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西法练兵：由师德而师日

据有人统计，清末武昌各军事学堂共聘有外籍教习五十二人，其中除三人国籍不详外，有德国教习六人，日本教习四十三人，德国教习都是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前所聘，自二十五年（1899）日本教习抵鄂后，到二十八年（1902）逐渐取代德国人，而成垄断局面。⁽¹¹¹⁾为何会发生这样一种转变呢？

19世纪末，日本政府有计划地推行对华渗透政策，尤其军方背景的参谋本部主动派人来华，对地方疆吏中的实力派人物展开工作，可以说，“积极地向中国派遣日本军事顾问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政策的直接产物，也是1898年前后中日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¹¹²⁾。已有论者指出，日本积极联络张之洞，为其军事改革提供了一些实质性的帮助，另外从经济上考虑，“东人较之西人，薪水甚省”，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也是不得不权衡的重要因素。⁽¹¹³⁾张之洞在军事改革方面借重日本力量，有其综合的考量，用他本人的话说：“倭陆军采德、法两国制，又参以其国之宜，地近、薪廉、种同，文字、语言、风俗又相近，以之教兵，必有裨益。”⁽¹¹⁴⁾此外，影响他态度转移的一个关键因素，还在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甲午以后，德国舰队已经在中国沿海多次查勘，寻找适宜的海军基地。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德国以巨鹿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这也显示它对华态度越来越趋向强硬，在华活动重心也越来越转向割占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等实利层面的竞争，相对而言，在派遣军事顾问和教习方面，则显得兴味索然了。⁽¹¹⁵⁾甚至早在胶州湾事件前，在华军事教习已经被德国政府利用为改变对华政策的筹码。1896年11月，德国首相何伦洛熙（Chlodwig zu Hohenlohe）在为面见德皇所作的一个备忘录中，谈到占取中国据点的办法：

根据一切展望，我们无需等待很久，就能找到口实。在最近两年内，我们也曾找到过行动的理由；例如在传教士及德国教官的情况方面，就可有不止一次的机会。过去，我们所以不利用这些机会，是因为海军这方面的考虑无可否认地有其很多的困难……⁽¹¹⁶⁾

1897年10月，德国炮舰高莫兰号司令官与几位军官在汉口登陆时，遭到所谓“无知之徒”投掷石头，引起一场外交纠纷，德皇威廉二世命令驻华公使海靖提出“严厉的赔偿要求”，张之洞则不得不派出江汉关道代为隆重道歉。⁽¹¹⁷⁾威廉二世此举有借题发挥的意思，他表示对本国军官在中国所遭受的“狗一般”的待遇极为不满，一度想利用它作为占领中国港口的借口，但连海靖也觉得此事不够重大，争取尽快息事宁人，白莎概括此次事态为“一个教官几乎引发了胶州湾事件”⁽¹¹⁸⁾。

就在武昌事件发生后数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鹿被杀，德国终于找到了占领胶州湾的真正借口。海靖夫人日记对德国人的心态有很好说明：

我们对张之洞只想稍稍惩戒一下，如果过于羞辱他的话，对长期待在这里的德国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而我们在山东和北京就不必担心会损失什么，所以在那里可以放手向中国提出最为苛刻的要求。⁽¹¹⁹⁾

然而，法勒根汉最终也没能在武昌待得更久。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德国在华形象大损，原来被认为“亲睦中华，确有协助之诚”之友邦一下撕下画皮，成为充满侵华野心的虎狼国家。⁽¹²⁰⁾某种意义上，法勒根汉离职也是张之洞开始疏离德国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在江南的来春石泰等人“期满遣归时，枝节已多”，在湖北法勒根汉又“因系其国家兵部所荐，种种桀骜揽权生事”，无论用德国将弁直接统兵，或担任教习，结果都不理想。法勒根汉、根次离职后，张之洞致电德国公使海靖，表示“本部堂又亲自见面，曲意劝留，实属交谊尽至，而该员归志甚坚，不愿再留，本部堂十分惋惜”⁽¹²¹⁾。在“惋惜”的表面感情下，其实也包含些许愤懑。张之洞后来转向日本雇聘军事教习，不免有压制德人的用意。他曾致电总理衙门称：

现在湖北武备学堂教习及勇营教习，皆系德国人，自不再多此日本数人。近来日本人在中国甚平静谦和，通商量，德人与之相形，可稍戢其桀骜之气，且日本人只充武官教习，并不管兵。⁽¹²²⁾

1898年春，即法勒根汉归国后不久，张之洞派遣姚锡光等人赴日本游历，主要目的之一即考察“武备”，他并无所隐讳地指出：“日本与我同种、同教、同文、同俗，又已先著成效，故中国欲采取泰西各种新学新法，允宜阶梯于日本。”⁽¹²³⁾至1889年9月，据日人宗方小太郎的观察，湖北武备学堂及护军营所聘德国武官已渐失宠于张之洞，在他来看：“近年间，张总督意向为之一转，颇信赖于日本，直接聘用日人，信用甚厚，至于军队教官亦欲任用日人，德国军官一俟年限期满后，即予解聘，其势恰如古城落日……”⁽¹²⁴⁾由师德而师日，采西法练兵的方向未变，而取法轨则已然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