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观察之说词”的日本背景
从戊戌到庚子，一系列政治风波前后相继，朝野势力之分化组合空前剧烈，论者对于北方拳变、东南互保和勤王运动鼎足而三的政治格局予以特别关照。如果不把“勤王”作偏狭的理解，其在庚子语境中应该是一个多义词。现下引用最多、论证最详者，系指以与当时清朝对立的康、梁为领袖、以民间力量为重心的“勤王举义”。(20)在战时应朝廷之召，各省督抚派兵入卫，立意与前者相反，而名目同样号为“勤王”。更有甚者，意欲借用地方勤王之师，专为成全“助（光绪）帝复辟”之谋，在这里两种“勤王”实已合二为一。上述张謇、陈三立所谓“迎銮南下”，也应在这一层面上理解，其所“勤”之“王”已显然有那拉氏与光绪皇帝之别。刘成禺（1876—1952）尝谓：
刘坤一、张之洞长江两督，始终抱不受命共保长江为主旨，保皇党人，多旧朝官，与张尤善。派人说刘坤一独立，不动；又派汪康年等说张之洞，不动。而保皇党唐才常，始有运用哥老会长江起事之举。(21)
这里叙述的同为“保皇”的事实，也可分解出两层意义：面对“旧朝官”的进说，刘、张均不为所动，中间尚缠绕着戊戌政变以后帝后党争之余绪；汪、唐一派的表现，则提示中国国会与南方督抚之间隐而未显的多重联系，这背后又多了外国势力的推手。
密札提及“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论者多谓皆不可考，而从文脉推测，立意应与陈三立相合。“龙大令”，即龙泽厚，字积之，广西临桂人，光绪优贡，以知县引见，故称“大令”。龙为康有为弟子，列名中国国会(22)，所作“书牍”不详，待考。“陶观察”，即陶森甲(23)，字渠林，湖南宁乡人。早年佐刘锦棠、左宗棠、刘铭传军幕，后随洪钧出使俄、德两国，回国后以道员加二品衔，分发陕西，寻改归江南候补，入刘坤一幕府，总理两江营务处。(24)其人游说刘坤一的情节，可据日文史料获得线索。当时东亚同文会报告书中，对以上海为中心的趋新士人群体的活动有所反映。报告之一：
就刘坤一的态度而论，他与张之洞、李鸿章及其他王之春等人一起，完全反对政府意向，屡次进言诤谏，时至今日，已有骑虎之势，如果政府视拳匪为义民，采取对外开战之态度，想必刘坤一有保全南清半壁江山、不令致其瓦解的决心。尽管如此，以屡受恩遇之老臣，对维系北京朝廷尚存一线希望，是故陶森甲等维新派人士四五人，为使其早日定计实现南清半壁鸿图，合张、李等之力起而运动，进行了百般劝言，可惜毫无反应。(25)
报告之二：
汪康年前被派往张之洞处，游说迎接光绪帝，宗方（小太郎）通信前已述及。现在得知结果，张之洞听闻汪康年之说，大惊失色，言总督之责只在服从政府命令、镇守所辖之地足矣。若此事被刚毅辈听说，则祸不可测。对汪康年冷淡处之。
又，陶森甲、罗治霖作为刘坤一的部下，向刘游说应乘机起事，刘无所反应。陶等向人抱怨，刘不足以成事。(26)
本年七月初，中国国会成立于上海。该会基本上可视作当时背景各异而总体趋新的各派人士的一次集结。陶森甲即为会员之一。(27)无独有偶，同样作为张之洞旧属的汪康年（1860—1911），一度也以“借资鄂帅”为其政治方针的鲜明特色。(28)中国国会成立之前，他就奔走江、鄂之间，“五月至鄂，以剿拳、劾政府之说，干南皮制军（张之洞），旋又至江宁，亦以其说请同志达诸台座（刘坤一）”；七月，“又至江宁，与同志商量，欲请公举兵入都，护卫两宫，因以弹压西兵，主持和议，以为时已迟，不及上达而止”(29)。这些行动反映了他欲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心态，同时也包含了与日本在华人士密谋的潜因。据宗方小太郎（1864—1923）致日本海军省军令部报告（第六十九号附录）：
因义和团事件之故，北支那局面日坏，如一旦溃裂，日本或独立行动，或与英、美联合，拥光绪帝至湖北武昌，开立新都，组织新政府，满洲出身大臣及汉族固陋有碍新政者一概排除，幽闭皇太后及宗室以下大员，剥夺其干预政事之权，在日本等一二国监督帮助之下，施行各项新政，如能一洗旧貌，卓有实绩，则不啻以革命倾覆满洲政府，极利于名正言顺收揽南方支那人心。……此际拥皇帝迁都至中原要地号令天下，即使只是表面文章，亦有利于料理眼前时局，收束天下人心。张之洞、刘坤一二人为长江一带最具势力之人物，必预先说服此二人，做好迎驾皇帝之准备。本日派汪康年（张之洞信任之人）前赴湖北劝说迎驾之事，一面派人向刘坤一游说，与有志之支那人士商议，以定手续大略。只是张之洞胆怯，刘过于老成，能否应承此事，殊难预料。(30)
宗方小太郎(31)是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大陆浪人、“中国通”，也是东亚同文会的骨干成员，与汪康年交密，在政治见解上互有影响，而不尽相同。(32)当时与闻密议者，此外还有井上雅二（1876—1947）(33)、井手三郎（1862—1931）(34)等人，他们无一例外，也都是东亚同文会会员。庚子事变期间，日本东亚同文会各在华支部不同程度地卷入到“东南互保”、中国国会、自立会起事以及革命派领导的惠州起义中，在“联邦保全”的政治理念之下，无论策略或实践层面均呈现出极为驳杂的成色。(35)部分在华会员在与中国维新人士的接触中，政治态度愈趋向激进，先是推动地方督抚“自立为国”，后来干脆抛开无可指望的旧官僚，直接期待南方秘密结社等民间势力。其行动目标固然服务于日本国家的利益，却因与日本官方主流方针不尽相合，多受到国内力量的制约。宗方小太郎等人在此时期的活跃，即为东亚同文会“南清工作”之一部。
汪康年游说张之洞之行并未成功。而与之抱有相似目的、对刘坤一有所试探者，正是陶森甲。他们行动的时机，刚好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东南互保”亦尚未定型之际，由于受到日本人影响，汪康年等人“劾政府”的主张，又与“自立联邦”的意向相纠结。至中国国会成立，内部“所执不同”“离心复甚”(36)，唐才常另组建自立会，一部分志向激进的东亚同文会会员如井上雅二卷入其中，而陶森甲也曾与闻其事。(37)复按密札，“陶观察之说词”被同样对东南督抚有所企图的陈三立等人引为同调，但后者原欲在“东南互保”基础上再进一步，阻西幸而“迎銮南下”，乘此事变为帝后党争做一了结，而陶森甲所为，基调殆同于汪康年以“剿拳匪、劾政府”为主旨的游说行动，且背后均有日本在华人士推波助澜。可知，双方“勤王”名目虽然近似，但究其底蕴，已不尽相符。
作为后话，壬寅（1903）年秋，陶森甲五十岁生日之际，陈三立赠贺诗六章，其四有句云：
滔天祸水龙蛇动，歃血盟言鸡犬安。
毕竟功成不受赏，后人端作鲁连看。(38)
这里咏唱庚子事，仍以“龙蛇”比拟酿造“祸水”之清廷，蕴含了沉郁的愤懑，“歃血盟言”显指中外议约互保事，既然“功成”，则喻陶森甲为游说列国之间的鲁仲连，表彰的大概也是他赞助“互保”的劳绩。至于“题外作文”之谋，虽然功败垂成，但是否也在“受赏”之列，自属言外之意，须待有心人意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