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刘鹗由津入鄂

刘鹗最早在姚锡光日记中出现，是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1896年6月27日），日记谓：

刘云抟太守来拜。……云抟现以承办铁路事来鄂见。盖中国将创办铁路，去年赴军务处禀请承办者四人，一刘、一许、一方、一吕，刘即云抟也。云抟才气甚大，前以同知曾办山东河工，见知于张勤果公。经勤果保奏，送部引见，后积劳保荐知府。自前年秋冬之交即经营中国开铁路事，往来津、京、上海间，外商洋人，内谒当道，南北奔驰，再历寒暑。现适朝廷决计开办是事，命直隶王夔帅、湖督张香帅两制军督办，遂将刘、许、方、吕四人禀请承办之事发即（该）两制军核定。故云抟来鄂见香帅取进止焉。

刘鹗，原字云抟，又字铁云，监生出身，先以治河专长赴河南投效，在河道总督吴大澂（1835—1902）幕下帮治黄河工程。光绪十六年（1890），经山东巡抚张曜（1832—1891）幕府咨调协办河工，是为其“入宦之始”。张曜即文中“张勤果公”，唯“送部引见”说稍误。光绪十八年（1892），刘鹗经继任山东巡抚福润保奏，咨送总署“考验”，得知府任用，是为其“入京之始”。⁽¹⁶⁾

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录有“刘铁云传”，记其甲午后事：

君于是慨然欲有所树立。留都门者二年，谓扶衰振敝当从兴造铁路始，路成则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上书请筑津镇铁路，当道颇为所动。事垂成，适张文襄请修京鄂线，乃罢京镇之议。⁽¹⁷⁾

刘鹗很早留心于造路，此时欲“有所树立”，其用世的抱负实与朝廷新政的潮流合拍。按清廷颁发“实力兴筑”铁路的上谕，时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末，而此前，刘鹗已忙于“内谒当道”，为办路而铺路。⁽¹⁸⁾不久，清政府“决计开办”芦汉铁路，即上文所谓“京鄂线”，前述刘鹗、许应锵、方培垚、吕庆麟四人分别出具承办，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1896年4月24日）颁下上谕：

芦汉铁路，关系重要，提款官办，万不能行，惟有商人承办，官为督率，以冀速成。王文韶、张之洞均系本辖之境，即着责成该督等会同办理。道员许应锵等分办地段，准其自行承认，毋稍掣肘，并着该督等详加体察，不得有洋商入股为要。⁽¹⁹⁾

上谕中反对“洋商入股”，确保主权在我，体现清政府自创办新式企业以来对外资一贯闭拒的态度；将“商款商办”修正为“官督商办”，则透露上位者既欲借资商力却又对商情有所疑忌，不觉重弹战前的老调。⁽²⁰⁾“四商”中有多人，包括刘鹗先期赴津拜见王文韶，但此行结果并不理想。据王文韶向张之洞通报：

吕、刘先后到津。吕，山东人，在京开堆坊一，饭庄一，财东为巨商韦立森，直言不讳，亦殊可笑。刘更渺茫。现均饬赴鄂矣。……大约许、方、吕三人皆有洋东在其身后，洋东皆觊办铁路之人。刘则敢为欺谩，但伊包揽而已。一经犀照，当毕露真形也。⁽²¹⁾

王文韶对可能隐在集股人背后操纵的“洋东”最为忌惮，尽管刘鹗似无外资背景，对其所言虚实仍多不信和不屑。他对盛宣怀表示：“刘鹗办此，尤为可怪，余亦不知其人。……鄙见即使筹款，十得其五必系洋款居多。”⁽²²⁾查王文韶与刘父成忠系咸丰二年同科进士，其子王稚夔又与刘鹗素有交往，⁽²³⁾所谓“不知其人”，并非确实。近人笔记中多有对王氏“为人透亮圆到”“其言甚滑”的描述，而在“会同办理”芦汉路事上，似也可见其老于官场的一面。对“四商”问题，他只有模糊的倾向，将决断责任推给了张之洞。大约因其虚与委蛇，刘鹗在津周旋颇苦于此，后来和姚锡光私谈，还忍不住有所抱怨：“人称夔帅为水晶顶子。言其亦明亮，亦圆滑，物小而坚也。夔帅纵好军机章京才，朝廷以为封疆，误矣！”⁽²⁴⁾

五月间刘鹗湖北一行，正为接受鄂督张之洞再次“核定”。其《芬陀利室存稿》录有“鄂中四咏”，其中一、二首有句云：“此去荆州应不远，倩谁借取一枝栖。”“莫问古来争战事，眼前盛事且高歌。”⁽²⁵⁾蒋逸雪解读前韵，谓“比之洞于刘表，而以王粲自况也”。⁽²⁶⁾可见刘鹗此行大有“依附意”，且欲襄成“盛事”，一展宏图。怀兴赋诗时自信满满，尚对前途抱有期待，而待入鄂后，他所遭遇的却是另一番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