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保”“换旗”与“公共政府”
——再论“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

发生在20世纪初年的“东南互保”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已有研究著述大多肯定上海是最初酝酿与发起的地点，而当时以督办铁路公司名义居留沪上的盛宣怀（1844—1916）及其周边“上海中外官绅”发挥了关键的筹划、倡议与推动作用。⁽¹⁾国内早期的相关研究，固因时代局限，不免较重的政治批判色彩，但也注意到“那些买办出身的官僚和官僚出身的买办”在此事件中有着一种“特殊的地位”。⁽²⁾较近的论说特别着眼于戊戌以后士绅群体政治意识的分野，强调与洋务派督抚有密切合作者身上的“帝党”色彩。⁽³⁾另有不少学者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持续地展开论证，指出“东南士绅”以及“资本家”群体出于保护地方利益的愿望而强烈要求避战，当时以上海为中心已经形成一个“中外绅商的利益共同体”。⁽⁴⁾

郑观应（1842—1922），时任上海招商总局总办，作为盛宣怀的亲信幕僚在此重要历史时期亦有建言建策。他在何种层面、多大程度上介入了“东南互保”以及前后时局，是一个令人颇感兴趣的问题，而对此课题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先是20世纪90年代，易惠莉教授在《郑观应评传》中披露了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东南互保”前夕郑观应致盛宣怀的一通函札，认为此函反映出“上海绅商社会对北方事态恶化及南方可能受侵害的担忧”，但同时指出：“以郑观应当时的地位，尚不足以令他涉足策动东南互保这样高层的政治外交活动。”⁽⁵⁾2006年，马勇先生执笔的《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也引用了同一条史料，并据此认定“郑观应的提醒启发了盛宣怀”，从而才有“三天后盛宣怀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提议‘从权’在上海与各国领事订约互保”。⁽⁶⁾稍晚，马先生发表《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一文，据已刊《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一卷所收若干郑观应函札，对“东南互保”策动过程有所补充，结论则谓“郑观应不是东南互保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建言是否发挥作用也并不太清楚”；同文并讨论了郑观应与中国国会的关系，或缘于史料不足，仅能由“思想逻辑”推论，相信他“应该是比较积极的参与者、组织者”。⁽⁷⁾马先生论文较多铺陈了“东南互保”的历史背景以及郑观应在生平不同时期所作“文本”中间体现的政治理念，至于郑本人对“互保”究竟有何具体作为，则着墨无多。尤令人遗憾者，同为“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且与郑观应关系最为密切的《轮船招商局》卷似未为作者所寓目，而该卷其实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史料，对其人在“东南互保”期间的行为动态有充分反映，颇具参考价值。另外，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未刊档案以及日本近代外交文献中，也仍留有史料发掘的空间。本文拟据若干新材料再谈“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尝试在诸位研究先进的成果基础上，略做一些补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