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都宫日记所见之钱恂言论
前揭孔祥吉论文首度向国内史学界披露了宇都宫日记中有关张之洞的记录，并且认为：“宇都宫太郎日记的发现，为我们探索张之洞庚子年独立称王的内心世界，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这一冲击力十足的研究结论启发了后继的思考。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将宇都宫日记放到较为完整和准确的历史语境中来解读。关系张之洞“独立称王”的关键叙述出自两段日记，1900年6月28日条记：
当夜在仲之町与钱恂会面，谈及时事，其间平岩代为通译。钱恂有谓：张等曾言，若天子一旦蒙尘［多半至长安］，清国将处于无政府之境地，届时南部二三总督互相联合，于南京建立一政府，实乃不得已之事云云。(84)
所谓“天子蒙尘”，在文中为假设，其时尚未发生。参考旁注“长安”，我们很容易联系到两宫西迁的传闻；“无政府”，盖指顽固权贵挟宫廷迁逃后的境况。应予注意的是，此新政府由“南部二三总督”联合而成，非张之洞一人所为，亦非其主导；再则建立地点在南京，而非武昌。仅从字面看，也推导不出“独立称王”的蕴意。
再查当时事实，华北战局已开，清廷谕令各省督抚“招拳御侮”，张之洞等人认定两宫受“拳党”胁迫，政非己出，因而宣称“矫诏不理”，亦“无义民可恃”，并联合南方数省份与各国驻上海领事议定“中外保护”。(85)而钱恂本人第一时间也曾向张之洞提出“救危之策”如下：
闻董军攻使馆，内乱亟。救危之策，舍暂保南省，无别法。星使劝帅亟密商江、皖、苏，各派亲信重员一二人集金陵，筹定乱、抚外、保江海诸策，稍存政府规模，俾各国知我尚未瓦解。倘办理得法，各国相认，冀可保全。此策是联各国，肯认即是助，请钧度。(86)
所言南方各督抚“筹定乱、抚外、保江海诸策”，正与“互保”之义符合，对照宇都宫所引钱恂语，指向极为接近，含义模糊而易引起歧义的，只在于“政府”二字。
无独有偶，钱恂对宇都宫所说的话，在同一时期近卫笃麿日记中也有近似的反映。6月30日，东亚同文会在东京召开评议员会议，会后近卫有如下记录：
田锅汇报与钱恂的谈话的情况。田锅说，钱恂极得张之洞信任，近来频频通电，传递其意。钱恂所持如光绪帝应复位、刘李张有必要联合等说法，应为可信。张之洞也未必无此意见。
田锅安之助引述了钱恂的说法，其中提及东南督抚有必要联合的现实做法，也透露了拥立光绪复辟的激进目标，田锅有保留地认为“可信”，但对张之洞是否持相同意向却并不确定。此次评议员会议讨论热烈，近卫笃麿虽有所动，但最后没有形成新的决议，只是强调了“将来无论如何有必要与支那有力者保持联络，此为我会根本方针”(87)。几天后，近卫在寓所会见了来访的钱恂。7月5日记：
今日钱恂来访，陈说南方诸督抚对北京政府举动甚为不满，刘（坤一）、张（之洞）之结合近时日益紧密，李鸿章也意见相同。三者若结为一体，其势难敌，必可采取同一步调行动。余言，热望南方之结合愈益巩固，同文会若可尽斡旋之劳，请明白示知，本会决不辞一臂之力。并请向张总督传达此意。(88)
钱恂来访的时刻正值“东南互保”交涉的敏感阶段。朝廷宣战谕旨已传到南方，使馆被围、德使被戕的消息也先后得以证实，上海一地群情震动，交涉因而转入窘境。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互通声气，先后声明不论北事如何仍照原议办理，负责交涉的盛宣怀等人据以为凭信，向外国公示。(89)如此“三大帅宗旨均属一律”，议约交涉重入轨道，这正构成钱恂所谓“同一步调行动”的背景。
再来看宇都宫日记第二段叙述，7月6日条记：
钱恂至公所来访，言及张之洞或会设立新政府，目前当务之急乃是厚置兵力。(90)
张之洞欲“厚置兵力”的来龙去脉已详前文。其对日本寄望殷切，故向钱恂交代：“鄂弹无药，沪局亦缺，大局沸腾，事变难料。鄂无强兵，岂能存立？联如何联，助如何助？速筹之。”(91)钱恂在东京实际充当了代办人的角色，但在传话的时候却有自行发挥的嫌疑，细绎上文，“或会设立新政府”并不是张之洞本人之语，而更接近钱恂个人心态的吐露。
那是不是张氏生性谨慎，只将机密语对亲信人道？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湖北有一电致钱恂云：
大局难料，欲存中国，总须慈圣安稳为第一义，不然中国断不能久存矣。(92)
这是庚子事起后，张之洞袒露其政治立场的一份声明。钱恂为张氏心腹，来往私电多涉机要，直露心迹，无须讳饰，同时他又在东京担纲交涉，与日本朝野政界要人多有往来，张之洞做此表示，自不乏借其渠道向日方传声的意图。至于张之洞与那拉氏的特殊关系，向来特为人所注意，论列已夥。(93)在庚子事变高潮期，张之洞还致电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通篇文字全在为慈禧太后开脱，电末重点申明“盖我中国尊敬两宫，并无异视，亦望各国于我两宫均必尊必敬，则中国人心不至为所激动，各国见闻不至为所荧惑，祸乱之端或可稍戢”(94)。北京城破前夕，张之洞在致钱恂密电中，仍念念不忘驳正“归政”话题，嘱其向日本政界当道者说项：
请密问伊藤、青木，假如各国之意，中国若能迅速妥结后，断不强请归政，但令中国力除旧弊，行实在有益之政，并言明不用康、梁，各国若允，中国必深感日本之厚谊，事事易商。如此固可保全中国宗社亿兆生灵，于各国亦便，日本更有大益。不然各极兵力，荼毒中华，各国不死一人乎？日本尚能多得大陆之权利乎？可斟酌问之，盼复。再，沪电俄据山海关、营口，确否？如此两处为俄踞，亚洲无望矣。急甚。并探复。(95)
孔祥吉论文提出新的一种解释，认为张之洞宣扬拥护慈禧、维持两宫只是其“公开的一面”，他还有另一面，“即暗中默许自立军人物在他的管辖范围内大肆活动”，心存侥幸心理，欲借重其为“实现自己政治梦想的工具”。且不论张之洞维护慈禧不止于“大张旗鼓”地做表面文章，而且曾通过在日代表密电周旋；也不论所谓张之洞对唐才常自立军采取“若即若离、模棱两可”的态度，因本系心证，原可以见仁见智。(96)此处只针对一处关键事实做出订正。秦力山率先起事在安徽境内，事发次日湖北就已得到消息(97)，此后一直处在严密关注状态，及起义被镇压，张之洞得知结果后大感“欣慰”。(98)不晚于七月二十四日（8月18日），张之洞已经在其湘、鄂辖境内广泛布防，“设法掩捕”牵涉保皇会的“匪党”。(99)二十七日（8月21日）晚，唐才常在汉口的起义机关被英租界当局和清政府联合破获，自立军起义失败。(100)
另外，不应忽略的还有当时信息传递的技术条件。宫廷西逃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南北隔阂，来自中枢的消息完全中断，南方督抚只能通过间接途径追踪两宫行迹，而北来探报往往捕风捉影，虚实莫辨。前揭张遵逵、李细珠等人论文，都特别注意到镇压自立会的时机，当时张之洞并不知道慈禧政权安然与否。现可查实，张之洞确知那拉氏一行离京逃往太原消息，不早于七月二十九日（8月23日）。(101)从简单的时序排比可知，所谓“杀害唐才常不迟不早，是在他刚刚获悉慈禧政权没有被摧毁的消息之后”的说法，不能成立。
最引起争议的仍然是“新政府”的话题。李细珠已专门辨析了晚清文献中“政府”的含义。庚子事变后，驻日公使李盛铎有推荐张之洞“入政府”之议，所指显然为入值军机处，与孔文所言日本政府“曾有计划提出让中国成立一个由张之洞组成的新政府”大相径庭。联军入京后不久，日本外相青木周藏率先提议加派江、鄂两总督为和谈代表。(102)李鸿章据以入奏，清廷随即应允，着令“刘坤一、张之洞随时函电会商”。(103)张之洞曾向钱恂吐露了受此任命的真实感受：“鄙人与议，实多为难。然国事至此，岂能推诿？外部所谓‘不必与各使面商’者，想系谓两人须仍在本任，不宜离开，此层甚要。假如刘、张离江、鄂，则长江大乱，大局变矣。望婉询前途，速复。”(104)事变之后，日本政府寄望于清朝内部政治换血，企图施予影响，驻日公使李盛铎欲就此发挥，推荐张之洞入枢。张氏的反应则一如既往小心谨慎。他反对“入政府”的理由，不仅有顾全地方的恋栈心情，也有对深入危地的潜在恐惧，尤其是后者，当时那拉氏左右“拳党”尚未肃清，曾经主持“东南互保”与政府立异的张之洞，无论如何是不敢“冒昧前往”的。故“骇极”之下，“千万叩头”求罢此议，绝非张之洞故作姿态。(105)复按其致钱恂密电，切嘱向青木周藏、伊藤博文等日本政要传达之意，也不外如此：
顷见日本国书言，如果切望平和，宜须明降谕旨，断不举用守旧顽固之人，亟应简选中外重望有为者，派为大臣，另立一新政府，并望不幸陕西，即回北京，而表自觉开罪友邦之过实据，则各友邦岂有不允议和之理，等语。后两条，即回京、表开罪，姑不论。第一条，简重臣、立新政府，显然意在鄙人。朝廷固未必照办，设或允之，遽行宣召，不惟长江必乱，大局立变，前功尽弃，且拳党尚蕃，仆两次与合肥联衔攻首祸诸人，又与疆臣联衔攻董，可惜申枨持柄，郿坞增营，焰均甚炽，积怒已深，若冒昧前往，必受其害，务望托青木诸君，设法迅速婉达伊藤，此时总以不离鄂为妥，中外有益，千万要紧，若北上议事，先抛荒鄂事，亦属万万不可，总以在鄂亦得与议为妥，盼复。(106)
张之洞奉命参与和议后，最操心的一件事情仍然是“归政”问题。和谈之初，列强为惩罚清廷，欲排那拉氏而推光绪帝归位，此事未见明文，但传言一度甚嚣尘上。几乎就在张之洞拒入军机的同时，他又用“万急”电授意钱恂，令托日人从中排解：
密。各国议论，能不说到归政否？若肯不提此节，诸事易了，德亦无从生波，日本若能向各国排解，则真见亚东交谊，中国铭感不忘矣。将来将此情节上达，于邦交大有裨益。祈密速示复。(107)
就张之洞“顺后意”的基本政治立场而言，既往研究实较少异议，毋庸再多举证。此处值得关注的，反倒是钱恂的见解。他在前述对宇都宫或近卫的言谈中，已经透出倾心于“新政府”或“复辟”意态，而对于张之洞念兹在兹的“断不强请归政”却不以为然，在私下致友人信函中不假掩饰地语露讥诮：“亲政一层，南皮电弟托阻止者约七八次，南皮真忠臣也。”(108)
在庚子语境中，以“新政府”寄望于东南督抚者绝不止钱恂，其挚友汪康年即为同调中人，而曾经将类似言论诉诸行动者另也不乏其人。当时主流舆论基本不以刘坤一、张之洞与北方朝廷立异为错，因政府被顽固党人把持已不复有合法性，其不满者恰在于主持“东南互保”的地方督抚独立得不够彻底，不欲或不敢“剿拳匪劾政府”。相当数量的趋新士绅（一度包括后来趋向激烈革命的一派）的主要关怀之一是推动以地方大吏为主导的地方独立运动（在是否“尊王”上又有观念差异），而背后或隐或显都有外国势力的渗入。当时，无论是钱恂身处东京所感受的政治空气，还是与友朋函电往复中不断被强化的国内舆论，似乎都支持他做出某些出位的事情。反观张之洞，对此也已有所警觉，去电钱恂时有言“足下言语尤须格外谨慎，切嘱”，已见强烈的约束意态。(109)宇都宫日记所见钱恂之言论，基本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