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得陇望蜀与刘鹗再度入鄂
张之洞、王文韶联衔奏结“四商”案，事在六月下旬。致总署电内陈述查核情形，结论为“四商均不可靠”，并建议“设芦汉铁路公司，奏派熟悉商务、身家殷实之员为总理”。(54)“四商”事件至此似已尘埃落定，然而不数日，忽又起波澜，并有少为人知的刘鹗第二次入鄂之行。姚锡光日记六月二十八日（8月7日）条记：
早起。制府传见，因急赴辕，候至午刻未见。……制府遣文案邹元辨大令来，询吾乡刘云抟太守家世及伊人品若何？余据实告之。又询余以云抟请办铁路，究竟是洋股是华股？余告以云抟所集铁路股本，亦有华股，特别能过多，余系洋债，并非洋股。盖洋债可退还，而洋股不可退还。创始之时，不得不借洋债开办。开办以后，人见铁路有利，则华股日多。华股日多，则洋债自可逐渐退还云云。又询余以云抟何以能取信洋人，得借有千百万洋债？余告以云抟在吾乡，家世甚好，乃刘子恕（成忠）侍郎、曾任开归陈许道之子。且伊曾事张郎斋中丞办山东河工有年，曾经郎帅保奏送部用，见其为人，颇有才气云云。元辨将余言历复制府，往反数四。末乃传制府谕，令余点召云抟从速来鄂。余乃立即电往淮安召云抟。
作为全程旁观的知情人，姚锡光对张之洞“召云抟从速来鄂”有所解释：
先是湖北铁政局，自开办以来，历年亏耗，势不支。制府乃召盛杏荪来鄂，命以招商股承办铁政。今年四、五月间，盛杏荪来鄂接受铁政局，即以铁路要制府，云若不兼办铁路事，则铁政局所炼出钢条无处出售，则铁政不能承办云云。制府许以开办津芦铁路必命伊督办，盛杏荪乃接受湖北铁政，去往上海，复以两事电请王夔帅［夔帅与香帅均奉旨督办津芦铁路］。一伊办铁路，须香帅、夔帅奏请朝命，命伊督办，如胡云楣廉访办津芦铁路故事。一请香帅、夔帅奏请开官银行，由伊督办，以为铁路招股张本。非此，则伊不任铁路事。(55)
盛宣怀承办铁政已如前述，而其所欲尚不止于此，上文即拈出两事：
其一，办路“总理人”的权重问题。直、鄂奏设芦汉铁路公司，初以盛宣怀为“总理”的合适人选，后者也自视当仁不让。但由张之洞所拟电奏中仅笼统言“派熟悉商务、身家殷实之员为总理”，盛为此不满，并向王文韶等抱怨：“上年特旨派胡云楣办津芦，郑重冠冕。芦汉工长款巨，艰难十倍，声光稍减，难动视听。……今阅会电拟派‘熟悉商务、身家殷实’之员，不过寻常盐典商考语，大题小作，决难交卷。”(56)“胡云楣”，胡燏棻（1840—1906），安徽泗州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甲午战时以广西按察使留天津，在小站编练“定武军”，上年冬奉命督办芦津铁路，旋擢升顺天府府尹。盛宣怀以之比拟，“意甚怏怏”下的潜台词实在谋进止、要牌子。姚锡光虽处局外，却颇了然情势：“其督办铁路，必由奏请朝命也，则必不受督抚节制，可单衔奏事，仿佛钦差督办铁路大臣矣。”(57)张之洞老于世故，反应多不以为然，谓“盛太性急，不审步骤”“盛极聪明，而此电又似不聪明矣”。(58)
其二，兼办铁路问题。盛宣怀在收揽路权同时，还另有所图：“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华商必欲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如银行权属洋人，则路股必无成。闻赫德觊觎银行，此事稍纵即逝。”(59)这番向张之洞进言，意在铁路、银行一手掌握，故美其名曰“一气呵成，交相附丽”(60)，而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的较量，属于向“洋人”争权，理由似亦冠冕正大。但张态度仍有保留，回绝说：“铁路、银行为今日最大利权，人所艳羡者，独任其一，尚恐众忌所归，一举兼营，群喙有词，恐非所宜。”(61)今人夏东元指出，盛宣怀所谓“权自我操”，“是借国家民族的‘权’的名义，达到个人操‘权’的目的，不足取”。(62)而当年姚锡光评价道：“其请奏请开官银行也，盖欲尽攘中国利权。一经奏定，必请官本；既领官本，仍必多方将官本销融净尽，易名商本；而实则商本其名，盖尽数攘为盛家之本，仍其攘窃招商轮船、中国电报利权故智。甚则害则归公，利则归己，种种不可端倪。”(63)
综上两事，盛宣怀“得陇望蜀”之心昭然，与张之洞的关系也发生微妙变化。姚锡光观察到“制府见其嗜利无厌，要求无己，颇厌苦之，故意将转属云抟”(64)。前述张之洞对“商办”铁路颇不以为然，但朝廷谕准开办芦汉路，本有“商人承办，官为督率”的意向，张复奏推盛宣怀为“总理”的同时，也留有“责成该员招集华股，归商自办”的补笔。(65)既符合官督商办之旨，逢迎了上意，又为防盛独大，预备掣肘之具，足见老吏之笔的圆熟。当与盛宣怀意见分歧上升，张之洞果然有意汲引其他力量，其召刘鹗面议，内容即与上述引起争议的铁厂、银行事相关：
一询其能领受芦汉铁路全局事否？一询伊能先领湖北铁政局事否？盖制府以不允盛杏荪官银行诸事，恐盛杏荪即不办芦汉铁路。伊既不办铁路，则铁政局一事伊亦必即辞退，故须询云抟能否承办铁政局事。一询云抟究竟集有若干华股。制府之意，洋债可借，惟照铁路资本，须有五分之一之华股以为根本，方可开办，故将询云抟究有若干华股。胥俟云抟来鄂询悉，则芦汉铁路一事，与盛与刘，方能定计。(66)
此事至此，似有峰回路转之势，奉命召刘的姚锡光一度心生不解：“是事也，虽已从制府谕往召云抟，而余心颇疑之。盖铁路一事，制府颇属意盛杏荪，将令其督办，而何以命召云抟？又如此之急？既而探之，乃知杏荪要挟过当，制府已稍厌之。”刘鹗奉召后，眼见希望重燃，风尘仆仆再度入鄂。七月十一日（8月19日），“甫下轮船，即冒雨来省。……云制府所询诸端，伊俱能应允照办，因属念劬先为告制府，再往禀见。”(67)对所询各事一口承应，颇透出刘鹗兴奋难抑、急欲成事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