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余话
关于大白舰队访华问题，马先生大作发前人未发之覆，堪谓杰作，尤其大量篇幅涉及中、美两国近代海军史专题的讨论，取材谨严，手法圆熟，俱见作者浸淫该领域多年的心得，令人钦佩。相较之下，那些或狭隘或偏至的“乡曲之调”，无可讳饰地暴露出距离历史真实的遥远，原为人乐道的“地方美谈”“中美交流的丰功伟绩”均被马先生手术刀般的史学批判所瓦解，反证明为“厦门之耻”，甚至“国耻”。（下，第130页）唯换另一种视角看，这些文献总归保存了地方口碑资料，实可作为文化史或社会心态史研究的有用资料，马先生研究固远超“困于方隅的乡曲之士”，然对其说其态，却也不必仅“一笑置之”。
马先生还率直批评当下学风，指出许多研究者不经认真考证，信手取“拿来主义”，以“广抄滥凑之法”治学，结果只能增添无数笔“糊涂账”。（下，第69页，注110）斯言亦切中时弊，启人深省。那种“不经大脑”抄凑拼贴之徒已逾学术规范底线，固属等而下之，而于“欧西文字”根基不足者，若率尔操觚，恒犯严重的“舰盲病”，亦难逃马先生如炬目光的追问。凭借傲视中、西学界的雄厚“底子”，管它汉字抑或蟹行，马先生潇洒地左右开弓，让读者有机会领教漂亮标准的“示范”动作，真令人大开眼界。的确，以英文原始文献考释在传统文言中“奇形怪状”“佶屈聱牙”的译名，自可融会贯通，迎刃而解，马先生在研究工具/方法上的优长处，可谓远迈前人，较同时代学者也显得突出。只是，由今溯古，据地方碑刻材料，痛责清人音译西语名词和人名时“经常不管青红皂白地见音移音”（上，第51页），未免持论过苛。音译西方名词若真“怪样百出”“谈不上有规则可言”，可能的原因很多，除语学素养不足外，或有意迁就中文习语，或缘方音差异使然，(107)而确定的原因至少还有一个——清人并无今日新华通讯社编《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之类可供参考。故而，因清人音译名而“抱腹不已”，不算什么奇怪的反应，但若径直骂为“混账”，大概古人也会报怨，恨不能起于地下为自己申辩一两句吧。兹举一例，美舰队司令额墨利少将（William Emory Sperry）被当代研究者一分为二，译作“伊泼莱少将”“史泼莱少将”二人，此属胡乱抄书无疑，沿用旧译而任意拆分，马先生批评极是，然而更责以“‘Emory’首音念é，怎能以‘伊’代之”（下，第69—70页），似乎推求过深。中文档案中，其人名均作“伊摩利”，包括前引美国公使柔克义所发照会亦如是。柔氏者，如假包换的西洋人，当然不能归入“对欧西文字恐怕并无底子”之列，而“Emory”首音亦译作“伊”，又作何解？
近代海军史上一些人物，在后世书写中被涂抹了太多油彩，以致面目全非，马先生勇敢地扯掉遮羞的画皮，以“独立思维”来“正视问题，实话实说”，令“视海军为饭票，为地盘，为左投右靠的本钱”“以史学为吹嘘伎俩”的伪学者汗颜。水师提督萨镇冰，恐怕是被涂抹油彩最多的几位之一了。笔者从马先生大作学到不少知识，对萨氏其人的官僚习气及在海军业务能力上的欠缺印象尤深。马先生很有自信地判定，萨镇冰“识见浅陋”“世界海军知识贫乏得惊人”（上，第109页，注109），这倒不难理解：马先生拿古人和自己比拼“世界海军知识”，恐怕很少（甚或没有）能胜出的；加以有直系亲属长期掌理海外名校东亚图书馆的“特别法宝”(108)，对海军史资料能够涸泽而渔，更非常人所敢企及。然批评萨镇冰“缺乏职业感、归属感和责任感”（另举严复［1854—1921］为例(109)）、“品质欠佳”（与梁敦彦并列），又未出示足够证据，似落责人太易之嫌。萨镇冰未留下航海日志一类文字，或缘于职业素养不足，诚令人遗憾，但史料湮没现象所在多有，今人“不见”或“不知”，似也不能遽判全然“无有”。至于上升到“品质”的批评，已是相当严重的指控，然通观全文，笔者所得印象，不过萨镇冰与其被捧作引领中国海军前进的“爱国将领”，不如平视为适应于现实政治的理性动物，至于道德品质方面，并未见有何令人难容之“劣”迹或“丑”相。萨氏无疑是清朝政治文化的产物，既为新式海军领导，又熏染一身官场旧习，作为一矛盾体，堪为今人解剖清末那些“半新不旧”人物的珍贵标本。后来者居上，本世间常态，却不必将今是昨非的原则贯彻到极端。笔者颇信服钱锺书评价某西哲前贤的态度，将此移用来对待本国近代人物，似乎也是适合的：
假使一个古代思想家值得我们的研究，我们应当尊敬他为他的时代的先驱者，而不宜奚落他为我们的时代的落伍者，换句话讲，我们应当看他怎样赶在他同时人之先，而不应当怪他落在我们之后，古人不作，逝者如斯，打死老虎够得上什么好汉？(110)
(1) 屈春海：《1908年美国舰队访华》，《中国档案》2008年第11期。唯该文非严格意义的学术论文，引文未出注，令读者无从追索史源，未免遗憾。
(2) 毓朗，爱新觉罗氏，字月华，号馀痴生，满洲正蓝旗人，定安亲王永璜（乾隆长子）五世孙，多罗定郡王溥煦次子，也是后来末代皇后婉容的外祖父。同治三年生。光绪十二年封三等镇国将军。二十八年任工巡局总监，授鸿胪寺少卿。三十年授光禄寺卿。三十一年三月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九月授巡警部左侍郎，后改民政部左侍郎兼步军统领。三十三年袭多罗贝勒。宣统二年授军机大臣。三年改授军谘大臣。民国十一年卒，谥“敏达”。著有《馀痴生诗集》《馀痴初稿》等。（《爱新觉罗宗谱·甲一》1，学苑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111—114页；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一，第30册，中华书局，1977，第9092页）关于毓朗其人，并可参看“朗贝勒府之行有恒堂主人”http://blog.sina.com.cn/k9476，该博主为毓朗后人，搜集了不少家族资料，颇资参考。最后浏览日期：2012年12月1日。
(3) 毓盈，字损之，毓朗弟，封三等镇国将军。《述德笔记》除首篇述其父溥煦行述外，余皆记述其兄毓朗生平事迹。此书原刊于民国十年（1921），目下有多个版本可用，不难见。台湾文海出版社据民国刻本影印，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6辑，唯署名作“毓长”，误。民族出版社2009年亦出版有影印本。点校版本原载《近代史资料》总79号（黄延复标点整理，有少量删节），又收入庄建平主编《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本文所引，均据文库点校本。
(4) 唯此书作于清亡后之王公子弟，颇多“沾沾自喜语”，且毓盈对其兄“品学政绩，称道不容口”，写作偏向是明显的。然其史料价值不能因此抹杀，如徐一士言：“此书固似专为表彰毓朗而作，宣传文字之意味颇浓；然毓朗在清末历任要职，所记动关政史资料，治国闻者，所宜览观。”徐一士：《近代笔记过眼录》，中华书局，2008，第2页。
(5) 该篇先撮述欢迎美舰事缘由，续谓“兹役归，余兄有笔记”，全文录后，约四千余字。篇末补注：“以上兄之日记所载者也。”参见《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00、105页。
(6) 关于1908年美舰队来访，时国内有大量新闻报道，且不乏出自名家、收入文集者。以笔者不广的视野，见有陈去病《参观美国兵舰游厦门欢迎事杂记（戊申）》，张夷主编《陈去病全集》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1170—1174页；孟森《美舰篇》（原载《东方杂志》第5卷第11期），孙家红编《孟森政论文集刊》（上），中华书局，2008，第190—195页。因上述属局外观察，且本文重心在于考订本事，而非呈现由事件表露的社会心理或文化反应等，故较少引用此类材料。
(7) 《为我政府是否照请美舰队游历事》，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国家清史工程数字资源总库，电报档（下皆同），档号：2-04-12-034-0162。
(8) 《为邀请美舰队游历事》，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档号：2-03-12-034-0072。
(9) 《为美舰来华以在烟台接待为宜事》，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档号：2-04-12-034-0179；《为接待美舰需建小轮码头事》，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一日，档号：2-04-12-034-0206。
(10) 《为美舰队来华事》，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档号：2-03-12-034-0084。
(11) 《为美舰拟届冬令顺赴厦门事》，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档号：2-04-12-034-0281。
(12) 《为美舰不来烟台事》，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档号：2-03-12-034-0122。
(1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第1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80页。按“思拍立”，即Charles Stillman Sperry（1847—1911），海军少将，大白舰队第四分队司令，升总司令，后未率舰来华。
(14) 《为美舰来华游历事》，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二日，档号：2-03-12-034-0136。
(15) 《为望探询日本如何接待美国舰队事》，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档号：2-03-12-034-0145。
(16) 南洋大臣端方复电外务部：“美舰改赴厦门事，奉养电，当转电萨提督妥筹接待。兹准电复云，镇冰日内即由烟赴沪，到沪后再筹办法请示。合先电闻。方。艳。”《为美舰改赴厦门事》，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一日，档号：2-04-12-034-0301。
(17) 《为美海军参赞称将来接待美舰当如日本接待英舰事》，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三日，档号：2-05-12-034-0128。
(18) 《为已转萨提督酌拟接待美舰办法事》，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档号：2-05-12-034-014。
(19) 《为初二日美舰过沪晤谈事》，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八日，档号：2-04-12-034-0326。
(20) 《为请饬所派部员早日来闽妥筹接待美舰事》，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三日，档号：2-04-12-034-0433。
(21) 《为接待美舰事宜已粗有头绪事》，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档号：2-04-12-034-0664。有论者谓派此二员原因在于谦豫“与松寿有戚谊，冀无隔阂”，麦信坚“原系留学美国学生，谙语言，娴交际”。参看《美舰篇》，《孟森政论文集刊》（上），第193页。
(22) 《为请饬查前令照料美舰来厦之税关洋人姓名事》，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六日，档号：2-04-12-034-0500。
(23) 以制作纪念银杯事为例，京、厦两地即反复函商。至八月底，外务部去电：“美舰到厦，每舰应赠大小银杯各一件，大件赠本船，小件赠船主，杯面錾文如下：大清国政府特赠大美某船某船主以为军舰到华之纪念。光绪某年日月赠于厦门等字。希即照制。外务部。艳。”麦信坚则另有主意，复电：“艳谕谨悉。坚前以制造银杯须三月之久，故拟将在粤所购紫檀椅几绣金铺垫及顾绣挂屏，俟接待用过后，即分赠美舰及各船主以为纪念，商诸美领，亦极赞成。兹奉钧电，自当遵办，坚即日赴港定制，如万赶不及，再行禀闻。”《为美舰到厦事》，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档号：2-05-12-034-0653。《为赴港购物接待美舰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一日，档号：2-05-12-034-0655。
(24) 《为请筹拨厦门接待美舰各项费用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三日，档号：2-04-12-034-0852。谦、麦同时致电外务部：“接待事需款甚急，前次拨款均已告罄，除电禀闽督宪外，恳请迅赐先筹银二十万两，如能由津关指拨八万，乞饬交招商局，俾可应付津用各款，以省兑费。”《为接待美舰一节请筹银二十万两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档号：2-04-12-034-0857，缩微号：012-2226。
(25) 《为请拨接待美舰经费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六日，档号：2-03-12-034-0374。
(26) 《为请筹拨接待美舰各项用款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档号：2-04-12-034-0885。
(27) 《指拨接待美舰经费》、《欢迎美舰报销之巨》，《申报》1908年6月22日、12月13日。
(28) 《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99页。
(29) 《为美舰抵厦接待事》，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档号：2-05-12-034-0539。
(3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朝上谕档》第3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192页。
(31) 徐一士已指其误处：“此光绪三十四年事，时梁氏犹为外务部侍郎，尚书则袁世凯，使还值两宫大丧，袁旋罢，梁始擢尚书。又‘率’梁云云，亦嫌失词，梁氏同受使命，非随员也。”参见徐一士：《近代笔记过眼录》，第13页。
(32) 屈春海：《1908年美国舰队访华》，《中国档案》2008年第11期，第57—58页。
(33) 毓朗生前负文学名，其诗作见《馀痴生诗集》，宗人府第一工厂民国十一年（1922）石印本，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4) 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满人亦未尝不学”条，岳麓书社，1985，第66页。
(35) 沃丘仲子：《近现代名人小传》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210页。
(36) 《晚清王公贵族子弟之仕进》，《凌霄一士随笔》（三），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840页。
(37) 恒如馨（爱新觉罗·恒兰）：《定慎郡王·毓朗·定王府》，《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22辑，第59页。
(38) 关于梁敦彦的外交履历及其与袁世凯、端方等人关系的讨论，可参陈肖寒：《晚清政局中梁敦彦之进退》，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12。
(39) 《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99页。
(40) 《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99页。
(41) 《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00—101页。
(42) 据郭则沄诗注：“毓月华贝勒奉命赴厦门慰劳美舰，道出金陵，《题莫愁小像》云……用江天阁祀曾湘乡故事也。”参见龙顾山人（郭则沄）纂，卞孝萱、姚松点校：《十朝诗乘》卷二十四，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第1008页。按此诗亦见《述德笔记》及《馀痴生诗集》卷二，后两句均作“毕竟雄王异巾帼，江天一阁坐人豪”。毓朗自注：“戊申九月奉命同梁尚书敦彦往厦门慰劳美舰，道经南京，端制军方留小住，宴于莫愁湖江天阁。……午桥制军出莫愁小像手卷嘱题，因题一绝于卷。”（《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9册，第594页）按江天阁原祀中山王，曾国藩题额“江天小阁坐人豪”，后以平定金陵之功，并祀阁中。毓朗诗末即用此额语。
(43) 《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01页。
(44) 《为连日风雨吹倒接待美舰场棚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档号：2-04-12-034-0873。
(45) 《为接待美舰场棚被风吹倒实难辞咎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档号：2-04-12-034-0877。
(46) 《为接待美舰场棚被风吹倒情形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档号：2-04-12-034-0878。
(47) 《为接待美舰场棚被风吹倒现饬赶修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档号：2-04-12-034-0882。
(48) 《为二十九日乘轮赴厦等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档号：2-04-12-034-0895。
(49) 《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01页。
(50) 《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01—102页。按闽浙总督松寿、布政使尚其亨于九月三十日抵厦门。《为三十日抵厦并饬昼夜赶修接待美舰场棚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一日，档号：2-04-12-034-0917。
(51) 《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02页。
(52) 毓朗选鼓浪屿而弃厦门近郊，一重要原因在于挑剔环境：“余去至鼓浪屿，青天碧海，风景顿殊。白鸥与帆樯往来，萧闲之致，使人忘倦。回视厦门，则亦一海岛耳。乃市中不见海，不见山，天且一线屈曲，两旁屋中，白昼燃灯，秽污狼藉。肩舆两旁扶轿杆武弁时时释杆退后，街窄不容并行。对此［比］真天渊也。”《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02页。
(53) 按奏词曰：“臣毓朗、臣敦彦奉命劳问美国海军，跪聆圣训，定于九月十四日酌带随员乘火车启行。十五日抵汉口，改乘江轮，十九日行抵江宁，与两江总督端方接晤，商榷接待美舰事宜。二十一日由宁乘火车抵沪，适接厦门来电称，连日风雨大作，接待所各场棚大半坍塌。当经朗等电饬赶紧修整，并电达外务部在案。二十九日由沪乘海圻兵轮放洋，本月初二日午刻行抵厦门，闽浙总督松寿、福建水陆提督洪永安率同司道等跪请圣安。厦门近日天气晴和，各项场所将次赶修完整，美舰初五日可到。除俟美舰到后再将接待情形详细奏报外，谨先奏闻。再，臣等经过水陆各地方，皆秋收丰稔，民情安谧，堪以仰慰宸廑。”《为奉命劳问美海军并于初二日抵厦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三日，档号：2-04-12-034-0923。
(54) 第四分队司令为石乐达少将（Seaton Schroeder，1849—1922）。按本文所用美国军官及船舰中译名，均从马先生论文。
(55) 《为美舰改期初六日抵厦门事》，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档号：2-04-12-034-0891。
(56) 《为美舰初六日抵厦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七日，档号：2-04-12-034-0936。
(57) 《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03页。
(58) 《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03页。
(59) 今有传世定制纪念扇透露盛宴款待的若干信息：扇面正面书“光绪三十四年冬十月大美国舰队游弋来华我国大飨于闽省之厦门港爰刊食单以志斯盛”字样，正中为美国星条旗与大清龙旗，并刊有中英对照宴请菜单，菜品包括“一品燕窝”“三鲜鱼翅”“李公杂碎”等。《大清国、“大白舰队”与纪念扇》，http://zhaoyu.blog.artron.net/space.php?uid=292670＆do=blog＆id=348543，最后浏览日期：2012年7月30日。
(60) 《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03页。
(61) 宣统二年（1910）美国舰队二度访问厦门，中方为示友谊，在南普陀寺内勒碑纪念。铭文见郭存孝：《清末美国舰队两访厦门的石刻铭文考》，《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7年第2期。
(62) 据毓朗等奏：“初十日恭奉皇太后万寿圣节，臣毓朗、臣敦彦、臣松寿谨率同在厦文武各员，于是日辰刻恭设香案，望阙叩头。接奉庚电，命传旨劳问美舰，适美提督伊摩利、施罗达等带领各军舰士官、水师约数千人，前来祝遐，各国领事暨各绅商亦先后麇至会集场所，两国军乐齐声竞奏，万众高呼，鼓掌欢跃，均举觞称庆，三颂皇太后万岁。朗等即宣传旨意，温词慰劳，并分赠金银各器皿，美提督等敬聆之下，荣幸万分，祈将感谢之忱代为陈奏。本日午晚两餐，均在场所正厅暨两楹各场棚分列筵座，所有美舰队官兵以及各国领事等，均入座饮，欢畅尽致。再初九日微雨连绵，至初十日则响云在霄，天气晴朗，具征我皇太后圣德覃敷，宏开寿宇，天人相感，中外蒙庥。”《为劳问美舰并同贺皇太后万寿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一日，档号：2-04-12-034-0951。
(63) 据报道，当时“遗火于青年会所搭天幕，即遭焚如，所有预备分赠美兵之烟卷、明信片等，均遭烧失”。《美舰篇》，《孟森政论文集刊》（上），第195页。为弹压谣言，毓朗等不得不致电声明：“昨日晚餐后于接待场左侧之上燃放烟火，爆纸遗落左近之青年会附棚上，茅草焚去，竹木什物均无损伤，恐辗转附会讹传，特电闻。”《为燃放焰火焚烧附近棚上茅草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一日，档号：2-04-12-034-0952。
(64) 《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03页。
(65) 《为是否颁赏宝星及美舰定十二日启行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一日，档号：2-04-12-034-0953。
(66) 赏给宝星名单计开：美国前任统领舰队海军副提督伊摩利、美国统领舰队海军副提督施罗达，以上二员赏给头等第三宝星；美国战舰队长鼐尔思、侯获、寇尔思、褒若、沙菩、赫勤士、毕立、戴义，驻使馆随员邓格地，以上九员赏给二等第二宝星；驻厦美领事阿讷尔，以上一员赏给二等第三宝星；舰队中军旗官韩德孙、克烈文，驻使馆武随员黎富思，美陆军体操员守备威芬，以上四员赏给三等第一宝星。《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第11册，第327—328页。
(67) 《为美舰十二日启行并拟十四日回省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档号：2-04-12-034-0968。
(68) 《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01页。
(69) 《吴樾遗书·自序》，《民报》临时增刊《天讨》，1907年4月25日，第137页。
(70) 《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96页。按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毓朗以内阁学士授巡警部左侍郎。
(71) 参见蔡恂：《北京警察沿革纪要》第一章“设置之变迁”，北京民社，1944。
(72) 以上两段见《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03页。
(73) 《为接待美舰如仪并本日开行等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二日，档号：2-04-12-034-0958。
(74) 《为贝勒毓朗等人二十二日到京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档号：2-04-12-034-0998。按梁敦彦请假回广东，未随行返京。
(75) 《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05页。
(76) ［美］查尔斯·威维尔：《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张玮瑛、李丹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第47—64页。
(77) 《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1908年6月14日），郑曦原、李方惠、胡书源编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42页。
(78) 沈祖宪等：《容庵弟子记》卷四，文星书店，1962年影印本，第29页。关于袁世凯联美制日政策、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与袁氏遭罢职关系的进一步讨论，参看崔志海《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李永胜《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事件新论》，《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
(79) 《说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36-1、225-37，转见陈肖寒《晚清政局中梁敦彦之进退》。
(80) 德国政府而后指示驻美大使斯特恩博，“促美国政府注意这件事”，寻求“保障我们在中国同样经济利益以对付协约国的优越地位的一条道路”的可能性。《驻北京公使雷克司伯爵上帝国首相布洛夫公爵公文》（1907年7月4日）、《外交大臣齐尔绪基致驻华盛顿大使特恩博男爵电》（1907年9月15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孙瑞琴译，商务印书馆，1960，第20、23页。
(81) 《驻北京公使雷克司伯爵上帝国首相布洛夫公爵公文》（1907年12月7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33—38页。
(82) 《驻北京公使雷克司伯爵上帝国首相布洛夫公爵公文》（1907年12月7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33页。据德国公使雷克司的对梁敦彦的印象：“他是袁世凯的亲信人，在政治上是一位爱国志士，有名望的人物。”同上书，第45页。
(83) 德使雷克司1908年2月28日报告：“在我与前任总督、现任大学士和会议政务大臣张之洞会谈青岛学校计划结束时，他自动地提起一个中德协定的可能。……张之洞的谈话，以复述他认为中德间有更密切的关系是极所希望的为开始，且政府中其他权威人士也有同样意见。美国的参加是绝对必要的。因此中国将先向罗斯福提出。”参看《外交大臣许恩致华盛顿大使特恩博男爵》（1908年3月21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45页。
(84) ［美］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孙瑞芹、陈泽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12页。
(85) 《外交大臣许恩致华盛顿大使特恩博男爵》（1908年3月21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45—46页。
(86) 《驻北京公使雷克司伯爵致外部电》（1900年8月），《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48—49页。
(87) 《华盛顿大使特恩博男爵致外部电》（1907年11月8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30页。
(88) 沈祖宪等著：《容庵弟子记》卷四，第27—28页。
(89) 《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1908年6月14日），《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第145页。
(90) ［美］韩德：《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项立岭、林勇军译，张自谋校，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第215页。
(91) 关于日本邀请与接待大白舰队的经纬，参看川井裕：《外国軍艦の日本訪問に関する一考察：1908（明治四十一）年の米国大西洋艦隊を対象として》，military history studies annual（14），2011年3月，第71—100頁。
(92) 参见朱卫斌：《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困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第177页。
(93) 李恩涵：《唐绍仪与晚清外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期，1973年5月，第119页。日本方面对唐使团行动之观察及评论，可参照《義和団事件ノ賠償金減額ニ対シ清國ヨリ米國へ謝礼使派遣一件》，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記錄·5門軍事·3類暴動及内乱·2項外國，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8090203900。
(94) 近有学者提出新解：“在中国问题上，用美日协议取代中德美联盟，美国政府、清廷在一定程度上都能接受。学术界多认为唐绍仪赴美主要使命是建立中德美同盟，而美日换文导致这一使命的失败。但事实上，美日协议对清政府而言，远胜于中德美联盟，算不上是清政府的外交失败。”参看李永胜：《1907—1908年中德美联盟问题研究》，《世界历史》2011年第4期。然而，美日协定的客观效应如何，与清政府外交实无关系，“权”非操诸己，“势”亦只能被动接受，从这两方面看外交，绝无任何“成功”可言。
(95) 《驻北京公使雷克司伯爵上帝国首相布洛夫公爵公文》（1908年12月15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51页，注2。
(96) 《驻北京公使雷克司伯爵上帝国首相布洛夫公爵公文》（1908年12月15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卷，第49页。关于三国联盟运动中的德国因素，可参看小池求：《20世紀初頭の清朝とドイツ》第4章《東アジア協商体制の独米清連携構想》，勁草書房，2015，第141—184頁。
(97) 《馀痴生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9册，第610页。按抵厦门之初，停泊该港之德舰炮鸣二十一响以为欢迎礼，毓朗即知“概西洋对皇族礼也”，并指出：“初，中土不尚西礼，无鸣炮之举，李傅相以北洋大臣侯爵出洋，舌人索鸣二十一炮礼，遂沿成定例。至是，闽督至，德军舰问欢迎炮数，翻译以此礼答之，德人不可，遂以二十一炮礼迎余，以十九炮礼迎梁尚书，即止。此亦中国不明白规定之过也。”又，时厦门赴菲律宾华工遭歧视，有回国探亲期限过短、返菲时体检严苛等诸多不便，毓朗时应厦人之请，前往鼓浪屿美领馆，“商美领事更张之”。均见《述德笔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1卷，第102—104页。
(98) 孟森：《美舰篇》，《孟森政论文集刊》（上），第193页。
(99) 松寿事后奏称：“此次美舰抵厦，连日宴饮款待，不仅官界联络得法，即军学绅商各界亦极踊跃欢迎，故自美提督伊摩利、施罗达等以至各军舰士官水师数千人，均能倍极欢忻，佥称接待该舰以我国为最优。”《为可否保奖接待美舰出力人员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八日，档号：2-04-12-034-0990。
(100) 《为绅商各界定于初十日公请美舰官兵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八日，档号：2-04-12-034-0938。
(101) 《为美国舰队已抵厦门望密知各界电达欢迎之意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六日，档号：2-02-12-034-0272。
(102) 《为已遵发各电共表欢迎美国舰队之意事》，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八日，档号：2-02-12-034-0281。
(10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第11册，第220—221页。
(104) 蒋廷黻：《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自序》，《中国近代史研究》，里仁书局，1982，第14页。
(105) ［美］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1959，第556页。
(106) 较晚时期的美国中美关系史研究，已驱除了洋溢在早期著作中的那种自我良好的感觉，而致力于检讨中美之间所谓“特殊关系”的真实内涵。除前揭韩德著作外，可参看［美］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主编：《美中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该书对话的主要对象为美国与东亚关系研究中由泰勒·丹涅特—格里斯沃德（A．Whitney Griswold）所建立的史学体系。
(107) 清人翻译外来名词，非以官话音为标准，而据译者籍贯不同，常以方音译之。闽方言素以语音复杂难懂著称，厦门话又是极特殊的一种，几乎自成一语音系统。参看罗常培：《厦门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
(108) 马幼垣：《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上册，中华书局，2013，自序，第Ⅻ页。
(109) 并非军人的严复只因“为数量相当的存世文字中却难找几句与海军相关的话”，即被拉来陪绑，被指责为前述种种“病症的化身”（下，第133页，注221），似更冤枉。关于严复的专业军事素养，皮后锋持论较为平正，参其《严复的海军理论素养与实践能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9期。
(110) 钱锺书：《休谟的哲学》（1932），《人生边上的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