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中的表现
（一）与议“东南互保”及战时交涉
戊戌前后日本方面主动发起工作，与中国南方实力派督抚建立起多种渠道的联系，至义和团事变发生，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为实现“东南互保”、停兵议和，积极借助日力，双方为因应时变不乏互利互益的共识，但各有严守的界限，彼此引援，又互抱戒心。陶森甲作为与江、鄂两督均有亲密关系，并直接参与中外交涉的当事人，介入深，涉事广，考察其人行迹，或可为理解当时交涉实情起到窥斑知豹的效果。
有论著言及“东南互保”，谓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1900年6月26日）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领事在上海租界内会审公廨会议，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分派沈瑜庆、陶森甲两道员为代表列席。(33)此说不尽确。会议当天，刘坤一致电张之洞，有谓：
已电令速商杏荪，定今日三点钟会议。陶道到宁，沈爱苍亦来，告以尊意，并加派沈帮办此事，均令速往。仍电沪先议，不必候。(34)
则当日陶、沈均尚在南京，未及到沪。据在沪日人井手三郎（1862—1931）记录，陶森甲到沪已是六月初四日（6月30日）。(35)陶森甲在沪身份是湖北派出代表。(36)而他与两江代表沈瑜庆的具体使命，主要是秉承总督“兵船虽不能禁其进口，亦应立定限制”(37)的意旨，在商讨约款时坚持限制外国军舰入江。当时多数西方领事认为中方拟议的保护章程对外国军事行动多有掣肘，故“驳论多端”，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1868—1935）则表现得较易沟通，从中斡旋，刻意示好。初五日，刘坤一致电陶森甲称：
日就范围，甚慰。英轮泊九艘，续到两艘，为数已多，请会杏荪、晋珊密商霍领，不派兵轮入江，坚守前诺，以免民心惊疑，难于弹压。长江商务英为重，我保地方，正为英保商务，并劝各领一律照办，方征睦谊。(38)
经陶、沈等人在沪运动，在长江流域最具野心的英国领事霍必澜（1845—1923，Pelham Laird Warren）最终稍有让步，初六日表示“允电水师提督以后不再派船入江，如有更调，必先知照”(39)。
“东南互保”议约暂告一段落后，陶森甲本意打算“回鄂销差”。(40)而张之洞为使身边有人帮助，也向两江正式借人：“陶道闻现无差，拟调鄂差遣。”(41)六月初八日（7月4日），正式通知陶：
昨已电两江，调阁下来鄂，望即日来。为盼。(42)
当时张之洞出于地方保护的目的，深苦于“长江弹压，需械甚多”，故积极谋求“购日本新枪并弹”。(43)除湖北省派往东京人员多方活动外，陶森甲也曾经奉命在沪操办购买外国军火，主要经营对象为日本大东新利洋行。据东亚同文会会员井上雅二（1876—1947）日记：“七月二、三日之交，会见陶森甲。知道陶让白岩承办军火，由我寻求具体办法。”(44)则陶森甲回鄂，或与军购事宜有关。此后，他又多次往返沪、鄂之间，为购买日本枪、药奔走。(45)
在与日本联络过程中，张之洞一方面汲引日力，以为己助，另一方面又不时给自己严格设限，不忘禁忌所在。六月下旬，刘坤一来电建议：
日本兵多当执牛耳，其帅福岛与榘林（陶森甲字榘林）善，故拟遣之或托随事，从中保全。如公谓然，陶道肯以身任，即令来宁，否则已耳。(46)
查这段电文背景，日本政府为实现大规模对华出兵，展开一系列旨在欧美列强协调的外交活动，先是以福岛安正少将为司令官组成临时派遣军，随后派第五师团全数赴华，总兵员数达到两万两千人，一跃为中国战场数量最多的外国军队。(47)福岛安正原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负责对华事务的主要联络人，刘坤一听说其人被派来华，于是提议与之有旧交的陶森甲出面，以便“从中保全”。但张之洞对绕过“政府”的私人交涉心存忌讳，忙不迭地一口回绝：“尊意令陶商福岛，从中保全，将派陶赴津耶？抑发信发电耶？恐俱不便。此等大事，仍政府作主。”(48)
（二）与维新派的交往与合作
在非常时期，陶森甲作为地方大吏的幕僚，一度被委以重任，身当交涉之责，而在当时风起云涌的维新运动中，同样可发现他为激进政治目标游走于中日之间的身影，这些事实已不能用其固有政治身份加以范围。
庚子事变中，面临中枢将倒的前景，国内各政治派系空前活跃，而权重一时的东南督抚如张之洞、刘坤一，也成为趋新群体运动的对象。七月初，中国国会成立于上海。该会基本可视作当时背景各异而总体趋新的各派人士的一次集结，内部“所执不同”而“离心复甚”，其中作为张之洞旧属的汪康年一度以“借资鄂帅”为政治方针之特色。(49)汪康年的动向反映其本人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同时也包含了与日本在华人士密谋的潜因。东亚同文会会员、著名“中国通”宗方小太郎（1864—1923）致本国海军省报告，即透露拥光绪帝南下、组织新政府以及在日本监督下施行新政的政治计划，同时表示：“张之洞、刘坤一二人为长江一带最具势力之人物，必预先说服此二人，做好迎驾皇帝之准备。本日派汪康年［张之洞信任之人］前赴湖北劝说迎驾之事，一面派人向刘坤一游说，与有志之支那人士商议，以定手续大略。只是张之洞胆怯，刘过于老成，能否应承此事，殊难预料。”(50)与闻密议者，还有当时在华的井手三郎、井上雅二等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东亚同文会会员。(51)
汪康年游说张之洞之行并未成功，而与之抱有相似目的、对刘坤一有所试探者，另有其人。现存东亚同文会报告书，对此番游说活动有所反映。报告之一：
至于刘坤一的态度，其与张之洞、李鸿章及属下王之春等，同声反对政府意向，屡次进言诤谏，时至今日有骑虎之势，政府既视拳匪为义民，取对外开战之态度，刘坤一亦决心保全南清半壁江山，不令致其瓦解。然以屡受恩遇之老臣，对维系北京朝廷尚存一线希望，是故陶森甲等维新人士四五人，为使早日定计实现南清半壁鸿图，对其百般劝言，合张、李等之力起而运动，惜毫无反应。(52)
报告之二：
陶森甲、罗治霖作为刘坤一的部下，向刘游说应乘机起事，刘无所反应。陶等向人抱怨，刘不足以成事。(53)
后来，汪康年因牵连于自立会起事，上书刘坤一自表，其中有言：“康年自北祸之起，频月奔走江表。五月至鄂，以剿匪、劾政府之说干南皮制军，旋又至江宁，亦以其说请同志达诸台座。”(54)汪诒年所纂《汪穰卿先生传记》，亦谓“五月，北方拳乱既盛，南方也岌岌可危，先生甚忧之，特至湖北以剿拳匪、劾政府之说上诸张孝达制军，又至江宁托人将其说上诸刘岘庄制军”(55)云云。结合中、日两方面文献，汪康年所托“同志”究竟为谁，也就可以揭晓谜底。陶森甲正担当了直接向刘坤一进言的说客。
无独有偶，当时在刘坤一身边赞助“东南互保”的谋士张謇（1853—1926）、陈三立（1853—1937）等人也思异动，意欲更进一步，甚而有“议迎銮南下”之类激进的建言。(56)庚子六月十三日（7月9日）陈三立致张之洞幕僚梁鼎芬（1859—1919）密札，揭出“题外作文，度外举事”宗旨，札中所及“陶观察之说词”，即指上述陶森甲游说刘坤一的情节。张謇、陈三立等人策动东南督抚，谋“迎銮南下”而未果，这可算是戊戌政变后帝后党争之余绪。汪康年、陶森甲辈游说地方权力人物，为南方自行建立“联邦”试探道路，其背后则已有外国势力的推手。(57)
就陶森甲本人思想倾向而言，无疑具有强烈的革新意识，其卷入维新派运动程度很深。中国国会成立时，他就是成员之一。(58)唐才常（1867—1900）另组自立会，陶亦与闻其事。起事前夕，井上雅二日记写道：“我回上海立刻与陶森甲或张通典二人商议，联合南京文武官员中有志之士的事，完全有成功的希望。”(59)据章士钊（1881—1973）记载，秦力山先期在大通起事，兵败而走，有赖“督部营务处陶森甲独保持之，得返日本”(60)。另说汪康年事后脱险，也得力于陶倾力襄助。时在两江幕中的罗振玉（1866—1940）谓：“穰卿时方在白下（南京），不知已遭刊章。其友陶榘林观察知之，不义其乡人所为，密卫穰卿出险，并以实语江督。”(61)汉口自立军事败后，唐才常被捕，在上海的日本人得到消息，也试图通过陶森甲做最后的营救努力：
八月二十二日唐才常等三十人被逮捕，计划大受挫折。……傍晚，唐才常的弟弟来，为去东和洋行的事请我帮助。……我们也以陶森甲为张之洞所信任，劝说陶也进行营救。我们请陶与小田切万寿之助会面，并请小田切打电报营救唐等。小田切表示同意，还让人通知我向他详细讲述原委。因此，晚上十时，我拜访了小田切并谈了此事。恰巧宗方也与陶在某处会合，带着同样的目的来会见小田切。(62)
井上雅二、宗方小太郎等人以陶森甲“为张之洞所信任”，劝说其与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沟通，希望由日本官方出面营救唐才常。此举目的是为挽救了反政府的维新人士，而陶森甲的官方背景恰提供了掩护。尽管最终营救未果，但陶身上那种驳杂并可随时转变的政治保护色体现无遗。
事后，关心维新事业的湖北游日学生监督钱恂（1854—1927）曾作激愤语：“去年汉口止杀二三十人，故士气不振。若尽杀容闳、严复、张通典、陶森甲辈，今日士气必大胜。”(63)细绎这段话的意蕴，将陶与容、严这些公认的新派并列，显然默认其属于同一阵营。又，前述陶森甲曾协助张之洞在上海办理军购，日本学者中村义据此认为，购军火目的系为唐才常自立军举兵之用。(64)此说固然不尽确，然而从此类解读中也略见陶森甲政治身份之复杂以及理解其人之困难。(65)
（三）为日本政府提供情报
庚子前后，陶森甲深刻介入维新派的活动，与日本民间旅华人士交往密切，同时，作为东南督抚的官方代表，也与各国外交官员多有交道，尤其与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关系熟稔。有种种迹象证明，陶在为刘坤一、张之洞办事同时，又被小田切所利用，反向为日本政府提供情报。“东南互保”交涉结束后，小田切于六月初八日（7月4日）致张之洞电称：
陶观察来沪要公，略已办完。鄙人现有机密要务，不便函电，拟嘱观察回鄂密禀。是否电饬观察赶紧回鄂之处，出自高裁。倘蒙依允，则幸。(66)
所谓“机密要务”何指，从此电中难得其详，不过小田切嘱陶“回鄂密禀”，正与张之洞将其“调鄂差遣”不谋而合。同时期小田切致本国外务省报告，对其真实企图有所透露：
南方三总督一言一行皆与时局变化至关重要，因此探悉其对于北方变乱之意见极为必要。因此委派前任上海道蔡钧刺探刘坤一的意向，江苏候补道陶森甲刺探张之洞的意向，又因广东路途遥远，鞭长莫及。(67)
据此可知陶森甲离沪赴鄂前，曾得到小田切授意，为之探听清朝督抚高官的政治动向。小田切的公开身份是外务省官员，但较少为人所知的一个事实是，他同时为东亚同文会会员。庚子事变爆发后，他观察到清朝权势最重的三大总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一齐宣布排外谕旨为“矫诏”，公然以“中外保护”与朝廷立异，不禁惊呼为“当朝开国以来一大异观”，并向近卫笃麿鼓动：“此际若予以刘、张、李等人暗中辅助，使彼等之决心得以彻底实现，将来定会为我邦带来许多利益。”(68)小田切的意向与东亚同文会推行的“联邦保全策”多有吻合，而通过陶森甲向张之洞等人摸底，正是他的一步试探棋。后来事实证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终不能割断对清室的忠心，“东南互保”这一政治事件也由此凸显其限度所在。讽刺的是，不久后陶森甲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会，小田切根据其官方背景，判断他是“刺探中国国会的内部情报而入会的间谍”(69)。而他似乎忘记了，陶也曾利用过这层身份，帮助他从清朝官员那里获得情报。
至七月中旬，八国联军由天津出发，逼近北京，长江局势受此影响，再度紧张。陶森甲奉命赴沪，曾向日人透露：“无论哪个国家的军队进入长江，刘（坤一）都准备将其击退。”(70)七月十四日（8月8日），刘坤一致电李鸿章、张之洞称：
据陶道密禀，有日本人向伊力言，英将西摩欲立功长江，以泄杨村败绩之耻，续由中堂、香帅及敝处径电英政府，以沮其谋等语。此说固未敢遽以为信，然近日英人举动可疑者确有数端……应否会电罗使向外部相机进言，陈说利害，我保疆土，彼保商务，毋为武员所愚，祈卓裁。(71)
按，由于在沪领事当局持续呼吁，英国政府计划派兵登陆上海，海军中将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1840—1929）由天津南下抵沪，引起外界诸多猜测。有舆论认为“西摩氏之来特欲一窥南中互相保护之局耳”(72)，又有人怀疑其意在报复，批评“武员喜事，可虑”(73)。其实，英军登陆与否将取决于西摩尔实地考察的结果，英政府尚未决定派兵。(74)前引刘坤一电报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即所谓“英将西摩欲立功长江”的说法，最先炮制者原为“日本人”。此人最可能就是小田切领事。针对英国在长江单方面用兵，小田切一开始就反应强烈，提醒日本政府绝不应消极坐视，相反，“向上海及长江方面派出帝国军舰数艘，可借以向该地区清国官民展示我军力之绰有余裕，此为扩张我势力利益之最佳手段”(75)。按其一贯的行为方式，通过在华人脉关系，鼓动东南督抚向英国示以强硬，合乎逻辑。(76)英军实现登陆后，小田切认为这一军事行动的性质等同于宣示其势力范围，日本在当地有重大的商业利益，“有必要在与各国协商后，派出相当数量的兵员，从而占取共同行动的权益”(77)。而后，为数四百五十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最终登陆上海，并在当地驻留了将近两年时间才行撤离。
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军事行动，对日本来说，无疑是一大刺激。义和团事变后不久，日本政府调整大陆政策的基本方针为“北守南进”，“计议此次善后时，亦应求贯彻此目的，于福建之外，应更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78)为在对华利益争夺战中抢得先手，其借口“厦门事件”的出兵行动，就是一次效仿英国而功败垂成的冒险。由于中方强烈抗议，尤其列强一致反对，为避免因厦门一隅之问题而造成与欧美关系的紧张化，日本为“经营南方”所进行的军事行动不得不迅速收手。(79)在此期间，陶森甲在上海代表两江与日本交涉，抗议军事侵入，而在与日本人的私下交谈中，又流露出别样一种心曲。据宗方小太郎致海军省报告：
我陆战队登陆厦门，长江沿岸官民颇怀疑惑，认为日本此举系为乘机割取福建全省而做准备。又当地美国人言，厦门本愿寺烧毁非匪徒所为，乃日本人自行为之，支那人多信之。前日据在上海的南洋大臣委员陶森甲之言，福建地瘠民贫，即使获之亦非贵国之利，何不取吉林省？陶又言，他日列国要求军费赔偿，我国已无余裕应之。迫不得已只能将吉林与贵国，伊犁与俄国，西藏与英国，琼州岛与法国。至于德国，其占领胶州湾为此次事变之起因，不能再次割与土地。(80)
为解决厦门事件，陶森甲劝日本弃福建而改取吉林，为事变善后打算，又提议以割地抵偿赔款。这些意见也反映出，那一时代像他这种以“通洋务”“具使才”得名的人物所具有的国家观念和外交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