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综观余联沅数十年京官生涯，不脱其清流本色，他纠弹洋务、搏击权要、激浊扬清之凌厉风格，令人印象深刻。严复尝评议甲午战时“建言诸公”之议论可笑，“平时于洋务外交绝不留意，致临事之顷，如瞽人坠眢井，茫无头路”，“其弹劾北洋，类毛举风听，无一语中其要害”。(114)早年的余联沅大概也在此类人中。这番“素于洋务若风马牛”的形象，与后因“东南互保”而留名史册的那位上海道，实大相径庭。刘坤一评价在沪主持“互保”交涉的两位官员，“余道系地方官，各领信服，盛心细识优，可以相助，乃放心”(115)。赵凤昌称余联沅“向拙于应对”，似非能言之人，较之外向、敏活的盛宣怀，在与外人交接上可能相对拘谨；又由于中外权势格局的失衡，交涉时处于弱势地位，一个本身品级有限的道员很难有大的作为。但在整个交涉过程中，余联沅总体表现得沉稳练达、不卑不亢，给人以开明务实的印象。无论与之配合的盛宣怀，还是作为谈判对手的外国领事，对他评价都不低。清廷调任余联沅为江西按察使，这一任命曾引起在沪领事抗议，法领白藻泰致刘坤一电报就很具代表性：
闻上海余道台调别处。查上海地方及道属各处，有极为难事，经余道筹办甚善，均获平安，其与各国领事往来，无不和衷共济，而与本总领事尤甚。今忽调任，甚为可惜。请贵大臣坚请留任。(116)
这不过是庚子事变后屡见不鲜的外国干预内政的一例，以今天看来，列强趁战胜之势对清朝内部人事指手画脚，全无道理。不过换一角度看，至少说明余联沅在他们眼里，被认为是可以信赖与合作的对象。盛宣怀对这位同事也不无好感，表示“东南互保，余道一手办理，极为周洽，断难另易生手，致另各国因疑生事”(117)，请求刘坤一设法奏留。外放道员之前，余联沅没有从事洋务的经历，更谈不上任何跟外交沾边的专业训练，好像应验了那句谚语——“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如此洋务人才的产生，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意外结果。这或许是他个人仕宦生涯的成功，但同时更折射了晚清官僚养成制度的内在困境。
庚子事变后，余联沅的仕途愈加顺利。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迁江西按察使，十月擢湖南布政使，皆未赴任。(118)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奉旨署理浙江巡抚，前往调处新旧教案。事后余联沅在奏复折中交代：“查上海总领事白藻泰平日与臣尚能和衷办事，臣濒行即往商允，电令该国浙盛总主教赵保禄到杭，与臣面结教案。”(119)如有论者指出的，“洋务”往往是上海道这一类官员升迁的考虑要素，而所谓的“上海经验”则为造就中国早期外交官员的重要因素。(120)就余联沅个案而言，确可印证此说。经历“互保”交涉后，其更为朝廷所重，“连番更调升三级，时人以为殊荣”，而在新任职位上，所办理事件也多与“外务”发生着联系。刘坤一后来说，余联沅到浙江巡抚任上后，“将全省教案议结，各领事、主教鉴其公忠，故赏恤银两视各省为少，并于衢州教案内，省释无辜株累者数十人”(121)。
可惜余联沅没能走得更远。光绪二十七（1901）四月，诏回湖南布政使任，八月以疾开缺，赴沪就医，调治无效，十一月十六日（12月26日）病逝。盛宣怀以“同志”相挽，词曰：
当时事千端万绪，共我折冲俎豆，为撼危机，尤幸同志相孚，得保东南支全局。
看酬庸一月三迁，如公破浪乘风，方期大用，乃竟鞠躬尽瘁，长为中外哭斯人。(122)
余联沅在上海走完了他的一生。苏、浙绅士庞元济等二十六人联名奏禀，以余联沅在上海道任上“善政尤多”(123)，“其最著者”即为庚子年夏间事变之际，“多方戒备，严密巡防，奉委与各国领事定议互保，东南各省得以安全，关系大局实非浅鲜”，故公恳奏恤，“准予上海地方捐建专祠，生平政绩宣付史馆立传以彰忠荩”。两江总督刘坤一据以上折代奏，亦表彰其业绩谓：
查该前署抚臣余联沅，沉毅明决，忠爱性成，宣力京外，垂三十年。其在苏松太道任内，适值拳匪滋事，上海为通商总汇之区，全局机纽，经臣会同湖广总督张之洞，饬派会商各国领事，订议互保，艰难筹画，卒能有成，于大局不无裨益。方冀克享遐龄，时艰共济，乃以积劳成疾，竟至不起，悼惜实深。(124)
疏入得旨，着照所请。
某位庚子事变的亲历者引述李鸿章的一段话：“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125)陈寅恪读此有按语谓：“合肥所谓前为言官，后为封疆，当极力诘之者，当即指南皮（张之洞）。”(126)如果暂抛开人际一层的褒贬义，这段话不也可以借用为观察余联沅的线索？本为清流内健者的“铁面御史”，一旦外放地方道台，幡然变化为“洋务干员”。余联沅的这次转身，竟毫发不爽地印证了他曾经的攻击对象的话，这一种具有反讽意味的历史真实，宁不令今日读史者深长思之？
(1) 吴馨等修，姚文枬等纂：《上海县续志》卷十五《名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据民国七年（1918）刊本影印，第829页。
(2) 上海通社编：《旧上海史料汇编》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657—659页。
(3) 余鹏：《缅怀先祖余联沅》，《孝感市文史资料》第4辑，政协湖北省孝感市委员会，1987，第144页。
(4) 孙克复、关捷编：《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239页。韩俊英等编著：《史鉴：甲午战争研究备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第187页。
(5) 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陈同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3、76页。
(6) 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6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6—7、65—66页。兹录光绪二十年引见单如下：“余联沅，现年五十岁，系湖北孝感人。由优增生中式同治壬戌恩科，并补行辛酉科本省乡试举人。四年，遵例报捐内阁中书。七年，考取军机章京，奉旨记名。光绪元年正月，传补军机章京。二年三月，以校勘刷印《方略》完竣出力，经军机大臣保奏，奉旨着以侍读遇缺即补，先换顶戴。三年，丁丑科会试中式贡士，殿试一甲二名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旋充国史馆协修。七年闰七月，因前在军机处校勘刷印列圣《圣训》出力，经军机大臣保奏，奉旨赏加五品衔。十年二月，考取御史，奉旨记名。三月，充功臣馆纂修。十四年四月，补河南道监察御史，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十五年正月，恭遇归政，特恩奉懿旨，赏加随带一级。二月，充会典馆协修。六月，奉旨稽查南新仓事务。十六年，充会试同考官。六月，历俸期满截取，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记名以繁缺知府用。九月，奉旨巡视东城，转补掌四川道监察御史。十二月，京察一等。十七年二月，吏部带领引见，奉旨准其一等加一级。十八年正月，充会典馆纂修。十二月，奉旨巡视北城。十九年三月，补礼科给事中。七月，俸满截取，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记名以繁缺道员用。十二月，京察一等。二十年二月，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记名以道府用。五月，转补吏科掌印给事中。本年九月，奉旨巡视北城。十月二十六日，奉旨补授福建盐法道。”就笔者所见，余联沅生年一项失载于陈玉堂编《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530页），其他资料亦未见准确说明。据光绪二十年（1894）引见单，余联沅时五十岁，按传统年岁算法推算，生年应为1845年，即道光二十五年。
(7) 郑孝胥日记甲午三月十三日条：“今言官能鸣者，钟（德祥）及安维峻、余联沅也。”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册，中华书局，1993，第406页。
(8)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八日河南道监察御史余联沅奏》，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以下简称《丛刊·洋务运动》）第6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207页。
(9)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河南道监察御史余联沅片》，《丛刊·洋务运动》第6册，第201页。
(10) 《与陈右铭方伯》（［光绪乙未］闰月十一日亥刻），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第70页。
(11) 与之相对应，自谓“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的李鸿章，对此类“俗儒”议论也早有尖锐的反驳：“臣由海上用兵兼办通商洋务，稔知西洋各国兵饷足、器械精，专以富强取胜，而中国虚弱至此，士大夫习为章句帖括，辄嚣嚣然以经术自鸣，攻讦相尚，于尊主庇民一切实政，漠不深究。误訾理财之道为脧利，妄拟治兵之人皆怙势，颠倒是非，混淆名实，论事则务从苛刻，任事则兢趋巧伪，一有警变，张皇失措，俗儒之流弊、人才之败坏因之，此最可忧。”参看《复奏殷兆镛等条陈江苏厘捐折》，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115页。王之春引述此言，复作评论：“士大夫读万卷书，每好苛论时政，究之坐而言者，未必起而行。爵相之言，非过激也。”参看《椒生随笔》，“论士大夫”条，载赵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点：《王之春集》（二），岳麓书院，2010，第873页。
(12) 《吏科给事中余联沅奏为条陈抵制日患方略片》，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七日，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册，中华书局，1989，第13—14页。
(13) 《吏科给事中余联沅奏请饬张之洞等设法以水师直捣日本折》，《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2册，第304页。
(14) 参看叶伟敏：《晚清官员的“攻日”对策》，《史林》2010年第2期。
(15) 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郭筠仙洞达大势”条，上海古籍书店，1983，第115页。
(16) 《给事中余联沅奏陈御敌设防方略六条折》，《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1册，第51页。
(17) 《给事中余联沅奏疆臣贻误大局沥陈危急情形折》，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第61页。
(18) 《余联沅奏参李鸿章弁髦谕旨片》，《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第372页。
(19) 《吏科掌印给事中余联沅奏大局难支请饬枢臣妥筹善策折》，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第502页。
(20) 《吏科掌印给事中余联沅请勿许倭奴奢款并速定大计力筹远谋折》，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第599—600页。
(21) 《余联沅传·国史馆传稿》，收入周骏富辑、汪兆镛纂录：《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碑传集三编》，明文书局印行，第125049—125050页。
(22) 《给事中余联沅奏陈北洋应办事宜并请饬帮办大臣预为布置折》，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丛刊·中日战争》第3册，第370—372页。
(23) 《吏科给事中余联沅奏请填简大僚勿骛虚名而求实际折》，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五日，《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第537—538页。
(24) 此弹劾案的背景与始末，参看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笺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37—45页。
(25) 杨国强：《晚清的清流与名士》，收入氏著《晚清的世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161页。
(26) 本年十二月十八日，郑孝胥记：“应玉苍（陈璧）之招于榕荫堂，坐中有余晋珊联沅、张次山、胡二度，皆言职，余新授附件盐法道。”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册，第535页。
(27) 《余联沅传·国史馆传稿》，《碑传集三编》，第125050页。
(28) 有关此职官设置、职掌、沿革等基本情况，参看《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道台考略》，《旧上海史料汇编》下册，第61—71页。
(29) 参看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第19—20页。
(30) 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最早留学海外的高干子弟》，收入《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巴蜀书社，2004，第302—315页。
(31) 近卫笃麿，号霞山，出身贵族，1885年游学海外，1890年归国，历任贵族院议长、学习院院长、枢密顾问等职。1898年出任东亚同文会第一任会长，是活跃于明治20至30年代的日本政治家。
(32)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2巻，鹿岛研究所出版會，1968，第441—442頁。
(33)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2巻，第463頁。
(34) 《上海通信·江南海関道到任》（九月三十日），《近衛篤麿日記》第2巻，第485頁。
(35) 《来状·井手三郎（二月九日）》，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62頁。
(36) 李廷江編著：《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解題，原書房，2004，第31頁。
(37)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2巻，第497頁。
(38) 《（二十五）余聯沅》（1900年7月24日），《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第103—104頁。
(39)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282、309、324頁。至本年10月，余氏兄弟因家事回国，其致近卫函称：“……祖钧、逵自愧荃才，维殷负笈，素响贵国学堂教导精密，所以情虔从学，乃蒙盛情照拂，得以预列门墙，荣幸之私与感激之念，无任交并。又承惠赐珍物，拜受之余，至今耿耿。祖钧、逵敬别回华，于闰月初九到沪，诸叨福庇，一路均安，满拟料量回鄂一行，以后如有暇日，尚当再图毕业也。知关廑系，特敢附陈。”参见《（三十二）余祖鈞、余逵連名》（1900年11月11日），《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第124—125頁。则两人在日本游学时间似不长，后是否继续返日求学，不详。
(40) 《（三十一）余聯沅》（1900年10月26日）：《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第122—123頁。
(41)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222、245頁。
(42) ［英］劳德派特修订：《奥本海默国际法》上卷第二分册，石蒂、陈健译，商务印书馆，1972，第277页。
(43) 参详拙文《外国驻沪领事与“东南互保”——侧重英、日、美三国》，《史林》2011年第4期。
(44) 王尔敏：《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收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集第十三编·庚子拳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64页。
(45) 福开森（John．C．Ferguson，1866—1945），生于加拿大，入美籍，1887年以传教士身份赴华。先后在镇江、南京工作，创办汇文书院，佐两江总督刘坤一办理交涉得力，尝被奏请奖励：“查美国汇文书院掌教福开森，学问优裕，心气和平，训课诸生，成就甚多，经历派办交涉事件，莫不实力实心，相助为理。现充南洋公学监院、江南高等学堂提调，亦复勤勤恳恳，劳瘁不辞。”（《洋员办事得力分别请奖片》，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一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117—1118页）1896年应盛宣怀之聘，参与创建上海南洋公学，任监院。其为《愚斋存稿》作序，尝自述与盛氏交往始末。参看《愚斋存稿》福开森序，卷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总第44—45页。
(46) 《国务卿海致在华合作各国的通告照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1901年美国对华外交档案——有关义和团运动暨辛丑条约谈判的文件》，齐鲁书社，1984，第7—8页。照会汉文本转见《美京伍秩庸星使致江督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总第878页。
(47) 《余联沅致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145页。
(48) 《前署浙江抚臣病故请恤折》，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3册，中华书局，1959，第1352—1353页。
(49) 佐原笃介、浙西沤隐辑：《拳匪纪事·各省防卫志》，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3辑，文海出版社，1972年影印本，第523页。
(50) 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第548页。
(51) 《致江宁刘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7994页。
(52)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申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99页。
(53) 《江督致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许同莘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
(54) 《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第349页。佐原笃介、浙西沤隐辑：《拳匪纪事·各省防卫志》，第523页。
(55) 《江督致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1期，1935年
(56) 《寄刘岘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7页。
(57) 《江督刘岘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五，总第837页。
(58) 《致上海上海道余道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30页。
(59) 《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29页。
(60) 《寄江鄂刘张两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45页。
(61) 《余道来电并致江宁督宪》，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寅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41页。
(62) 《刘岘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46页。李国祁注意到章程草案中未将“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列入，他推测这可能是“余、盛的一种外交技巧，不欲将让步之处先自透露”。（参看《张之洞的外交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第159页）实则盛宣怀未参与第一稿草案拟议，其倡议的“互保”宗旨也无从彻底贯彻。
(63) 《寄刘岘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46页。除预备外国方面的驳议外，刘坤一也考虑到了将来向朝廷报备的必要，对盛表示：“订议事已电请主持指示余道办理。惟兹事体大，各条措词必须得体，留事后进呈地步。”参见《刘坤一致盛宣怀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89页。
(64)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第968—970页。按两份章程英文件收录于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别册一·北清事変上》，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7，第495—499頁。两份章程的文本收录状况，王尔敏有很好的说明，参其《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集第十三编·庚子拳乱》，第168页，注释4。
(65) “章程”（Regulations）一词，在国际法中系指技术性的特别机构的组织法规定要采纳的那些章程，有些章程有时自身可以构成一项条约文书。参看［英］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235页。
(66) 《致上海盛京堂、余道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41页。
(67) 惜阴（赵凤昌）：《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1931，第2页。
(68) 当日刘坤一电内有“已电令速商杏荪，定今日三点钟会议。陶道到宁，沈爱苍亦来，告以尊意，并加派沈帮办此事，均令速往。仍电沪先议，不必候”等语。参见《复张制军》，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2567页。
(69) 《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酉刻，《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49页。
(70)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南清秩序維持協定ノ解訳ニ関スル領事会議決議ノ報告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别册一·北清事変上》，第480頁。
(71) 参见《海军少将布鲁斯致海军部电》（1900年6月21日发自大沽），《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中华书局，1980，第48页。应大沽方面高级司令官的请求，上海领事团于6月23日出示此声明：“联军在中国的司令官及高级官吏们愿意中国沿江沿海各城市的总督及当局们知道他们的企图，是用他们的武力，仅对义和团及阻止他们为援救他们的国民而向北京进攻的那些人来作战的。”《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上海领事团的布告》，载《有关“东南互保”资料》，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530—531页。
(72) 《寄粤宁苏鄂皖各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46—847页。
(73) 《驻上海各国领事致余联沅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93页。
(74) 《寄江鄂刘张两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50页。有论者谓“东南互保”交涉经历了三次中外会议，除初次会议、最后签约外，当日盛、余拜晤华德师为第二次。（林世明：《义和团事变期间东南互保运动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第72—76页）此说不确。实际上，盛、余和各国领事真正坐在谈判桌上合议仅有一次，即五月三十日（6月26日）会议。
(75) 交涉过程中，是否对外公开北廷谕旨，形成两难局面，情势一度极为紧张。余联沅曾函告盛宣怀，请求指授意见：“顷晚归，奉岘帅电云‘香帅江辰电实要着，否则恐翻变，各领意思若何？祈电示。岘。支’等因。照此看来，两帅意甚着急。电旨虽未发出，彼国终不能瞒到底，但领事若不诘问，我等又何能先自供出？此中操纵，实费踌躇。我公智珠在握，何以能计出完全，使彼深信不疑，务祈速为商定示复，并电两帅，是所叩祷。如必须沅到，俟得复示，即飞架前来［因约福茂生去，是以不先即来］，恭聆指授也。沪江英舰已泊四艘……似此局面，究不知其意何居？我公同事者多，请再密探为要。陶、沈二兄今日晤否？总之，我等现处极弱之势，而不能不极意联络，未知果能做到否？此则存乎天意矣。”参见《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酉刻，《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53页。
(76) 《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49、350页。
(77) 《盛京堂、余道来电并致江宁督署》，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亥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49页。
(78)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亥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49页。
(79) 《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卯刻，《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54页。
(80) 《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十二钟，《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54页。
(81)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秩序維持ノ協定、李劉張三総督承認並右協定ノ公文交換方盛宣懐ヨリ請求ニ請訓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一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别册一·北清事変上》，第487頁。
(82) 拟电文录下：“顷与英、美、日各领事面商，拟由道照会领事云‘前议尚未声明将来如何办法之处，诚恐北方衅端更大，东南人心摇动，自应彼此再为声明：无论以后北事如何变端，上海及长江苏、浙内地，如各国政府允仍照前时、现今均无意在长江一带运兵，两位总督亦允能于所管各省内，按照中外和约，实力保护各国在各省之人民财产’等语。并已将两帅断不更易之电交阅，各领允即电外部。”《寄江鄂刘张两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56页。
(83) 《刘制台来电》《致上海盛京堂、余道台，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亥刻到、子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64、8063页。
(84) 刘坤一指示如下：“望速由道照会各领：前议尚未声明将来如何办法之处，诚恐北方军务愈紧，东南人心摇动，自应彼此再行声明：无论以后如何，上海及长江、苏、浙内地，如各国政府允仍照前时、现今均无意在长江一带运兵，两总督亦允能于所管各省之内，按照中外和约，实力保护各国在各省之人民财产。”《刘坤一致余联沅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07页。
(85) 所谓“换文”（exchange of notes），是指两国政府间用互换照会形式把达成协议的内容在各自给对方的照会中确认下来。查万国公法：“两国立约，所应遵守之责，不拘式款如何，有明言而立者，有默许而立者，均当谨守。明言者，或口宣盟词，或文载盟府，或两国全权大臣盖关防于公函，或两国互行告示及互换照会，俱可。”［美］惠顿：《万国公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87页。
(86)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长江沿岸ニ各國ヨリノ出兵見合方ニ盛宣懐ヨリ各領事宛協定請求並右ニ対スル領事会議ノ状況報告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六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别册一·北清事変上》，第494—495頁。按以上连段两照会均系据英文文本回译。
(87) 《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申刻，《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55页。
(88) 《余道来电并致江宁督宪》，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亥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74页。
(89) 《余联沅致盛宣怀函》两通，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申正、初七日七点一刻，《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55、357页。
(90)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戌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72页。
(91) ［英］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第87页。
(92) 《寄江鄂刘张两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愚斋存稿》卷三十六，总第859页。
(93)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168页。
(94) 《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余道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71页。
(95)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申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80页。
(96)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午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77页。
(97) 《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午刻到，《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58页。
(98) 《寄刘张两督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总第868页。
(99) 《罗钦差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酉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46页。
(100)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匪徒剿滅方ニ付上海知縣ノ告示寫進達ノ件》《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匪徒剿滅方ニ付張總督ノ告示寫進達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四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224—225頁。另参佐原笃介、浙西沤隐辑：《拳匪纪事·各省防卫志》，第528—534页。
(101) 《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56页。另参《拨勇护局》《派捕梭巡》《约束工人》《会商防务》《安顿小工》诸条，《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初三、初四日。
(102) 《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三日辰刻，《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52页。
(103) 霍必澜当时建议如下：“上海的失陷将对外国的贸易和影响造成无可弥补的破坏，因为上海是福州以北全中国的航运和贸易基地。海军和志愿兵不能够固守上海，防止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我强烈建议：应立即派一支英国部队前往香港或威海卫，他们身边应保有运输工具，准备在得到通知后八小时内动身前往上海。有五百名骑兵、一营炮兵和两千名步兵的一支部队将是够用的。驻上海的高级海军军官同意此项建议。”参见《代总领事霍必澜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1900年7月14日发自上海），《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中华书局，1980，第130页。
(104) 《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63页。
(105) 《盛宣怀致余联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63页。
(106) 刘坤一的心腹幕僚、金陵洋务局会办汪嘉棠时有密禀，内称：“至愿英派兵舰入江保护一节，如与他人议及，只可云英自欲派兵轮护商，未便阻止，转启其疑，似不必明露本旨。□□恐互相传述［且易滋各国之忌］，心迹莫明，事定则食德而不知，事乱则归过于当轴，清流之诮，不可不防。近时李合肥、张南海（张荫桓）皆坦白为怀，当世之杰，而卒不能逃清议如此。翁常熟（翁同龢）初主清流，既主译署，则时局之不可为，深悔前非，力持大局，乃竟身败名裂，为天下人笑，谬悠之口，谁谅苦衷。宪台封疆数十年，勋威昭于史册，亦所宜计。”后作附记：“病假中捡旧笥，见庚子五月上刘忠诚公密禀稿，尚记次日谒公，面谕云：‘昨函已阅，你实爱我，可感可感！’抚今追昔，能勿潸然。光绪三十年申辰四月八日嘉棠谨识。”（参见叶恭绰：《往事回忆·一九〇〇年五月廿一日汪嘉棠致刘坤一函稿书后》，《近代史资料》总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69—170页）由此材料可见刘坤一办理交涉时曲折心态之一斑。
(107) 关于英军登陆事件本末以及中方因应，详参拙文《“东南互保”之另面——1900年英军登陆上海事件考释》，《史林》2010年第4期。
(108) 《盛宣怀上宁督署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426页。
(109) 《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酉初，《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66页。梅而思（SydneyF．Mayers，1873—1934），原为使馆翻译学生，1898—1901任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英国陪审官，1900年代理上海副领事。1901—1909年任公使馆汉文副使。
(110) 《余联沅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申正、十七日午正，《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366、367页。
(111) 《盛宣怀致各制抚台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425—426页。西摩尔面交节略十三条，内容录下：“一、此事早已说定，兵已由香港动身；二、此等大事两国大员商定后除非有新出紧要大故，忽欲更改实属不合；三、今并无新出要故；四、上海各西商以时事日非，心中不无惊恐，故请调一万兵来守上海；五、本提督只调三千兵以应之，可显见是保护之兵非攻击之兵也；六、此三千兵调至上海方足令华人生畏，况浦江中兵船如林，华人并未生惧，乃独于此三千兵则惧之何耶？此兵非与兵船同为保护而来者耶？七、西商但求安居乐业，以上海财产之多，断不肯自生衅隙，致速焚劫之祸；八、此次调兵来沪，我万想不到能与上海地方有损，请贵道以教我；九、如无损碍，则租界中得此节制之师保守地方，愈多愈妙，足可安心居住；十、保护租界之责不在于华官，惟匪人来攻租界则华官不得辞其责，上海财产较巨，与他处通商口岸大不相同；十一、上海口岸开辟五十余年，曾遇匪寇迭来攻打，均由西兵保守平安，则此次调兵乃已前所有之事不足为奇；十二、上海西人从前未有攻过华人者，现在何必惊惶；十三、咸丰年间西兵曾经驻扎上海。前日到申之印度兵二千七百名已由中西官议定以五百名驻本埠，余皆驻舟山。”参看佐原笃介、浙西沤隐辑：《拳匪纪事·各省防卫志》，第526—527页。
(112) 《盛宣怀致刘坤一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87页。
(113) 《盛宣怀上宁督署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426页。
(114) 《与陈宝琛书》二，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第499页。
(115)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戌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72页。
(116) 《白藻泰致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252页。
(117) 《盛宣怀上宁督署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第437页。
(118) 今存一余氏自用墨盒，以篆书刻联“意气云霄以上，性情山水之间”，并以行书录王维诗《酬张少府》。上款为“光绪庚子秋月”，下款为“晋珊余联沅书于汉皋”。汉皋，即今汉口。卸任上海道后，余联沅曾回家乡湖北一行，有感于时局和个人心境，题诗于墨盒上。陈业文：《历史巨变中的心灵写照——余联沅庚子诗文墨盒考》，《文艺生活（艺术中国）》2012年第11期。
(119) 《署理浙江巡抚余联沅奏报议结浙江新旧教案情形折》，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清末教案》第三册，中华书局，1996，第12—13页。
(120) 梁元生：《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第73—77页。
(121) 《前署浙江抚臣病故请恤折》，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353页。
(122) 张俊等选编：《长联雅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第127页。
(123) 另参《余联沅赈捐请奖片》，光绪二十六年十月，《愚斋存稿》卷五，总第167页。
(124) 据庞元济等公禀：“方事之殷，该前署抚日则奋走于炎天烈日之中，夜则自治官书，每接警电，辄忧愤涕泣，或数夕不寐，或一夕数兴，自夏徂秋，迄无宁晷，形神憔悴，遂成下血之证，嗣又患肝胃气痛。该前署抚，以时难孔亟，乘舆播迁，不敢稍休，仍强起视事。”（《前署浙江抚臣病故请恤折》，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刘坤一遗集》第3册，第1352—1353页）则余联沅之早逝，与庚子事变期间公务之忧劳不无关系。
(125)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第108页。
(126) 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29页。杨国强先生对张之洞“由清流而入洋务”的转变有深刻的阐发，揭出此中折射出“时势逼迫下这个近代历史的剧变和巨变”，而且张氏转变历程中最为特殊，也最具影响者，又在于“与李鸿章做比较，其身心之中又始终保留着清流生涯的种种惯性”。参看杨国强：《张之洞与晚清国运》，《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海豚出版社，2011，第43—63页。这提示我们，所谓“从清流到洋务”的变化，绝非线性的、单向度的。对于张之洞从“官师不分、政教合一”的自我期许出发，作为政治庇护者、学术赞助者、交游组织者作用于近代中国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过程，以及其中包含的“开新”与“存旧”两面的专门研究，可参看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