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署改组与所谓“督办军务处”的成立
五月后，有关奕劻言论的资料极少，除代表总署对使馆卫队入京表示微弱抗议外，我们基本听不到其他声音了。五月初九日（6月5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前往总理衙门，与奕劻有过一次谈话，他得到的印象是：“总理衙门即使有庆亲王作为它的发言人，已不再有效地代表中国统治势力；它作为推动中国政府的一个杠杆，正在彻底瓦解。”不过在谈及镇压义和拳问题时，窦纳乐根据奕劻回答其责难所用的语气，仍然相信：“他心中同意我所说的话，而且他曾在高级官员中极力陈述同样的看法，但毫无效果。”(36)为实现“直接与朝廷接触”，窦纳乐一度策划外交团集体觐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他看来这是“使朝廷获得深刻印象的唯一仅存的机会”。(37)但是，这一提议被总理衙门以不合惯例为由拒绝。同在初九日（6月5日），俄国公使格尔思（M． de Giers）单独向奕劻提交呈书，呼吁清廷明降谕旨，“一气净绝义和团之乱”(38)，但迟至十四日奕劻方将此呈书上奏，局势已发生变化，呈书未起作用。此后，驻京公使基本放弃了外交解决的努力，公使团会议的议题已为增调援军入京所主导。
五月十三日（6月9日），慈禧由颐和园回西苑仪鸾殿驻跸。(39)十四日（6月10日），清廷下达了两道谕旨：礼部尚书廖寿恒退出总理衙门；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衙门，礼部尚书启秀、工部右侍郎溥兴、内阁学士那桐为总署大臣。两道谕旨改组了对外“软弱”的总理衙门，载漪由此正式登上政治舞台，故此通常被解释为保守派大获全胜的标志性事件。然而细绎史料，我们发现五月十五日清廷续颁一旨：
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昨派端郡王载漪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该郡王差务繁重，未能常川进署。如该衙门遇有紧要事件，仍着随时会商。钦此。(40)
前旨有载漪“管理”字样，明显是对奕劻的警诫；后旨对两者权限又有所平衡，强调“紧要事件”须“随时会商”，可见载漪尚未独揽大权。经此改组，奕劻依旧保留处理总署日常事务的地位，不过，整个总理衙门毕竟要注意载漪的脸色了。
五月二十至二十三日（6月16—19日），慈禧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就目前可见文献，未见有奕劻发言的记载。二十日会后，清廷下达三道谕旨：其一责成刚毅等公开招募义和团；其二命裕禄、聂士成、罗荣光等阻止各国续到军队入京；其三命荣禄派武卫中军“实力保卫”各使馆。(41)同日，清廷派出总署大臣许景澄、那桐出城劝阻联军返津，有“如不听命，则立调董军阻拦，再不服阻，则决战”之说。退值后，袁昶面见庆、荣、端，告以“若招抚拳会与董军合势，即使洗剿东交民巷，战胜外兵，然开衅十一国，众怒难犯，恐坏全局”。据其日记，三人的反应分别是：
庆神色沮丧，无所言。荣韪之云，非我能做主。端甚怒，或怪我言太激。
同一日，奉命出京阻兵的许景澄致荣禄幕僚樊增祥函称：
今日叫大起儿，王、贝勒等谓须派员迎挡洋兵，商令勿入城，挡不住则令董军挡之。当奉旨令景澄及那琴轩桐去，即晚带翻译出城。略园相私谓，明料挡不住，然令董军出手，则结了。［董骄蹇已极，不受节制，素持联拳灭洋为说，近端邸极袒右之。］弟言我等自必竭力商挡，至董军一层，还请中堂通筹，揣略相亦有说不出的苦，弟惶惑无计，阁下务必代筹感佛、阻端、助庆之法，庶可将董军硬办一节消化，冀存苞桑之一线。(42)
二十一、二十二日御前会议，和战仍未有定议，但从下发谕旨中已可看出主战倾向：其一责令直隶总督裕禄招募天津义和团。其二命各省调兵驰赴京师，此以镇定“京城内扰乱”为主旨的调兵令，看起来像是对付外国军队入京的勤王令。其三命山东巡抚袁世凯“毋庸北上”。(43)袁主剿拳，停止其入京使命，即是有意招抚义和团了。(44)其四即孔先生特别重视的、引以为论证奕劻立场的成立督办军务处谕旨：
军机大臣奉面谕：京师现办军务，著派徐桐、崇绮与奕劻、载漪并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钦此。(45)
根据此谕，徐、崇、庆、端联合军机处“会商”办事，且地位超越于军机大臣。谕内“军务”一词，当然非指对义和团的军务，而是对各国联军的军务。关于这一机构的直接史料极少，我们通过时人记述，由侧面了解它的情况。袁昶记：
闻设督办军务处［端、庆二邸、徐相、崇公］于禁垣内方略馆［崇公主借拳剿洋，谋拆津铁路，以限戎马之来，可谓谬于愚极］。(46)
李希圣记：
时有诏征兵，海内骚然，羽书相望，乃以载漪、奕劻、徐桐、崇绮主兵事，有请无不从，政在军府，高下任心，奕劻枝梧其间，噤不敢言，取充位，桐以暮年用事，尤骄横。太后亦以桐旧臣，更事久，以忠愤号召揣摩取富贵之士，负当时大名，思壹用其言，以风动天下。(47)
郭则沄（1882—1946）记：
旧制以军机处平章军国重事，至是别设军务处，载漪、奕劻、徐桐、崇绮等领之，如枢臣之例。连文冲等以原官兼直阅章奏、拟谕旨，亦如章京。凡矫诏类由此出。(48)
胡思敬（1869—1922）记：
旧制军国重事，皆令军机处决之。至是，别设军务处于国史馆，以徐桐、崇绮、刚毅、赵舒翘、启秀等人入参机务，如军机大臣之例，以连文冲、王□□、汪诒书等阅中外奏章，撰拟谕旨，如军机章京之例。诸臣以平戎为己任，意在尽戮各国公使，闭关谢客以成大一统之治。(49)
某京城居民记：
其时都中亦设督办军务处，旨意拟出即发，多不呈两宫核夺。可知五月廿五日宣战之谕，实是端、刚矫传。东南督抚不奉其命，大有识见。(50)
诸史料所称“军府”“军务处”或“督办军务处”，明显是一临时机构，成员多为主张排外的王公大臣。我们可以说清朝上层最保守势力开始控制局面，然而，能否更进一步，将此任命理解为“奕劻和徐桐、载漪等人完全是一个营垒的”？此处有必要辨析庆、荣、端之间的关系。
在几次御前会议上，载漪主战最力。据袁昶日记：“闻端郡王等力主战局，有密寄饬高密（荣禄）攻打各林牙馆之说。”(51)对抚团、剿洋皆不以为然的荣禄深感压力，此种情绪在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致堂叔奎俊信中有充分表露：
此事始于端王，继而诸王、贝勒各怀心意，从中有犯浑不懂事理，皆以上意为顺，故在殿廷大声疾呼。八〇〇一、八〇〇二尚在后曰：“奴才等近支子孙，总以社稷为重，若不战，白白给他们，断不能甘心。”故众口一词，坚意主战，皆以侄为怯。况现统重兵，如是之伧，至于略有言须斟酌事理，不可以一国而敌十数国者，则谓乱政，竟敢当着上头，大为喊叫，其不成事体，亦所未有。故庆王尤不敢出语，而拳民竟有以他为汉奸，几欲攻其府第［其中竟有以去腊之事不平者］，亦有人使之耳。真可谓自古少有之事，田舍亦无能为力矣。(52)
信内“八〇〇一”“八〇〇二”，指代庄亲王载勋，贝勒载澜。(53)“去腊之事”，即“己亥立储”；“有人使之”，显指载漪、刚毅一党。可见，不仅荣禄首当其冲，连自我禁抑意识甚强的奕劻也饱受拳党攻击。一些史书所载“载漪欲杀奕劻”之说是否确有，限于史料，已无法证实，但端、庆关系紧张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再看六月初二日（6月28日）袁昶致张之洞函：
（五月）十七以后拳民在禁城突起滋事，天皇贵胄、弘德师保，力主借拳灭洋，钳荣相、庆邸之口，并造谣云：义和拳入禁城，先杀四人通洋者，荣相、庆邸、崇礼、竹，于是钳口结舌，而宣战之旨决矣。(54)
孔先生将当时流传的关于奕劻的揭帖，连同陈振江、程啸两先生对于“一龙二虎三百洋”的解说，皆指为“误读”。今据荣、袁两函，可证“端王载漪等人企图利用义和团，将矛头指向奕劻”的观点完全成立，“误读”的其实是孔先生本人。关于这一点，京师义和团在总署设坛，并对署中大臣多有不敬(55)，以及与庆、荣关系均亲近的副都统庆恒遇害一案上(56)，同样可寻到线索。可以说，奕劻、荣禄在反对抚团、排外上持相同立场，尽管诉诸表达的方式稍异，被端王一派视为主要障碍则是一致的。前引许景澄致樊增祥函，请代筹“感佛、阻端、助庆”诸端，即以庆、荣在同一阵营为前提。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W．R．Carles）的外交报告说“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中间，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57)，亦非无根之谈。奕劻奉旨与端、刚等会商“军务”，或可说明慈禧对其“宠信逾常”，却不能用来推论他“格外出力”，事实不过如李希圣所言，“奕劻枝梧其间，噤不敢言，取充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