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省的民族主义
“西潮”拍岸下的近代中国，仿佛受到一个持续冲击的耐受性试验，先是边缘被浸濡，继而本土结构松脆化，最后尽失故垒，茫然不知身之所至、身之所向。甲午战争对中国影响最巨者，或即“中国自我形象在中国人心中开始破碎”(132)。战后，“变法”成为朝野共同的呼声。变法逻辑是除旧布新，以西方改变中国自身。这一逻辑扩展的结果，一变为凡西方有中国没有的，是中国的毛病，凡西方没有中国有的，也是中国的毛病。戊戌年，康有为（1858—1927）引《尚书·仲虺之诰》中“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一语，反问道：“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133)这是用儒学反求诸己的精神考虑国家间关系的力学原理。谭嗣同（1865—1898）喜谈国际法，迥异于一般为弱者辩护的逻辑：“即如万国公法，为西人仁至义尽之书，亦即《公羊春秋》之律。惜中国自己求亡，为外洋所不齿，曾不足列于公法，非法不足恃也。”(134)这两段话貌似皆出以激愤，实贯彻了深刻的自我批判，可与严复所谓“惟中国之积弱，至于今为已极矣。此其所以然之故，由于内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者，此所谓为目论者也”(135)一语相互发明。今人王树槐检讨戊戌时期维新派的观念，总结说：“一般说来，维新分子痛恨侵略者固多，但归根结底亦多怨恨自己国家不强。”(136)这一判断，直到庚子事变发生，似仍然适用。当时人“怨恨”自己国家的，不仅是“不强”，简直是“不对”！夏曾佑致汪康年信中说：
此次北方事起，全体震动，竟将全国中隐微深锢之情形和盘托出。仔细思之，必至无救。盖一种人而曾为各种人所管辖者，往往有如此习气。此习气可谓之灭种之习气。(137)
钱恂亦有信致汪康年，同样放言无忌：
近今中国人声声言白种必奴隶黄种，几几有不甘奴隶之心。然试问，我中国人以前能自伸黄种之权乎？以前既甘为奴隶，以后何必不甘？窃恐白种究胜满洲也。……然则瓜分者正彼人，所谓逼列国以不得不分也。(138)
论夏、钱二人性格、观念，皆偏于诡谲、沉郁，所言或不免“气话”成分，不能全数当真。而素来以稳健、平正、理性形象示人的张元济，致盛宣怀信中竟持类同论调：“南方主保护之义，自是应为之职。然使北方糜烂至此，此咎实在我顽固政府。我既不能遣兵靖难，致外人受此荼毒，复劳各国兴师动众代平内乱。返躬自思，能无愧愧？”不由使人惊讶。出于这一种颇具“自反”性质的激烈心态，张元济进而建议：
鄙意南方今日交涉，似不宜仅以保护为事。各国何以征兵？为我殄孽也，则宜有以飨劳之。外人何以受困？由我之无道也，则宜有以抚恤之。南方各省似宜勉力互筹数百万金，充此两项之用。明知巨款虚糜，然未始不可少平外人之气，将来洋兵入京，办理各事，于极不平和之中，或可望其稍留体面。即至不堪设想之时，而东南遗民亦可稍免压抑之苦。(139)
中央对外宣战，而地方实行自保，事情已属非常，至于筹集巨款“飨劳”“抚恤”外来征伐之师，以今日眼光视之，似乎太过“出格”了。然而，在张元济当日看来，衅自我开，是理屈在我，外兵代为平乱，则功劳在人，南省以巨款酬之，不仅为赎罪理所应当，并且有益于将来平情办理外交。张元济本心当然是为了救亡，而以近乎“媚外”的手段出之，提示了近代民族主义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适用度。
外患达到一个极点，时人皆有濒于“灭种”的焦灼感，偏向自省的国家观念也达到极点和临界点。与之相反相成者，利用外国势力以“图存”“救亡”的思想也盛行一时，而被寄托期待最多的是英日两国。戊戌时期，唐才常公开发表“中国宜与英日联盟”“日人实心保华论”，具有相当代表性。(140)义和团事起，康有为以为是打倒慈禧、归政光绪的大希望，为达目的不惜诉诸外国武力干涉，自称：“臣奉循衣带，仰天痛心，蹈日本而哭廷，走英伦而号救。”(141)前述主张“平外人之气”的张元济也倾向于以夷制夷，对列强区分对待。他示意盛宣怀说：“各国调兵，现以日本为最多，似宜暗与联络，由是而英、而美，以为外交之根基，以为后日斡旋之地步。此我公之所亟宜商办者也。”(142)这一见解为盛氏所赞赏，同样在刘坤一、张之洞等大员身上有所反映，他们主持停战交涉及善后谈判，屡屡强调“讽日本维持大局”“长江各省断不可说联俄”的基本方针。(143)叶恭绰（1881—1968）后来从一连续性的视角指出：“义和团事件与甲午、戊戌各事件，实皆是帝、后暗斗的延续，其后更有英、俄国际竞争的存在。当时帝、后两方实分拥英、俄为援……以夷制夷之策深入人心，朝野均有此倾向，故帝国主义得售其技。”(144)其判断政局不一定切真，但确反映时人对外的一般性观念。
有意思的是，不满于“东南互保”，循激进政治线路欲有所作为、谋出位之思者，也一样重视外援。国会诸人固“所执不同”，但办事宗旨“与日本尊攘异矣”。夏曾佑致汪康年密信，屡说“公此时宜深求日本二党之权势与政策”“为今之计，与英、美、日相商定策，以兵力退□□，请□□亲政，再行新政，此事有数好处：形势极便，一也；全体振动，二也；下合人心，三也；少杀人，四也”。(145)汪康年、郑观应、陶森甲、唐才常、经元善等分别游说实力人物，力劝北上勤王清君侧，或迎銮南下设立新政府，或脱离中央政权组建联邦，这些行动背后都不乏外人穿梭策应的身影。不过，必须看到的是，怀抱理想的国人“通殷勤”于外人，得到的往往是极端现实主义的回馈。康有为的“效秦庭之哭”，终究流于自我感动的表演。国会成立后发表的“热情的亲西方声明”，同样未能被外国人接受。(146)原因很简单，列强出于对中国的“稳定”与“合法”统治的偏爱，宁愿把最大的赌注押在有权势且乐于合作的总督身上。当南方督抚同声宣布排外谕旨为“矫诏”，公然以南省互保与朝廷立异，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1868—1934）惊呼为“当朝开国以来一大异观”，并向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鼓动：“此际若予以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暗中辅助，使彼等之决心得以彻底实现，将来定会为我邦带来许多利益。”(147)事变期间，东亚同文会在华各支部不同程度地卷入到东南互保、中国国会、自立军起义及革命派主导的惠州起义中，无论策略或实践层面均呈现出驳杂成色。宗方小太郎的活跃，即该会“南清工作”之一部。就革新中国政治的理想而言，他与汪康年辈或有共鸣，但对华所图远不至于此。读他的日记，不能不惊异于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法：
夫扶植、保全支那，其事甚善。然据我日本的立场而言，对待支那，既不可使其过强，亦不可使其过弱。不知感恩，支那人之特色也。我若助其强大，反为我害，使其太弱，亦于我有损。故维持支那存立于不强不弱之间，常使其畏我、敬我，无力拒我，此乃我帝国之至计也。是以，我待支那之道，应以恩威并施，七分威力用以挟制，三分恩惠借以羁縻。(148)
无独有偶，光绪二十六年夏天，孙中山与汪康年、章太炎不谋而合，同样在谋求强有力疆臣的合作。上年（1899），章在日本面晤孙中山，函告汪：“兴公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谓卓识。”(149)前述章太炎策动李鸿章开府两广，“示列强以藩镇之可恃”，脱胎于“藩镇”“分镇”理论，也体现孙中山“浴血之意”，与后者推动“两广独立”实有共通之处。(150)孙中山也发现义和团之变有可能成为联合国内政治势力并割断两广与北京联系的契机。(151)他的运动对象同样指向地方督抚，(152)只是在行动策略上更习惯也更擅长利用外援，而英国香港当局确一度“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153)。孙中山的此类行为，多被理解为一贯灵活的革命斗争策略使然，但无论如何，这对于他自我塑造（并被后人继续塑造）的始终如一的“共和革命者”形象是一个巨大且无法回避的冲击。(154)实际上，后来被定义的各种政治派别，在当时所持的观念和行为并未如意识形态教条那般鲜明分野，反而呈现出某种趋同性。
中国国会第一次大会上“宣读联合之意”，基本可以反映各路新派主张叠合后的共同项：“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155)桑兵认为，国会是政局大乱的特定情况下民意浮生、民权提高的表现，它以勤王为旗号，要通过北上清君侧或南方割据实现变政目的，“除反对排外一点，与东南互保承认西太后、保全大清一统天下及地方安定之旨格格不入”。(156)虽然，在“反对排外”一点上，各方初无异议，但变动情势下的各自解说往往凸显分歧，或者说也是“为我所用”的。自立会起事之初订立的方针是，一旦成功，“可与外人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对外发布之宣言也对义和团进行了指责，声明要“借以驱逐排外篡夺之妄举”，颁布军令八条，明确包括“勿侵害外人之生命财产”“勿惊动教堂”“保护租界”等内容。(157)更可注意的是，梁启超主张在长江散发富有票的重要目的，就是为改变哥老会的排外宗旨。与闻其役的狄葆贤（1873—1941）记：
按长江一带，自蜀至苏数千里，其中只哥老会一种，已不下数十万人。会名不一，山名不一，每会有一票，……有曰灭洋者，有曰杀尽洋鬼者，其宗旨实则排外与义和团相等，于是吾人以状告任公，任公深以其票为虑，谓如果杀戮外人者，将有亡国之祸。嘱专以改其宗旨为第一要图。于是不能不以票易票，票既多，票名亦多，固不止富有一种也。……然庚子北方闹得如此，而南方不杀一外人者，实皆赖此宗旨之既改也。此事全属任公之力，当以加入英法战团事同一伟迹。(158)
同时，唐才常在汉口借日本人通款于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而无果，因扬言于外人：“倘张之洞奉清廷之命以排外，吾必先杀之，以自认保护外人之事。”(159)然而，尤有反讽意味的是，不久后张之洞对自立会痛下杀手，将其引为臂助的长江会党与义和拳笼统归属一类，恰恰强调的是实具虚拟性质的“滋事排外”一条。他事后奏称：“该会匪等以自立为名号，以焚戮劫掠为条规，以富有票为引诱，以哥老会、红教会及各省各种会匪为羽翼，意欲使天下人心同时摇动，天下民生同时糜烂，实为凶毒已极。”(160)张之洞借此吁求外部的谅解，而全然无视此前自立会自觉与义和团撇清关系的努力。(161)外国领事在“互保”利益的驱使下，也与之达成默契，表示：“南方有所谓大刀会、哥老会、维新党诸种，皆与北方团匪相仿佛，有为乱者，即速擒捕，敝国决不保护。”(162)
对20世纪初抱变政理想的趋新士人来说，帝国主义，或手握权柄的封疆大吏都是可能的权力来源，然而，事实证明其不可靠。于是，“在他们的中国，剩下来的一个明星——一股独立的力量，就是秘密会党。这就是他们最后转向的所在”(163)。只是，这一转向蕴含了一种危险，使得中国国会与“东南互保”之间有限的、在“反对排外”一点上原有的共识，也变得可疑了。当时新派中已有人意识到某种不和谐，夏曾佑直言道：
民会魁桀必皆旧党，因稍新者必不能与众相合也。故前所著之论云云［在申所呈者］，今日观之，都是废话。总之，我辈所志之事，与小民所乐从者，其中尚隔十余重，如何做得到！(164)
孙宝瑄后来总结“自立军失败之故”，也指出：
今者南部大吏，方与外联和同之约，镇卫长江一带，而土民又无蠢动者，新党竟先为祸首，乱太平之局。(165)
面对庚子世变中枢将倒的前景，东南督抚和维新士人群体因应时局的宗旨和手段不乏重合处，又各有其严守的界限，虽持有“相类的看法”，一旦落实为具体举措仍有着不小的差距。加上外国因素以隐蔽曲折的形式大肆渗入其中，二者之间迎拒离合、牵缠往复的情态殊堪再三体味。总体而言，当时主流舆论基本不以东南督抚与北方朝廷立异为病（中央政府因顽固重臣把持而不复有合法性），旗帜鲜明地反对义和团（不排除有少数同情义和团的言论，出发点多赞赏其爱国热诚，绝少或几乎没有以义和团为救亡手段者），其不满者恰在于主持“互保”的地方督抚独立得不够彻底，不欲或不敢剿拳匪劾政府，拥立光绪帝复辟，或在南方自行建立联邦。当时趋新士人（一度包括后来趋向激烈革命的一派）的主要关怀之一是推动以地方大吏为主导的地方自立运动，其背后或隐或显都有外国势力介入。较早的研究认为“这些活动，都起了严重的消极作用，无形中为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和地方督抚间紧锣密鼓加紧策划的‘东南互保’打了掩护，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东南互保’顺乎民心的假象”，唯因当事人头顶“民族资产阶级”的帽子，又力图挖掘其同情义和团的个别言论。(166)其实，这恰恰不说明“顺乎民心”的一面，而体现出精英士绅与普罗大众的观念差异。后起批评将这一切归于民族资产阶级与生俱来又无所不包的“软弱性”，反以近乎怒其不争的语气责怪他们与义和团运动结合得不够。如果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民主革命逻辑推论，对义和团“以匪目之”的改革/革命派，无例外地都是“反革命”，而一旦衡之以近代主权标准，发现他们在勾结外国、出让权利方面，往往比政府和督抚走得更远。
基于现代民族主义的立场，对“东南互保”加以通敌、媚外、封建割据、分裂国家等评价，适与历史发生之际最趋保守的政治言论暗合，不过不同于后者的逻辑自洽，今人放言高论的姿态背后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从民族国家主权观出发，规定维护统一为有守土之责的地方大吏应尽之义务；另一方面，又将清朝国家铆定在革命对象的位置上，不承认其政治合法性。在这种逻辑圈套中间，可能趋向两极结果：或者地方督抚和中央亦步亦趋，利用义和团与整个外部世界为敌，这无疑是逆潮流的反动；或者干脆和北方政府划清界限，独立为国，自行外交（正如趋新派所鼓吹和设想的），这样又何啻最露骨的分裂行径？后世论家实太过决绝，基本没有给当事人留什么理想的出路。事后演绎的逻辑路线，当然不可能指导前人的思考，不过历史行动者处在当时结构中，可能面临多种可能。地方督抚刚好处在政府与列强中间的一个状态，他们被两旁的人群所瞻望，自身也禁不住朝两面旁顾。令人尤感兴味的是，他们当时选择的恰恰是“叩其两端而竭”之后的中间道路。或许正因为“东南互保”这种模糊不定的中间性质，激发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解释学泡沫，也为其获得适当的历史定位增添了难度。(167)
民族主义是贯穿整个近代中国史的一大主题，有论者总结说：“20世纪几乎所有积极参与政治的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试图在现代世界恢复中国的尊严、地位和主权。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168)自被迫打开国门，清王朝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进入20世纪初时，新旧两股力量拼力撕扯，人心国力的凝聚反而变得不可得。八国联军兵临城下，国家面临巨大的危机，如果说保守者的反应属于空洞，那么趋新者的意态则十足暧昧，形形色色的“志士”为了实现某一“民族主义”的目标，提出各自的“救亡”方案，实际以对现有国家政权不同程度的“离心”为代价。庚子年预示的危机与其说是受迫于帝国主义的“亡国”，不如说是为因应帝国主义而成长的民族主义在塑成国家的同时，也同时销蚀着民族国家应有的统一意志，也暗示了清朝政治分裂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