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购日本军火：行而未果
前揭电文中所谓“衣囊购二千”，本是吴、张日本一行既定的任务，“拟购日本新枪并弹”，则是形势变化下新订的计划，现在均落在了钱恂身上。这一新使命的展开，是庚子事变期间张之洞对日交涉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下文拟详细论述。
张之洞转向日本求购枪弹，其实也是无奈之举。一开始，他向地理近便的上海设法，联络外国洋行购买军火，主要目标是大小口径的毛瑟枪（Mauser rifle）和无烟弹药。(55)但形势变化极快，大沽开战后，列强国家实行对华武器全面禁售，原来联络的“泰来洋行”宗主国德国的态度尤为强硬。据来自上海的报告：“泰来枪，该行为德令照开战例，嘱不得出售。又商沪道，向德领事切议，亦不允出口。”(56)张之洞又试图通过德国驻汉口领事通融，一时也未成功。至北京公使馆被围，中外已成敌国，上海一地“查禁甚紧，议购者辄被拘拿，洋行愿售亦不能”(57)。在这种情况下，再向外洋购买军火已不可能。
所剩办法似乎只有自制一途。但对自造枪弹而言，无烟火药是必需的原材料，其时“鄂厂能造弹，而不能造无烟药”(58)，国内仅有上海机器制造局设有无烟火药厂，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沪局火药装船后，须往江阴中转，当时正是“东南互保”交涉期间，各国领事指责军火内运为“接济北匪”，威胁施以禁运；经过艰苦解说，声明军火只为弹压内匪、保护地方之用，各国才略微让步。(59)不过，问题只暂时得到解决，枪药紧缺的状况仍然持续，并严重影响到湖北省内枪炮厂的正常生产，这令张之洞头疼不已。(60)
在向上海求购外洋军火之初，张之洞已预感到这一渠道并非牢靠，故预先向钱恂指示：“如洋厂枪不敷时拟购日本新枪并弹。”至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他向钱恂交底，正式开出了一张全面的求购清单：
鄂需用无烟枪药六万磅，三生七、五生三、五生七炮药一万五千磅，日本如有此药，此数种炮药如可通用，速议价定购，如价廉即多购，贵即少购，总须径运至汉口交收，陆续运到即可。铜铅每磅价若干，约枪弹五百万颗，上项各炮弹五万颗，需铜数照此数约计，问明价值均速复。弹盒已购备，若买日本枪并弹肯常供用否？有行营炮否？可速商询。鄂督署。箇。(61)
这张清单开列者包括枪药、炮药、枪弹、炮弹以及枪支、行营炮，种类杂多，数量可观，张之洞的胃口可谓不小，其对日本寄望之殷切也见一斑。据钱恂在东京活动的结果，日本方面在提供枪械方面仍多保留，仅愿意卖给“村田造”步枪。这一制式的枪支属于旧款库存，性能上并非最佳。张之洞眼见新枪求而不得，又拟托日本工厂代造适合湖北枪炮厂自制快枪的子弹。(62)随着军事形势趋紧，枪、药需求越来越大，张之洞迫于现实压力，很快放弃了对购买“村田造”旧枪的犹疑，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向钱恂发去指令：
村田枪如系八密里，即先买五千枝，每枪千弹，问明价若干，如以后能续运，即先配弹五百，价须分期，督署藩司印票，一定即速运来，如何运法，或沪或汉，运汉尤好。速密示。(63)
两天后（6月25日），张之洞又授意钱恂向日本三井洋行求购无烟枪药两万磅、过山炮药六千磅。(64)这一时期湖北地方正面临“鄂弹无药，沪局亦缺，大局沸腾，事变难料”的困境，所谓病急乱投医，不顾成算几何，只要有机会就愿一试。此刻张之洞最担心的，已经不是能够在日本买到些什么，而是买后如何运回国内的问题。中外开战，对华武器禁运势在必行，故向钱恂探询“运械一节，有机会否”，又示意“此系商办”，希望得到输入军火的通融，“目前先运枪药尤要”，连发数电，催促速购、速运。(65)
与此同时，钱恂在东京的交涉活动却遭遇到挫折。有关钱恂动向，宇都宫太郎日记可资参照，7月6日条记：
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除吴元恺部二千名，张彪部二千五百名，再行募集三千名。又言及要求日方援助大尉二人，步枪［三十年式或小村田连发］五千挺。(66)
文中提及添兵、募兵、求购枪械、招聘军官各节，均与前述张之洞与钱恂通电内容契合。自义和团事变发生，日本政府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始终表现得小心翼翼，加入列强在华联合军事行动后，也严格遵守一致行动的原则，在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尤不敢独持异议。钱恂求购军火的努力迟迟未获进展。至六月初十日（7月6日），张之洞去电已经流露出不耐的情绪：“药价速示即汇，既必运，船稍迟数日无妨，枪若干，弹若干，价几何？复电总未言，闷甚。或运到再付价耶？务明示。”(67)几天后，续电又多了一层辩解的意味：
鄂省需兵需械专为弹压土匪，保护地方。……药事商办，在宣战以前，务望婉商，仍照前议准运，总须二三万磅。大仓组内山亦允办药及钢铜等物，并望许之。枪事相同，并询确音。速复。(68)
张之洞声明由日本输入的武器用途只在“弹压土匪，保护地方”，不过重复了
此前一再强调的“剿匪必须有械，务议定必售于我，勿令翻悔”之意，军火不仅不会施用于外战，也不会借来装备以“勤王”名义北上的地方军队；辩称向日本商购枪药“在宣战以前”，是为了证明禁运不应适用于当时。
由于东京交涉不畅，张之洞曾经尝试其他渠道与日本沟通。当时作为湖北省代表在上海参与“东南互保”交涉的陶森甲（1855—？），就一度奉命操办过军购事宜。(69)日本驻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1861—？）也受到张之洞特别关照，要求转电本国政府，成全购运枪药的计划。六月十四日（7月10日）张之洞致电钱恂云：“两元电想到，并托濑川电日政府，药枪有望否？”(70)
此时，湖北原来从德国洋行订购的枪械，却出人意料地出现转机，终于由上海运回省内。这使得张之洞多了一层向日本说话的底气。六月十五日（7月11日），致钱恂电报的语气便稍加了一份强硬：
鄂省近在沪购德国洋行枪千枝，弹数十万，先引各国领事禁售军火，嗣经我托汉口德领事电商驻沪德领事，已允运鄂。此近四五日事，在宣战以后，且在已知德使被害以后，德顾东南大局，如此中日交情更深于德，且鄂议枪药均在宣战以前，濑川已允，已电日京，何以政府坚执不允？望将德肯助鄂情形婉达日政府为祷。万不得已，或限一数，何如？均速复。昨接来函，日允添派武官，意甚可感，然若无军械，虽有好武官，何所用之？(71)
其时，钱恂在东京的境遇可谓尴尬。表面上日本政府对枪、药做了区别对待，“枪”系武器，买卖与否轻易不肯松口，“药”则属制器之材，性质稍轻，可托付商办，任日本洋行自行交易。(72)实际上使了一个“宕”字诀，既不答应，也不明绝，口头允购而交付无期，总之拖在那里，待局势明朗再行决策。钱恂无奈，只能用敷衍语宽慰上司，张之洞性急，则穷于追问：“所云枪药可成者，确已允许耶？抑尚是活动语耶？务望先与切商，将此次枪药密速起运。”(73)
至六月二十二日（7月18日），联军已攻陷天津，局势进一步恶化，张之洞按捺不住，又发去急电：“药事既云即日议订，盼即日运来。何日启运？在何处交？务示确音。恐系东人推宕愚我耳。如必不肯，亦望明告，以便酌用黑药。枪事如允，亦须速。”(74)张之洞对日本政府迟迟不予明确答复感到不满，急于找到解决军购的办法。两天后（7月20日），在汉口面见濑川领事时，他也流露出这种迫切的心情。为说服日本人，张之洞甚至连运输军火的秘密渠道也设计好了。事后，濑川向外务省报告称：
小官与八重山舰长梶川一同访问张之洞，交谈约三十分钟，然后辞去。张之洞就购买军火事，不惮烦地数度询问外务大臣近日有无训示。小官答以未收有任何电训。张同时已向钱恂去电，指示其为购入弹药、枪械在东京与我交涉。关于运送方法问题，张之洞向小官交代如下：“为收购铁矿石，贵国汽船常在大冶煤炭窑厂附近停泊，该处装卸兵械较为不便，不如在运输船底层装载军火，乘夜在武昌纺纱局靠岸卸货，似为可行。事属秘密，无外人知。特此拜托领事转告外务大臣，向钱恂提供交涉之方便。”又言，日本与清国同处东亚，彼此休戚相关，值此危难之际，确信日本决不会对清国之事袖手旁观。(75)
按上年春，中日两国间就大冶铁矿石与日本煤炭的换货贸易达成协议，从本年7月起，大冶铁矿开始向日输送矿石。(76)张之洞打起了以“铁”易“药”的算盘，想利用日本运煤船来华的便利，避人耳目顺道秘运军火。这个带有风险的建议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直至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无论“枪”“药”，都未如愿从东邻运来。而张之洞一再重申军火用途只为“地方保护”，形势尽管已急转直下，但本地枪药补给仍不容缓：
闻洋兵廿一入京城，想已知。前云入城后药枪可畅运，速询商电复。药尤要，北事既溃，南匪必起，专为地方保护，急切万状，岂东瀛不愿安靖南疆乎？盼即复。(77)
在整个庚子年的夏天，张之洞费尽心思，指望从日本得到所需军火，但“日本允通融而无成议”(78)。几经周折，起初所抱信心几乎消磨殆尽，忍不住对钱恂抱怨：“濑川推诿，仍系内山电询日官，昨云复电云，物已备齐，可办。语仍含糊，恐永远宕字诀矣。”(79)“内山”，内山赖吉，日本大仓洋行汉口支行代理人。因在日本领事处遭冷遇，张之洞派员与日本在华洋行接触，尝试由民间渠道完成交易。(80)但像大仓洋行这样的日本企业，一切对华军售无不在外务省的监控之下，当时要运送大量军火至中国国内，没有政府的允许和保证，是不可能实现的。(81)
附带说明的是，张之洞原来计划从日本进口的背囊、外套等军用物资，也是通过大仓洋行订购的，本已装货完备，甚至货款也已电汇，只待择日启运，但是中外战事起后也一并搁置了下来。(82)查日本外务省档案，待这批物资真正运到湖北，已经是第二年春天了。(83)当然，这已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