巳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32。
(45) 《军机处寄各省督抚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第147页。
(46) 《湖南巡抚俞廉三折》《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31—333、357—358页。
(47) 《漢口在勤濑川领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張總督ノ北京派兵內情報告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九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7，第236—237頁。
(48) 《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1900年8月5日发于上海），《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中华书局，1980，第157页。
(49) 《着各省督抚飞饬各军迅即援京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第736页。
(50) 《都察院左都御史溥良等奏呈翰林院编修王龙文夏寿田请代奏条陈时务折》，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365页。
(51) 《致鹿滋轩》，光绪二十六年，《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230—10231页。
(52) 二口美久报告对朱泽滋、奭良两人背景情况有所透露：“前记朱泽滋，小官前年赴任之际，由汉口同船交谈，此人热衷经国时事，痛恨于本国弊政，最为主张革新之人。奭良历任河东及奉天兵备道，去冬就任荆宜施道，对于交通机关、贸易扩张策最为留意，凡有泰西诸书汉译版本，必购来一读，为值得注意之人才。两人前年蒙伊藤（博文）侯亲炙，聆听政谈。奭良在京时与林权助多有往还，共同研究时事问题。”（《沙市在勤二口领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張總督ノ秘密會議開催ノ模樣並同總督ノ真意ニ付報告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十三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42—243頁）按奭良（1851—1930），镶黄旗，荫生出身。光绪四年，补奉天复州知州。光绪十六年，授奉天东边道，光绪二十四年，经直隶总督荣禄奏调直隶差委。光绪二十五年，授湖北荆宜施道。朱滋泽，四川崇庆州人。同治三年，由监生投效江西防军，历经奏保留于湖北补用。光绪十七年，报捐同知，历办芦汉铁路汉口专局、汉口劝工劝商局，嗣因总办宜昌、施南会匪事宜，经张之洞等奏保以道员仍留湖北，尽先补用。光绪二十五年，委总办善后局、农务局兼总办全省营务处。参见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第588、6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