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我在此前的论文中，称钱恂为“晚清外交史上的‘异才’”。作为张之洞亲信幕僚，钱恂被派赴日本代办交涉，在湖北学生监督任上操办了许多超出其本职以外的事务，甚至已经不局限于湖北一省，在“地方外交”名义下填充了“代朝廷联续邦交”的内容，这实在是晚清外交一种奇特的现象。又由于庚子事变，这一现象更加放大，直接作用于当时中日关系，引起有关历史可能性的争议。(84)此后一段时间内，钱恂虽然一度寄情山水，暂离政治，但对于国际政治及清朝外交仍有其不失敏锐的观察。如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后，针对清政府内部的反应，他从“外交”的层面提出批评：
日英同盟，大旨谓保清韩（即朝鲜）独立也。夫自己不能独立而借人保护，愧奋可也，即感谢亦可也，若致贺则不可解矣。闻已具江、鄂、川三处名函为贺，已无庸议。然即此可见彼之所谓外交者也。日本自甲午一战，而外交台上遂有其名，自庚子一役，而不但自国有外交，并可谈外国之外交，宜耳举国致贺。……彼愈贺，我愈伤心耳。(85)
其后，在驻俄公使馆担任参赞期间，他对日俄战争的进程、结果以及清朝政府的因应策略始终关注，并有进言，据事后回忆：
光绪乙巳之岁［1905］，稚樵第二次由俄回华，维时日俄战局将残，稚樵以三策干时［名《东战收烬稿》，已散佚］，冀日俄议和，我国得列一席，以预酌辽事。当局无听者。稚樵久驻俄，自问于俄情尚悉，箧中有记日俄战局之所由成，与中俄交涉之被愚，以警世之好联俄交者。(86)
不过，更加值得思考的是，像钱恂这样对清朝政府有着强烈离心感的知识人，经历过戊戌（1898）到庚子（1900）这样激烈的心理震荡，何以后来又返归“政界”(87)，进而奉使多国，虽然终以暗淡收场，但过程中间竟然也做得有声有色，达到其外交事业的高峰，真真算是“异数”！1887年，谭献（1832—1901）对于尚在薛福成幕中的钱恂，已有“学不纯美，性又偏至，而锐敏有才识”(88)的印象。戊戌变法之初，眼界渐开的钱恂知识愈多，而忧患益深，不仅感知到“国危至此”的情势，且有“华种将绝”的悲观。(89)庚子事变以后，他既抱定“新政必无望”“新政必不能行”，却又表示“无论种种变态，总比承平好”，此种纠缠心态之下的现实选择，实具有某种标本的意义。至1908年，他在驻意大利公使任上函告汪康年：
恂近来绝口绝笔，不谈国政，以在和（荷兰）一年，颇尽心力，并泡影而不成，心灰甚矣。自咎自救之方，知知识太多，故改而求诸耶稣经，非信彼教也。以此事为人所不谈，我一人读之，无嫉我者也。(90)
不久即遭罢职，又嘱汪康年：“兄在京中，切勿为众人道及恂可用，但求语人曰：彼老矣，恐无应用之想矣。果得彼论，以为弃才，则深幸耳。”(91)钱恂个体历史的这些片段，充分折射出其人“性格偏至而学识杂驳”的一面，同时也映照了清末新政运动的局限或宿命。
当辛丑新政启动之际，钱恂尝自谓：“自立之义，非昌言二三十年，老者尽死，少者成立，恐不易观。”(92)作为19世纪50年代生人的一代，钱恂以及他的同辈人是较早完整经历过新学熏陶，并且对中西文化有相对持平见解的一群人，他们本应该（也有可能）成为清末政治改革的中坚，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尤值得追索），相较于前、后世代，实际上没有太多的作为。(93)进入民国后，他们的位置迅速边缘化，而在世人眼中，昔日激进趋新的“少者”，也已成没落濒死的“老者”。(94)钱恂的做派仍然不合时宜，周作人（1885—1967）描述这位浙东乡前辈：
他是清末的外交官，曾任驻日参赞（此处有误），驻罗马公使，可是并非遗老，乃是所谓老新党，赞同改革，略有排满的气味，可以算是一个怪人。他年满七十之后，常穿一双红鞋，乡学年世谊的后辈称之曰红履公，或者此名起于他介弟玄同亦未可知。他家中有一名使女，名字读音如鸿烈，这不是用《淮南子》典故，因为他最恨清乾隆弘历，所以以此为名。(95)
民初与钱恂在教育部有过一段同事经历的鲁迅（1881—1936），得到的也是“好空谈，而不做实事”(96)的印象。待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们成为新的站在潮头的人物，“老新党”如钱恂、夏曾佑一流则渐行远去，退出了曾经属于他们的舞台。钱恂从最初热情拥护西学、西政，到遭遇挫折后失望、失落，继而因现实挤压而灰心、无力，可走的道路似乎越来越窄。他在晚年呈露出某种愤世、消极的“灰色”，也熏染了清末民初时代巨变的氛围。(97)
1927年，钱恂在北京逝世，其生前自制挽联作：“不亟求官已三世于兹，此保泰良方，愿后嗣毋忘祖范；创议留学而五伦受毒，乃毕生憾事，盼儿曹稍盖吾愆。”而其弟钱玄同所撰挽联为：“卅载周游，用新知新理，启牗颛蒙，具上说下教精神，宜为国人所矜式。一生作事，务自洁自尊，不随流俗，此特立独行气象，永诒子弟以楷模。大兄不死。”(98)两相比较，蕴义绝异，殊堪体味。最后，我还是愿意重复以前说过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收束：
本文考述其事迹，不为表彰人物业绩，也不为针砭时代谬误，只是私心以为，钱恂这样一位本不显于世而或具标本意义的“中等人物”（姑取非达官显贵亦非草根平民、既富传统素养又经新学熏陶之意），其实也折射了一个年代的风云晦暗。
(1) 张遵逵邮件，2012年12月05日。
(2) 张先生自己解释说：“我是张之洞族裔，不是后裔，张厚珕才是嫡孙，我曾在武汉会议上口说，但出版的文集仍然称我是后裔，有冒充之嫌，费我许多笔墨和口舌。”（张遵逵邮件，2012年12月08日）按“武汉会议”是指2009年9月在武汉举办的“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3) 张遵逵、张厚珕：《张之洞参加东南互保的几个问题》《庚子上半年张之洞仍大办洋务》《张之洞惩办自立会的时机》，均收入《“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武汉，2009年9月。
(4) 详参拙文《钱恂：晚清外交史上的“异才”——兼证“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说难以成立》，收入本书。
(5) 黎仁凯等：《张之洞幕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第321页。
(6) 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第97页。
(7) 《调钱恂等四员来江差委片》，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紧要折稿》第七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9。此条史料由李细珠先生最早引用，参其《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356页。按光绪十八年（1892），张之洞已委托在海外的钱恂办理译书等事，其嘱驻俄公使许景澄：“选译洋书，志在必成，务恳托钱恂同洋员速办，优给薪水”。参见《致俄京许钦差》两通、《许钦差来电》，光绪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二月十九日，《张之洞全集》第7册，第5675、5683页。又张之洞了解钱恂其人，并有意调之回华，亦出于幕下江浙籍新学人士的推毂。光绪十八、十九年之交，受张之洞电招入鄂襄办自强学堂、编洋务新书的杨楷，因故欲辞行，即曾“推荐归安胡孝廉惟德、钱明经恂自代”，并谓“二君前从薛（福成）星使出洋，钱君转调至德，俟其回华，即可得替，翩然远引矣”。《杨楷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汉冶萍公司（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之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49页。
(8)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1993，第506页。
(9) 《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054页。
(10) 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76页。
(11)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10，第44页。
(12) 《钱恂致汪康年函》六，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999页。
(13) 参看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第98、116页。
(14) 《保荐人才折》，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19—1120页。
(15) 《保荐使才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17页。
(16)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78页。
(17) 《報告第四十號第一回·銭恂と姚錫光》，明治三十一年九月十九日，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國秘錄》，原書房，1975，第46頁。
(18) 《致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辰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654页。
(19) “七月望日交邮局寄赵令转交”，《张文襄公函牍未刊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393，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200页，注释2。
(20) 按钱恂于八月二十日（10月5日）抵苏州。其致汪康年函谓：“恂廿二日早到苏，痛先父已不及见，此终天之恨，百死莫追。现在料理安葬，无暇他顾。”（《钱恂致汪康年函》十七，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04页）九月间，张之洞致电钱恂：“急。苏州，四井巷。钱念劬：尊公弃养，闻之惊痛。望勉节哀。谨奉唁。葬期何时？并示。”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亥刻发，《张文襄公电稿墨迹》第二函第十册，档号：甲182-219，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209页，注释2。
(21) 《钱恂致汪康年函》十九，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05页。
(22) 《札委钱恂充游学日本学生监督并饬张斯栒回鄂当差》，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776—3777页。
(23) 《札张斯栒等前往日本阅操并饬局发给川资旅费》，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692—3693页。按此行人员计十人，包括：候补道张斯栒，前广东南韶连总兵方友升，署督标右营游击穆齐贤，尽先游击王得胜，补用知县清瑞、方悦鲁，都司谢澍泉、千总姚广顺、邹正元、杜长荣。
(24) 《報告第四十號第九回·大演習陪観員の帰武》，明治三十二年一月七日，《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國秘錄》，第54頁。
(25) 《札北善后局拨解游学日本经费》，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724页。
(26) 《札委张斯栒暂充出洋学生监督》，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731页。
(27) 《咨呈总署派往日本游学学生姓名年岁籍贯（附单）》，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728—3729页。出发时间据宗方小太郎报告：“今春湖广总督与日本参谋本部商妥之湖北留学生之事，其后日光荏苒，迟未派出。此际渐已选拔二十人，于本月七日，乘招商局汽船江裕号出发，至上海出洋。内十名为湖北武备学堂生徒，九人为两湖书院生徒，另一名为张之洞长孙（张厚琨）。织布机委员候补知州邝（郑）国华为监督，一路随行。在日本之候补道张斯栒奉命于长崎等待迎接。”参见《報告第四十號第九回·湖北留学生の派遣》，明治三十二年一月七日，《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國秘錄》，第53—54頁。同报告附录了全部留学生名单，情报相当准确。
(28) 《致总署》，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午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651页。
(29) 《致张仁权》，1898年9月10日，东方晓白编：《张之洞（湖广总督府）往来电稿》，《近代史资料》总10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21页。
(30) 《致小田切万寿之助》，1898年9月11日，《张之洞（湖广总督府）往来电稿》，《近代史资料》总109号，第21—22页。
(31) “七月望日交邮局寄赵令转交”，《张文襄公函牍未刊稿》，档号：甲182-393，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200页，注释2。
(32) 《銭恂ノ日本訪問ヲ報ズル電報訳文：大隈外務大臣宛》（駐清林臨時代理公使，明治三十一年十月一日），早稲田大学圖書館，請求記號：イ14A0865。并参看高木理久夫編，吳格訂：《銭恂年谱（増補改訂版）》，《早稲田大学圖書館紀要》（60），2013年3月，第123—124頁。另，钱恂在京时期，与来华访问的伊藤博文亦有接触。据陈庆年日记戊戌八月初六日条：“夜饭后，与汪荃台久谈时局。日本伊藤博文侯爵至北京，晤念劬，言‘变虽宜变，然不得人，无纲领，心有乱’。其意与余极合也。”参见陈庆年著，明光整理：《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8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120页。
(33) 高木理久夫編，吳格訂：《銭恂年谱（増補改訂版）》，《早稲田大学圖書館紀要》（60），2013年3月，第125頁。按此年谱初版作：“（1898年）12月中下旬顷，钱恂初来日。”
(34) 《札北善后局汇寄出洋游学学生学费》，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733—3734页。
(35) 《致上海钱念劬》，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子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7702页。
(36) 《钱守来电》，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亥刻到，《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703页。
(37) 《札委钱恂充游学日本学生监督并饬张斯栒回鄂当差》，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776—3777页。
(38) 《報告第四十號第十三回·銭恂》，明治三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國秘錄》，第58頁。
(39) 郑孝胥之保荐语作：“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该员才识坚定，学问湛深，办事沉挚有力。前充出使日本大臣随员，于东、西洋形势、政术均能得其要领，确有见地。”《保荐使才折》，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17页。
(40)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69页。
(41)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70页。
(42)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71页。
(43)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78页。按“贻书”，汪贻书；“暾谷”，林旭；“伯茀”，寿富；“梁星海”，梁鼎芬。
(44) 《致钱恂》，1898年9月13日，《张之洞（湖广总督府）往来电稿》，《近代史资料》总109号，第22页。
(45)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午刻发，《张之洞电稿甲编》第六十一册，档号：甲182-47，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202页。
(46)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78、679、682、684页。
(47)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79页。
(48) 郑孝胥得总办一职，与时任督办铁路大臣的盛宣怀大力推毂极有关系。戊戌年初，盛即有意令郑为铁路公司总办，以达到“兼可联南皮”目的。至本年下半年，事有成议。郑十月十六日记：“夜饭后，督办从容言：‘卢［芦］汉路宜得一全路大总办，吾熟念此事无如君者。昨语南皮，亦无异辞。’”十一月初七日：“督办又问香帅保荐考语，且云：‘卢［芦］汉铁路总办，吾终以奉烦，不可却也。’”十二月十四日：“督办以函送关防来，即朱晦止所用‘总办汉口铁路分局’之关防。”参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640、697、702、710页。
(49)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02—703页。
(50) 参看劳祖德《〈郑孝胥日记〉整理说明》，《郑孝胥日记》第1册，第1—2页；徐临江《郑孝胥前半生评传》，学林出版社，2003，第49—51、76—79页。
(51) 叶参、陈邦直、党庠周编：《郑孝胥传》，满日文化协会，1938，第3—4、132页，转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356页。
(52)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六，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09页。
(53)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84页。
(54)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80页。
(55) 《致上海盛大臣》，庚子十一月二十三日申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十九函，档号：甲182-98。
(56) 《钱恂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李盛铎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0号，第36页。
(57)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1），岩波書店，2007，第89頁。
(58) 归安钱恂译述：《西悉毕利铁路考略》，《时务报》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强学报·时务报》第3册，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总第2133—2136、2199—2200、2269—2271页。
(59) 《章炳麟致汪康年函》六，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955页。按“仲逊”，胡惟志；“恪士”，俞明震；“凌霄”，疑为光绪帝。
(60) 冯自由：《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第41页。
(61) 《汪有龄致汪康年函》二十七、二十八，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1098、1099页。
(62)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五月廿七日亥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一册，档号：甲182-32。《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八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316页。
(63) 《致钱念劬书》（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第536页。
(64) 《宗方小太郎文书·日记》第二册，明治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编号：B02。
(65) 1899年夏，宗方小太郎回国期间，曾访钱恂未果。本年7月16日条记：“旋至麻布访钱恂，不值。”
(66)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九，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11—3012页。
(67)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九，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12页。
(68) 《宗方小太郎文书·日记》第二册，明治三十一年三月五日、十二月三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编号：B02。
(69) 《號外·列國の中國侵略と日本の進路》，明治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國秘錄》，第35—36頁。
(70) 《宗方小太郎文书·日记》第二册，明治三十一年四月九、十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编号：B02。
(71) 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中华书局，2007，第96—97页。
(72) 《钱恂致汪康年函》三十一，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14页。
(73)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六，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09页。
(74) 《致东京李钦差》，庚子十一月初八日午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十九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号：甲182-98。
(75)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六、二十七，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09、3010页。按“两学生”，沈翔云、吴禄贞。事后，张之洞致电李盛铎：“近咨送劝戒国会文告示稿，请迅商文部、参谋部、陆军省各衙门，务准各学生将此项文稿带入校中，随时省览传观，以资感悟儆惕。如能遍发各省学生，均准带入校传观，尤为佩仰。前商请屏逐附乱学生，承示恐碍邦交，姑从缓办云云，似于鄙意尚有误会。”参看《致东京李钦差》，庚子十一月十一日，《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四函，档号：甲182-75。
(76)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十月十三日寅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四函，档号：甲182-75。
(77) 《致东京李钦差、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丑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475页。
(78) 《致东京李钦差》，庚子十月十六日亥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四函，档号：甲182-75。
(79) 《致东京李钦差、钱念劬》，庚子十月十九日丑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四函，档号：甲182-75。
(80)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七，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10页。
(81) 函文录下：“近卫公爵阁下：拜启陈者。清韩漫游，想望贤劳。去十日间，恂接张之洞君来电，有命代呈阁下，前闻驾归朝，先邮芳览，何日可以蒙面谈，尚祈见示。中西正树君，或外务省小林光太郎君，均可通语。钱住镰仓，如有命令，必先一日见告乃可耳。敬具。盼贵答。镰仓阪之下町七番地。九月五日。”参见《（四十六）銭恂》（1900年9月8日），李廷江編著：《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原書房，2004，第197頁。
(82) 早稲田大学圖書館資料管理課：《銭恂資料集：年谱、著述·寄贈圖書目錄》，早稲田大学圖書館，請求記號：222.0600061。按钱恂寄赠图书总计192部，3761册。
(83) 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归潜记》，杨坚校点，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32页。
(84) 钱恂的对外观念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确可用“亲日”概括，但在此表征下，又有诸多今日所谓“民族主义”的成分，这一点倒与其幕主张之洞相当一致。比如光绪二十五年八月，陈庆年记钱恂言论：“过钱念劬，渠今年在日本为南洋、湖北留学生监督，近以事新归。言日本待异地人，其利益与本国人迥异。学校但教言语，普通学且不授，何论专门？其意不过留为服役之用而已。黄种人待黄种人尚如此，何况白种？”参见陈庆年著，明光整理：《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81号，第132页。
(85) 《成城学校公文杂记》一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红格抄本，索书号：NC/4903/8592。按该册实为钱恂监督湖北留日学生期间致武昌督府的信函抄录。册中贴有幕府所拟张之洞的意见（“帅谕”）两纸，并夹订《清国留学生之现在及将来》《支那古代之教育论》两篇日文论说的汉译文，以及《成城学校试验中国学生列序》、《（湖北）四弃户山（学校）毕业成绩》、参谋本部笺纸开列《户山学校体操剑术科教员》等杂件。由于有信函涉及光绪二十七年底（1902年初）结成的“英日同盟”，所收文件时段，似乎应在光绪二十五（1899）至二十八年（1902）之间。此史料承陆胤提示。
(86) 钱恂编，致之校点：《金盖樵话》“本书说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第4页。按《金盖樵话》稿本，1988年复旦大学图书馆于北京中国书店虎坊桥书库访得，所见为钱氏家藏稿本之残余，束为一捆，内存钱氏著述多种，其中《金盖樵话》九册，凡上编八册，多与义和团文献相关者，今已整理出版，下编残稿仅存一册，内容大致为“有关中俄交涉时间之回忆录”。
(87) 1905年，清朝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钱恂为李盛铎所招，成为其考察团随员。他向汪康年表示：“置身政界，在六七年前固甚愿，今老矣，无心于此矣。木斋既可迁就，恂不得不允在日本相见。”《钱恂致汪康年函》三十六，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18页。
(88) 谭献著，范旭仑、牟晓朋整理：《复堂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323页。
(89) 戊戌五月初一日陈庆年记：“过钱念劬，言时局。渠言：‘国家太贫，则工作鲜；人过穷，则食用苦。平时既无以为养，则有疾则无以医；废学则日见愚蠢，为奴则每受鞭笞；生人之乐尽，保卫之道穷。国危至此，但有消磨，华种其将绝乎？’余闻其言，为之大痛！”陈庆年著，明光整理：《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第81号，第113页。
(90) 《钱恂致汪康年函》四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22页。
(91) 《钱恂致汪康年函》四十六，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25页。
(92) 《钱恂致汪康年函》三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13—3014页。
(93) 左松涛注意到钱恂“有意反清”的一面，指出他在两湖书院提调、游日学生监督任上“栽培与己气味相投的学生，必然也会将新颖思想观念灌输给学生”，检讨辛亥革命的前史之际，“在注意‘学生运动’同时，也应考察‘师长运动’”。参看左松涛：《师辈异动：武昌自强学堂师长与辛亥革命》，载氏著《变动时代的知识、思想与制度——中国近代教育史新探》，武汉出版社，2011，第143—148页。此处主要从“革命史”的角度立论，而从清朝政府存续与变革的角度，钱恂一辈人的作用也有深入检讨的必要。
(94)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记：“其兄钱念劬先生，清末在驻意大利公使任内，奉旨归休；辛亥革命，便在家乡赞助‘光复’，他们两弟兄竟然成了同志……他对于他哥哥，还是依旧恭顺，他总怕他哥哥看见了《新青年》，他哥哥还是看见了，对他并没有说什么；他极端反对阴历，绝对不再行跪拜礼，但他哥哥逝世前几年，他还是依旧于阴历年底带着妻子到哥哥家里去跟着拜祖先。”参见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第69—72页。
(95) 周作人：《钱念劬》，《周作人文类编》第10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第662页。
(96) 《（300222）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222页。
(97) 说详拙文《夏曾佑、钱恂与鲁迅——从“祭孔”一幕说起》，《上海鲁迅研究》2012年冬季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第59—72页。
(98) 参见邱巍：《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第8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