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李鸿章与佐佐友房谈话记录
李鸿章与佐佐友房谈话记录之一(123)
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北清事变之际，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署长江流域独立宣言，宣布保持长江一带和平。佐佐友房氏往上海、南京一行，随行者为议员深尾一［龙］三、栃木县会副议长石田仁太郎、法学士笹川洁等人。
两广总督李鸿章奉西太后之召，由香港北上，余等在沪期间，适逢其至沪。某日，在原驻日公使蔡钧宅邸(124)，佐佐氏一行及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与李鸿章会晤。李随员数十人，皆侍立于其身后。李吸烟，取出纯金烟斗，身旁侍者将烟草放入烟斗内，其次者点燃烟草，再次者捧至李鸿章口边，李取而吸之。吸完后，又如前顺次点烟，其状颇为怪异。
李资性英迈，富于胆略，容貌魁伟，身高七尺余。虽年逾古稀，发白如雪，仍意气旺盛，谈论风发，一见便知其为英杰。
李曰：日本欲与清国一战乎？
佐佐氏曰：日本未必欲与清国一战。拳匪包围攻击日本及各国公使，为解救各使，列国进军北京，而拳匪阻塞道路，不得已一战，只为打通道路而已。若云与清国作战，何至迄今未发宣战诏敕？
李大笑。
佐佐氏曰：列国意欲分割支那，清国民众因此愤慨，诚情有可原。但对各国开启战端，实在愚蠢之极，何不向压迫支那最力一国开战？
李曰：诚如尊论。惟顽固党如端郡王等，昧于世界大势，兴此暴举，实为不堪。现时贵下已任议员几年？
佐佐氏曰：十年。
李曰：想必为一党之领袖。余与伊藤君于马关和谈之时，余言东洋之事，应由东洋人自理，不容西洋人干涉，尤恐因日本割占领土而开启列强分割支那之端绪，故此极力避免领土割让。作为其代价，即使增加战费赔偿金额，亦无异议。但伊藤君不以为然，遂将辽东半岛占去。其后，德占胶州湾，俄占旅顺、大连，法占广州湾，列强以种种口实，瓜分支那。故此，瓜分实由伊藤君割占辽东半岛发端，所谓动机云云，亦不能遮蔽其实。瓜分之责任实在伊藤君！
李鸿章言辞慷慨悲愤，说话间挥舞双臂，一时滔滔不绝。此后，因李与佐佐氏有秘事交谈，只留小田切总领事在座，余等往庭院暂避。谈话完毕后，再次入席，不久辞去。李送至门口，一一握手告别。关于秘密会谈，余推测佐佐氏受当时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嘱托，探问北清事变后讲和谈判之基础。
李鸿章与佐佐友房谈话记录之二(125)
更席而坐后，仅李鸿章、刘学洵与予（佐佐友房）、小田切［万寿之助］、小幡［酉吉］五人相对而谈。
李鸿章：对目前时局，贵国抱扶助清国之精神，抑或偏爱于武力？
佐佐友房：我邦朝野上下皆欲扶助清国，决无好战之心。此前中外交衅，事出非常，待事平后必愿和好如初，与贵国增进亲交，情意切切。但今日之事当真出乎意外，我邦为维持正义，不得不出动大兵。贵国果能保护公使、剿平团匪，我邦必立刻休战。
李：各国意向如何？贵下所知祈指教一二。
佐佐：迄今各国意见大抵相同。英、美不改素来所抱之主义，法国亦然，俄国虽有进取之心，但虑时机未熟。惟闻德王因公使被害，大为震怒。其举措究竟为何，余尚不能确认。但贵国措置仍若违背正理而行，各国态度如何变化，诚不能逆料也。
李：贵下为众议院议员，当足以劝服贵国当路大臣。现吐露腹心，欲将秘密事件拜托贵下。
佐佐：敝人无行政职责，故无法保证实行之责任。但山县、伊藤、青木诸君为中堂平生至交，又因余议员资格，有充分言说之便。大人若有所托，极愿代为传达。
李：如此，则祈将以下事项向山县、伊藤、青木诸大人秘密传达。余思此次北京事变，无论中外双方如何混战，结局终归于和。议和之时，尚祈贵国派出适当人选，抱保全清国之精神，于列国之间代为斡旋。至于议和条件，则愿贵国不求割地，少索赔款。因甲午之役，贵国索偿二亿，海关税几近全数作抵，今日财政支绌，若再遽索巨款，清国力不能支，将无以立国。此为难处尚望垂察。
佐佐：贵意已承知。我邦素无割地之意，至其他事项自当予以合适处分。对于此次罪魁端王，各国皆甚为痛恨，若不能将其明白惩处，难消各国之愤。
李：惩处端王、刚毅、董福祥诸罪魁，非为难事。最感棘手者，仍是割地、偿金两端，尤其偿金难以筹措，决非托词，确是实在困难。贵国若肯切实扶助，此次军费支出乞贵国自办。此正贵下职权所在，愿闻贵下意见，议院能通过此款项否？［此时以手指对余胸口连指两次，连声问询。］
佐佐［仰头大笑］：抱歉！正如大人为清国想，敝人亦不得不为日本想，无论如何至少军费之数必须赔偿。［余一笑，李亦笑］贵国若不能改革政治，今后种种变乱，仍然难免。大人意见如何？
李：西太后若为聪明之人，改革政治、重用新党人物，应非为难事。但康有为、梁启超二人绝不能用，向西太后推举人才之际，必先除去康、梁，否则难安其心。列国军队若欲进军京城，窃恐危及迄今尚幸存之各国公使。因列国入京之时，董福祥或将各国公使一体屠杀，殊难逆料。故此，尚望列国作缓兵之计，勿攻我京城。若不停兵，则无以开启和议之端。此事切盼！切盼！
佐佐：北京政府待各国公使如捕虏，因此各国联合之心益坚，必欲直取北京。师出有名，绝难中止。
李：诚然。敝人屡次上奏，祈将各国公使送至天津，然后开议，均无回音，惟一再催令北上而已。总之，欲将各国公使扣留，而由敝人主持谈判。实缘于朝廷无人，以致艰困如此。
佐佐：端郡王是何样人物？
李：年少不经事之人。［未言其他。］
佐佐：庆亲王、荣禄二人在朝，能否合大人之力，奏回天之效？
李［摇首］：不然。皆力微，无能为。目下有力者无过于敝人者，敝人若不北上，则无所措手。
佐佐：听闻西太后已然悔悟，厌弃王妃、端郡王，而重用庆亲王、荣禄，一意取用和平之策。果然乎？
李：尚难定论。
佐佐：西太后与皇帝关系若何？
李：立太子以来亲睦如常。
佐佐：叨扰已久，就此告辞。余多年来甚盼一晤，今日聆训，胸襟大开，得偿所愿。
李：余亦甚感满足。贵下归国后，切望将前述各语转达山县、伊藤、青木诸大人。
佐佐：贵意已承知。惟临别尚有一言。若贵国政府不能救护各国公使，不能自剿团匪，则将自招重祸，敝国虽怀厚意，亦无可为力。若贵国自能救使、剿匪，有实迹可证，则他日和平会议，日本必能有助于贵国，周旋各国之间亦较容易。大人晚年受命，若将此危局顺利化解，不独为大人与贵国之利，亦为亚洲之幸。
李：多谢厚意。目下正切实谋划，将来未必不可预期。尚祈谅之。
于是余、小田切、小幡一齐起身，由侍者引领至堂前，在前庭的深尾、笹川、石田、中路、井上诸人亦至，一一与李鸿章握手告别。
此日午前八时，刘学询、杨崇伊来余寓所，告曰：昨日贵下来访，李鸿章深感适意。因中堂在沪时避免外出，于是派我二人前来回礼。昨日答问，中堂亦有不能明言之事，颇感为难。兹有特别委托之事，李中堂有密书交我（杨崇伊），誓死北上拜谒太后，请日本军队途中护送，至哨兵警戒线止。现已向小田切总领事说明此事，祈大人归朝时助力。
余曰：杨君冒死北上，谋国事至此，诚可感动。小田切既已承诺致电外部，余抵东京之前谅已见分晓。若届时尚未定议，则余必将尽一臂之力。
其他交谈诸事，兹不赘述。
上海三井洋行楼上 佐佐友房
(1) 苑书义：《李鸿章传（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04，第466—492页。翁飞：《试论义和团时期的李鸿章》，《安徽史学》1991年第1期。李欣霏：《李鸿章在〈丑条约〉谈判前滞留在沪原因初探》，《长春师范学院学报》第23卷第5期，2004年9月。保田善丈：《李鴻章北上をめぐる諸対応——清末中国の中央地方関係とイギリスの対中政策》，《史潮》通号33—34，1993年11月。
(2) 陈勇勤：《论1990年庚子事变中的李鸿章》，《安徽史学》1991年第3期。董丛林：《李鸿章对“两广独立”的态度与庚子政局》，《河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苑书义：《庚子孙李关系与中国政局》，《河北学刊》1997年第2期。永井算巳：《东南保護約款について——日中関係史料よりみたる》，《中国近代政治史論叢》，汲古書院，1983。
(3) 参看雷禄庆编：《李鸿章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第611页。
(4) 《致李经方》，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6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260页。
(5) 《速寄译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四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8页。
(6) 《1900年6月10日赫德致粤海关税务司庆丕电》《1900年6月17日庆丕致赫德函》，《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华书局，1983，第72—73页。
(7) 翁飞：《试论义和团时期的李鸿章》，《安徽史学》1991年第1期。按当时北京对外电讯已中断，李鸿章电奏未及时抵京，翁文称此奏“部分击中了慈禧的心理”，而有谕令李鸿章北上之诏，不确。
(8) 《寄上海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未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7页。
(9) 《复江督刘（岘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9页。
(10) 《皖抚王来电》两通，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巳刻到、未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9、50页。
(11) 《复皖抚王灼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9页。
(12) 《复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八日巳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46页。
(13) 《寄上海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2页。
(14) 《寄李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总第833页。
(15) 《粤督李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三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3页。
(16) 《盛宣怀上李鸿章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384页。
(17) 《寄刘岘帅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3页。
(18) 《刘岘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3页。
(19) 《盛宣怀致王文韶函》《盛宣怀致荣禄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59—61页。
(20) 《盛宣怀上荣禄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90页；《寄天津荣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6页。另见《盛宣怀条陈》，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62页。按前两个文本内容相同，应为定稿，当日寄发，“条陈”行文则略有差异，应为草稿。
(21) 《盛宣怀致徐士佳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33—334页。徐士佳，江苏江阴人，光绪三年进士，时为浙江道监察御使。
(22)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第132、133、134、136、140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第599、602页。
(23)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1900年6月5日发自北京），《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丁名楠、余绳武校，中华书局，1980，第26—27页。
(24)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1页。
(25) 有论者谓李鸿章之召系荣禄推荐，“这个想法来自于盛宣怀”，但证据却为五月十六日（6月12日）盛寄刘坤一、张之洞电报。参见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98页。已如前述，此议当时未获响应。另应注意者，自五月十四日起北京对外电信完全中断，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天津—上海线泊头以北段也遭破坏（《盛宣怀致王继善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34页），如二十一日（6月17日）发电，则到京时间应更往后推。
(26) 佚名：《综论义和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165页。其时日本外务省情报也引述了同一说法，旁证此说在当时有广泛接受度。参见《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北京狀況二関スル清人ノ書簡報告ノ件》，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別册一·北清事変上》，日本國際連合協会，1957，第92—93頁。
(27) 张之洞闻知李鸿章内召，“喜事有转机”，也认为“既召合肥，朝廷断无与各国开衅之意”。参看《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寅刻发，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8006页。
(28) 《急寄军机处译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7页。
(29) 《李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6页。
(30) 《寄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8页。
(31) 钱恂编，致之校点：《金盖樵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第8页。
(32)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申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4页。
(33) 《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辰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5页。
(34) 《寄广州李中堂江宁刘制台苏州鹿中丞安庆王中丞武昌张制台成都奎制台济南袁中丞福州许制台长沙俞中丞》，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6—837页。
(35) 《寄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5—56页。李鸿章当时计划于六月初一日（6月27日）起航，他本人乘英船，随员搭乘招商局船，至上海吴淞口短暂停留，然后再换乘北上，登岸地点避开了已为外国军队占领的大沽，而改至秦皇岛。至于进京路线，当时预备了两个方案：如津榆铁路仍通，则搭乘火车；否则配备车马，由山海关沿驿路进京，时已传知京城贤良寺和尚代搭凉棚，预备住所。参见《寄山海关宋宫保》《寄山海关炮台郑统领》，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5页。
(36) 《寄英法德俄日本五使》，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9页。
(37) 《香港在勤上野领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李鴻章召命情報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一·北清事変中》，第198頁。
(38) Paul King，In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a personal record of forty-seven years，London：T．Fisher Unwin Ltd．，1924，pp．144-145．
(39) 《粤东绅士挽留粤督李傅相禀稿》，《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
(40) 《广州文澜书院上书李鸿章禀告》《两广总督李鸿章晓谕》，徐典绪编：《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第288—289页。另参《傅相批牍》，《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
(41) 《寄东抚袁慰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64页。
(42) 《复闽督许筠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67页。
(43) 《傅相答问》，《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
(44) 《复鄂督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72页。按“五次电奏”，可经查实：《急寄军机处译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午刻，《寄东抚袁慰帅》四通，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午刻、申刻，二十七日午刻、酉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7、64、66、68、69页。第一电经山海关转递，后四电发济南，由袁世凯转递。因电阻，现知仅有三电到京。参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64、190页；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6页。
(45) 《两广总督李鸿章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17页。
(46)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第461页。
(47) 唐先生谓“不才读中国近代史数十年，深感近代中国堪称‘外交家’者，只李鸿章、周恩来二人”，而“技术官僚”顾维钧只能算半个。参看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460页。
(48) 清廷致美国总统国书，唐先生认为不可信，系“李鸿章伪作”：“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7月19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清档中亦无此件。”（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461页）其实该国电系与清廷致法、德国电同时发出，时间为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在清朝现存档案中可以查实（《致美国国书》，《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9页），先驿递至济南，再电传上海道余联沅，7月19日转发海外各使呈交各国政府，7月20日到达华盛顿。参看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00，Government Pringting Office，p．280。
(49) 《复日本李使》，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7页。
(50) 《青木外務大臣ヨリ清國特派加藤公使宛·清國公使李盛鐸ヲ經テ李鴻章劉坤一及張之洞ト交涉ノ經過通知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一·北清事変中》，第445頁。
(51) 《复日本李使》，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午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64页。按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生平第一次会晤，可以追溯到1885年4月在天津会谈朝鲜问题；1895年，即甲午战后，两人于日本马关再次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谈判议和；1898年，伊藤博文访华，李鸿章也是其重要的拜访对象，这也是二人最后一次会晤。参看刘学照：《李鸿章同伊藤博文的三次会晤》，收入氏著《话语与观念：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演进》，商务印书馆，2016，第129—140页。可以说围绕朝鲜问题，李、伊藤打了十余年交道，互为对手，无论公义、私谊形成亦敌亦友的关系。李鸿章与青木周藏结识，则在1896年游历欧洲之际。青木时任日本驻德国公使，其致山县友朋信函（1896年7月1日）透露了当时对李的观感：“李虽年迈，但体甚健朗，神色炯炯，实乃清人中俊杰。然其人为典型支那人物，耽于因循夸大之积习，对欧人思想及行为无从深知，在欧洲舞台如同表演‘歌舞伎的空手武打’，其状颇为可怜。”参看河村一夫：《李鴻章の亲露政策とその日本への影響》，收入氏著《近代日中關係史の諸問題》，南窓社，1983，第30—31頁。
(52) 《日本李使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午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71页。
(53) 《寄英法德俄日本五使》，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五未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59—60页。
(54) 《彼得堡杨使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午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68页。
(55) 《彼得堡杨使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申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72页。“维脱”，即维特，俄国财政大臣；“吴克”，即吴克托，又称吴王，今译乌赫托姆斯基（Oukhtomsky），俄国公爵，时任华俄道胜银行（Russo-ChineseBank）董事长。
(56) ［苏］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陶文钊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216页。其政策基础源出于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Mikhail N．Muravyov）本年6月17日备忘录，要点如下：（1）俄国不应当要求担任联军的领导，以免在可能发生的任何侵略事件中，在中国人面前显得是个负责者；（2）俄国远征军参加列强的联合行动，仅仅限于解救各国公使馆、保证在华北的俄国臣民生命及财产安全、支持清朝合法当局和革命做斗争。沙皇尼古拉二世批注：“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在这些字句中您表达了我的深刻信念，即俄国在东方的任务与欧洲国家的政策完全不同。”《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张蓉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第221页。
(57) ［俄］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李金秋等译，商务印书馆，1975，第80页。
(58) 《寄东抚袁慰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酉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69页。
(59) 《电李鸿章》，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123—124页。按1900年6月21日，穆拉维约夫病逝，拉姆斯多夫（Lamsdorf）继任外交大臣，在远东政策方面仍遵循前任方针。这一时期，维特的外交作用显著上升，罗曼诺夫认为，“从1900年夏天起，外交部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变成了财政部的一个隶属机关，不事先征得财政大臣的同意，它在远东就不能采取任何行动”。［苏］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第4页。
(60) 《致彼得堡杨（使）》，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辰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73—74页。
(61) 《维特电李鸿章》，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杨儒庚辛存稿》，第127页。
(62) 《驻俄杨使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申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86页。
(63) 同电内特别声明：“倘乱民或官兵毁坏铁路、伤害工役，俄国势必派兵保护人民及此数百万金工程。深信贵大臣必看重我两人交清，竭力设法保此大工，免启中、俄之隙。此路系照约之事，且系我两人商订者也。”《驻俄杨使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酉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87页。
(64) 《吴克托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酉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87页。
(65) ［苏］鲍里斯·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第218页。
(66) 《寄译署》，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85页。
(67) Acting Consul-General Warren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Recelved July 14），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From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First World War．Series E，Asia，1860-1914，edited by Ian Nish，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89，V24，p．66．据驻上海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观察，英人反对的理由大致有如下四点：一、李鸿章在过去数年对英人持反抗态度；二、李作为两广总督应负保护地方之责，现奉命北上，引起英人不快；三、李转任直隶总督，直隶地方目前为中外交战之所，因此不必对其礼遇；四、与李过分接近，恐引起刘坤一等人猜忌，因此破坏南方一致。小田切在致外务省的报告中，评论“此四条多少难免偏见之嫌”。《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李鴻章直隸轉出ニ英人危惧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一·北清事変》，第247—248頁。
(68) 《索尔兹伯里侯爵致萨允格领事电》（1900年7月14日发自外交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30页。
(69) 参看久保田善丈：《李鴻章北上をめぐる諸対応——清末中国の中央地方関係とイギリスの対中政策》，《史潮》通号33—34，1993年11月。按李鸿章之“最主联俄”，与慈禧太后的意向变化有一定关联。参看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李鸿章谋国无权”条，上海古籍书店，1983，第415—418页。
(70) 王其榘辑：《有关义和团上谕》，《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29页。此项任命背后，有荣禄、奕劻推动之力，亦与总署大臣袁昶“非请旨调（李）任北洋直督，决不肯来”之建言不无关系。参见《袁京卿日记》，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抄》第159册，学苑出版社，2006，第425页。
(71)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李鴻章北上決意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一·北清事変》，第245頁。
(72)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着仍遵前旨迅速来京，毋再迟延。”参见《两广总督李鸿章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17—318页。
(73) 卜力与其军事顾问一度相信“李的最新任命肯定出自臭名昭著的端王，英国政府应不予承认”，甚而建议在李鸿章过港时予以“扣留”。7月17日，即李到港前一日，英国政府训令“禁止扣留李鸿章或采取任何强制手段干预他的行动”。参看［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邱权政、符致兴译，黄沫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76—177页。
(74) 《宗方小太郎文书·日记》第三册，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编号：B03。
(75)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李鴻章上海到著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一·北清事変中》，第255—256頁。按唯一例外是日本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其本人虽未出现，但派书记官送来了名片。由于登陆码头在法租界内，法国巡捕在江岸立正示以迎接，在李鸿章通过英租界时，英国巡捕厅派出了巡捕沿途护送。
(76) 参看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第289—291页。
(77) ［俄］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第81页。
(78)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李鴻章上海到著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一·北清事変中》，第255—256頁。按洋务局位于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始设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参看《上海外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第49页。
(79) 按刘公馆亦位于静安寺路。据曾应邀参观之日人所见，“该处结构宏大，奢侈至极”。（《宗方小太郎文书·日记》第二册，明治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编号：B02）关于李鸿章在沪交游，参考《申报》不定期“傅相行辕纪事栏”（1900年8月1日至9月14日），该栏记录来访人员，总计人数超过百人，其中外国人占一成弱，极少透露访问内容。
(80) 《张香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总第879—880页。
(81) 《寄江鄂两督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总第880页。
(82) 《寄袁慰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总第881页。
(83) 《寄鄂督张》，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436—1437页。刘坤一率先电商张之洞：“鄙意若能授以全权，先商停战，如蒙俞允，方有办法。”东南诸督抚经往复电商后，联名会奏，内称“大学士臣李鸿章周知四国，体用兼赅，办理交涉有年，为各国所信服，现已遵旨北上，行抵上海，适战事方亟，航海既难径达，遵陆又虑需时。可否吁恳天恩，授以全权，示以机宜，饬令就近在上海与各国电商，借探消息，察其意向，缓其进兵。”参见《兵事方殷合陈管见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二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223—1224页。按该会奏由两江总督刘坤一领衔，余列名者十二人：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福州将军善联、成都将军绰哈布、署两广总督德寿、署陕甘总督魏光焘、浙江巡抚刘树堂、安徽巡抚王之春、山东巡抚袁世凯、护理江苏巡抚聂缉椝、护理陕西巡抚端方。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奉旨留中。
(84) 《李仲彭德州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147页。按李经述，字仲彭，原住天津，联军破城后，取道德州，避乱南下。
(8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册，第443、575、658页。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39页。
(86) 《寄袁慰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总第880—881页。
(87) 《寄东抚袁慰帅急递军机处译署》，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申刻加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150—151页。
(88) 《复南洋刘岘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二日申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156页。
(89) 《江督刘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156页。
(90) 《复南洋刘（岘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157页。
(91) 《大学士李鸿章等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16—417页。
(92) 《东抚袁来电并致江鄂督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戌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173页。
(93) 《李经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戌刻到，《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173页。
(94) 《德州交李经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亥刻，《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173页。
(95) 《寄东抚飞咨军机处王大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十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174页。
(96) 《盛宣怀致恽祖翼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76页。
(97) 《寄刘岘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九，总第913页。
(98) 杨崇伊之子杨圻娶李鸿章女孙（李经方之女）。
(99) 参看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中华书局，1982，第550—551页。
(100) 参看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载氏著《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85—92页。
(101) 其时在沪之沈曾植家信中有谓：“傅相处杨莘伯、刘学询、洪荫之与伯行公子终日密谋，不知所关何事？”《海日楼家书第七十九函》，参见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第231页。按“洪荫之”，洪祖述；“伯行公子”，李经方。
(102) 《张香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十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八，总第900页。
(103) 《寄张香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十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八，总第900页。
(104)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李鴻章ト會見ノ件（一）》，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59—260頁。
(105)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李鴻章ト會見ノ件（二）》，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59—260頁。
(106) 佐々克堂先生遺稿刊行會編：《克堂佐々先生遺稿》，大空社，1988，第134—138頁。当天，东亚同文会会员兼日本海军部的情报人员宗方小太郎曾与佐佐见面，从该处了解到李鸿章的动向，日记写道：“揣李鸿章之意，欲救出各国公使，并送至天津，然后议和。彼望和谈之时，获日本有力之帮助，从而可有圆满之结局。并谓万难答应各国索偿赔款及割让土地之要求，似亦无赔偿各国出兵费用之意。……又李氏仍无意拥立皇帝，仅期望于皇太后训政之下改造政府，以为如此一扫端王、刚毅之辈，较易也。”《宗方小太郎文书·日记》第三册，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编号：B03。
(107) 说详拙文《义和团事变中的日本在华外交官——以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
(108) 《寄东抚袁慰帅寄递军机处译署》，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申刻加急，《李鸿章全集》第27册，第150页。
(109) 《青木外務大臣ヨリ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宛·楊崇伊ヲ北京へ護送ニ關シ李鴻章へ回答振訓令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61頁。
(110) 《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李盛铎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48页。
(111)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李鴻章ノ北上ト其親露態度ニ付報告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九月十二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83頁。
(112) 《李鴻章の態度、李経方の意見》（田鍋安之助，七月二十三日），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68，第255頁。
(113)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27—229页。
(114)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露清密約情報の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307—308頁。按佐佐友房作为活跃日本政坛的政治家，特别关心大陆问题，素以对俄强硬闻名。此次赴华前，曾与外务大臣青木周藏、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先后晤谈，他是“带着对俄问题的关心前往支那视察的”。说详拙文《1900年李鸿章与佐佐友房会晤考论》，《安徽史学》2011年第6期。
(115) 《青木外務大臣ヨリ獨國駐剳井上公使宛·日清密約說ニ關スル獨紙記事取消並日清兩帝禦往復公表方訓令ノ件》《墺國駐剳牧野公使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日清密約說ニ關スル墺紙論調反駁ニ付稟請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二、二十三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441、443—444頁。
(116) 《李木斋星使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总第882页。
(117) 电文谓：“庆王爷钧鉴：三月二十六叩别，不料奇变将危宗社，北望心胆俱碎。聂军门阵亡，天津失守，合肥虽简直督，手无一兵，（六月）二十五到沪，骤难北上。津沽炮台、机器局、西沽武库全失，子药绝无来源，安能久支？洋兵添调计及十万，长驱北犯，如二圣仓卒西行，洋兵已备绕袭，恐至进退两难，各省匪徒蜂起，全局瓦解。读连日谕寄，口气不同，二圣定受节制，王爷竭力保护公使，洋人钦感，倘得各公使亲笔一字，传示洋人，即可停战。沪上各领事新加全权，可见各国不与二圣为仇，速请密旨剿匪，合肥即可奉此旨以定大局。如虑变生肘腋，请召东抚迎驾，暂时南行，即所谓金蝉脱壳、调虎离山之计，伏乞留意。东南疆臣联络保护，闻各国尚迁就以全商务，设有意外，则洋人无所顾恋，万难言和。冒昧密陈，电请东抚缮写专使赍呈，敢求密奏。如有电谕，即付来使，带东转发。崇伊沪上叩禀。二十二。”《寄袁慰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总第877—878页。
(118) 《杨崇伊札（一）》（光绪二十八年春），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第288页。
(119) 《宗方小太郎文书·日记》第三册，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编号：B03。
(120)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李鴻章ト會見ノ件（三）》，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四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70頁。会后，李又派幕僚至日本领事馆，详细说明意见如下：一、联军迅速进京为其所乐见，并切望入京之前，在京城西南门至卢沟桥一线派出小队，阻止端王挟两宫西逃；二、此次事变因满洲守旧派而起，和谈之际如列国要求清朝做出改造政府之保证，亦为其所希望；三、现北京政府全为守旧派掌握，一旦假借敕命将刘坤一、张之洞革职，势将影响南清形势，故密劝小田切领事向刘、张发电，告以如奉上述敕命，应予坚拒；四、俄为保护铁路、帮助镇压暴徒，向满洲大举派军，已将此入奏，若俄乘机入据，断难为中国接受，俄政府答复决无扩张领土之意。《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李鴻章ノ對時局策報告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四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100—101頁。
(1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76页。
(122) 按李鸿章迟至本年八月二十一日（9月14日）由上海启程北上，闰八月十八日（10月11日）进入北京。参看雷禄庆编：《李鸿章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第623、631页。
(123) 回忆人为随行者之一石田仁太郎。参见《李鴻章との政談·补遗》，《克堂佐々先生遺稿》，大空社，1988，第138—140页。
(124) 此系作者回忆有误，应为刘学洵宅邸。
(125) 该谈话记录末署：“明治三十年七月二十七日，佐佐友房手书，于上海三井洋行。”参见《李鴻章との政談》，《克堂佐々先生遺稿》，第134—138頁。按前录石田仁太郎文为事后回忆，此系佐佐友房当时笔录，可信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