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士”与“离心”：庚辛之际趋新士人的时局因应
——偏于“言”的部分

有一个残忍的西方才子，以一种过分简化的口吻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马克西姆重机枪，而他们没有。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时代：1875—1914》

“总要改革才好。但改进最快的还是火与剑。”⁽¹⁾这句话很适合用来解释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每次都是因为战争而深入：鸦片战争促成了最初一部分人开眼看世界，第二次鸦片战争促成了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促成了北洋海军，中日战争促成了大变法。⁽²⁾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亦为战争之年。这是奇怪的一年。新世纪开启之际，一种以帝国主义驱动的全球化正蔓延而来，清朝政府却恬然以空前保守的面目示人，当千万拳民的洪流在华北土地上席卷，似有时空错置之感，蓦然回首，距离鸦片战争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了。历史导向了一场以一敌八的匪夷所思的战争，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当北方战事方兴之际，东南各省宣布中立，演出一幕与列强议约互保的活剧，统一版图下的南北分野，意志与行为的双重落差，内外有别而终于打成一片，历史以一种诡异且纠结的面目呈现出来。待事变尘埃落定，清政府选择改弦更张，“新政”和“革命”成为清末十年的政治主题词。梁启超（1873—1929）在八国联军之役翌年写道：

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反动之潮，至斯而极，过此以往，而反动力之反动力起焉。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紧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³⁾

从戊戌（1898）到庚子（1900），一系列政治风波前后相继。今人回顾历史，已经可以看到南北朝野之间势力的分化组合，鼎足而三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北方拳变、东南互保和勤王运动局面的出现，正是那一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演化的产物”⁽⁴⁾。的确，庚子前后，清朝历史已经清晰显现出政治版图的分化，并为更为长远的走势埋下伏笔。美国学者芮玛丽（Mary Wright）在考察辛亥革命背景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历史上没有哪一年能像1900年对于中国那样具有分水岭般的决定性意义。”⁽⁵⁾用一种连续性的视角看，庚子事变以一种最极端的方式，集中展示了清朝政治外交的意义与局限。1900年是一个终结，也是一次总结。

“新党”之名由甲午战争催生，借变法维新而起，因庚子事变而显。事变期间，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区域有一批士绅空前活跃，他们不仅介入“中外保护”的酝酿策划，而且对时局走势多所谋划，在观念与行动两个层面均有表现。这批人物或为直接为地方督抚服务的幕僚，或为地位相对超脱的赋闲绅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具有功名，由清流变身新党，曾为戊戌强学会中人；又有一部分为口岸知识分子，本身操持报业、工商等新式产业。不少人在后来列名中国国会，如果将他们大致归类为趋新一路，似不算大误。鲁迅（1881—1936）注意到：“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⁶⁾罗志田揭出这里的“群”是指士大夫，而一些封疆大吏与士人的看法相类，“东南互保”局面的出现，就是那些曾在清廷与太平天国之间选择了前者的疆臣，这次却在清廷与列强之间选择了中立所致。⁽⁷⁾杨国强尝以冷峻的史家笔触指出：“庚子年间长江流域的‘东南互保’虽然旨在‘留东南以救社稷’，而由此形成的南方颉颃北地，则显然地昭示了三十年新陈代谢之后的分化与分野。”⁽⁸⁾刘学照留意到庚子年间上海报刊时论中凸现出的以往所罕见的“东南意识”，对至尊的清廷来说，带有一种“抗命”的特征，唯又加但书，以为这一话语的主流“还是在‘延宗社’的框子里做文章，它对当时清朝统治的‘向心力’仍大于‘离心力’”。⁽⁹⁾

本文关心的问题在于，如果说当时趋新士人与封疆大吏存在某种共识，那么所“相类”者的内涵是什么？边际在哪里？在总体上以“抗命”为特征的政治选择中，士人如何摆放“社稷”与“列强”的位置？在绝非铁板一块的趋新士人内部，对于时局的观察及因应策略，有着怎样的分化与分野？在庚子年这样一个具有转折意味的年份，当时士人的思考承前者、启后者又分别为何？本文相对偏重对观念和言说部分的考察，而实际上欲处理上述问题，不仅要把研究对象视作观念人，同时也要视作行动人，并注意其运思和发言的外部结构，即语境。也即是说，观念部分的讨论必须结合大量政治、外交及社会层面的史实重建工作。西谚云，从一颗沙砾可以照见海洋的形状。今日重新检讨故事，不在于执着某一事情本身的得失，或加诸事情之上的毁誉，更想探听一般历史的消息，真实触摸在事件的暗礁周旁流动着的海水方向，故尽量做一些溯源探流的工作，以为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