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刘、张诸情节

二、游说刘、张诸情节

（一）沪宁之间——沈瑜庆事迹钩沉

交代赵、何、盛等人在沪会商“互保”事后，《纪实》谓：

即定议由其分电沿江海各督抚，最要在刘、张两督。刘电去未复，予为约沈爱沧赴宁，再为陈说。旋得各省复电派员来沪。盛即拟约八条，予为酌改，并为加汉口租界及各口岸两条，共成十条，并迅定中外会议签约之日。（第290页）

江、鄂两处接盛宣怀来电后，各自反应稍异，比对复电时间，张之洞次日即复允，而刘坤一则几乎拖了两天时间，⁽⁴²⁾与文中“刘电去未复”情形正合。所谓“予为约沈爱苍赴宁”一节，是指赵凤昌出面，特别联络沈瑜庆，约其代为劝刘的故事。⁽⁴³⁾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保留了一段掌故，记赵凤昌口述此事，颇有生动的描述：

老人为予言，是日为六月某日，为星期六，时由沪赴宁必以轮船，星期例停开，涛园方以道员在岘庄幕府，诇其回沪宴集，亟走访之，尚记座客有陈敬余（季同）⁽⁴⁴⁾，以人多不敢言，捉衣令着，纳车次，热甚，汗如洗，默无一语，到盛处，始详言之，即请下船诣南京劝刘。至涛园如何促岘庄，遂不能知，要其在幕府有大功则不妄也。（第293页）

沈瑜庆为沈葆桢子，以江南候补道先后“委办水师学堂、宜昌盐厘局”，甲午战时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延聘入幕，“兼筹防局、营务处，时与日本抅衅，调军食，治文书，日不暇给”⁽⁴⁵⁾。刘坤一回任两江后，沈继续在江苏留用，为刘幕重要成员之一。翁同龢尝评价其人：“识略极好，且有断制，不愧为沈文肃之子。”⁽⁴⁶⁾庚子年，沈以道员督办吴淞清丈工程局。其人工诗，与海上官绅文士多所酬唱，并常往返于沪、宁之间。

赵、盛约沈劝刘，文中作“六月某日”。查照《愚斋存稿》，此事实际发生在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约去电建议“东南互保”稍后，盛宣怀复致电刘坤一如下：

霭沧今晚赴宁，请速定东南大计。⁽⁴⁷⁾

沈瑜庆乘坐当晚轮船，前赴南京。张謇日记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条记：

蔼苍来，议保卫东南事，属理卿致此意。⁽⁴⁸⁾

可证沈到达南京后，偕同刘幕中人就“东南互保”事展开游说。稍后，沈又被派为两江代表回沪，参加中外会议，与领事商订保约。⁽⁴⁹⁾沈子成式作《沈敬裕公年谱》，对谱主在庚子年的事迹也有记述：

五月，拳匪乱作，北方糜烂。公与武进盛愚斋宫保宣怀以东南半壁，华洋杂处，万一有变，盐枭土匪，借以为机，全局不堪设想，宜与外人订约，租界内地，各担责任，俾宵小不得滋事，东南乂安，足以补救西北。遂电武昌，并入宁面陈，于是东南互保之约成。又代表忠诚莅沪与各国领事定盟。⁽⁵⁰⁾

复按《寿新宁宫保两绝》，其一云：“平戎仲父忧王室，荐士梁公感旧京。痛定若思茂陵策，故应险绝念平生。”⁽⁵¹⁾即咏“东南互保”事，后两句可见当时刘坤一尚有犹疑，而沈力劝，故谓“险绝”。陈三立所撰墓志铭称：“拳匪乱，东南互保之约成，公首奔走预其议，补淮扬海兵备道，护漕督。”⁽⁵²⁾沈瑜庆得授淮扬海道，如诗中所谓“荐士梁公感旧京”⁽⁵³⁾，可证其言之甚力，故刘坤一感激而予以保荐。当年夏，严复由天津避祸南下，与沈瑜庆会于沪上，后作赠诗，其自注云“庚子东南互保之约，君实发其议”⁽⁵⁴⁾，亦多推许之情。

此外，沈瑜庆对“东南互保”的贡献另有一端，多不为人知，即劝嘱刘坤一收容避战南下的北洋舰队，避免加深当时业已严重的中外间的相互不信任。北洋海军没有参加大沽之战。战斗发生时，主力舰队正在山东登州、庙岛一带操巡。大沽炮台失陷后，北洋舰队失掉了统帅，而朝廷意向不明，下一步如何行动成为悬念，为避联军锋芒，山东巡抚袁世凯极力促其南下。于是，海军主力由“海天”舰管带刘冠雄、“海琛”舰管带林颖启带队，转舵驶往上海。北洋舰队此行本意在于避战，但抵泊吴淞港后，却造成一个意外的后果——上海租界侨民视此为战争信号，引发集体恐慌。⁽⁵⁵⁾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就抓住了这一动向，以此作为动员本国增派兵舰的理由。⁽⁵⁶⁾正在上海筹议“东南互保”的盛宣怀等人也明显感受到压力，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向刘坤一去电称：

北洋各兵轮来言，接余道照会，各领事商嘱移泊吴淞口外，以免洋商误会。沈道则请驻江阴，又恐鉴帅在江阴饬炮台放炮，则兵轮必危。拟请电余道明告领事，断无他意，如必欲移泊淞外，亦无不可。⁽⁵⁷⁾

各国领事见停泊本港的北洋舰队距离租界咫尺之遥，深感威胁，通过上海道余联沅要求各舰驶离上海，或移泊较远洋面。“沈道”，即沈瑜庆，其意见更为直接，请将北洋各舰转移至江阴驻泊。“鉴帅”，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时驻苏州，因外国军舰入江，计划赴江阴以武力拒阻。

查沈瑜庆生平，与海军颇有渊源。其父沈葆桢（1820—1879）为南洋水师的创办人，其本人在甲午战时供职两江营务处，为张之洞献策，对战败南奔的水师将吏“分别留置，使自效”。至庚子变作，再次建言于刘坤一，故陈三立为作墓志铭，对“两收海军余烬，稍保聚于南纪”的功绩大加褒扬。⁽⁵⁸⁾《沈敬裕公年谱》录有庚子年沈瑜庆致刘坤一的一封电报，透露了北洋舰队南下一行的许多细节，里面提到：“据海琛管带林参将颖启面称，在烟台途次奉东抚袁三次电云，大沽炮台已与各国开衅，属兵船速南行，等语。……海琛、通济本日已进口，泊下海浦。海天到吴淞，海筹、飞鹰、复济明日可到。”⁽⁵⁹⁾该电韵目作“宥”，知发电日期在五月二十六日（6月22日），言及南下军舰包括“海筹”“海琛”“海天”“复济”“通济”“飞鹰”六艘，其中三艘在当天已经抵沪。同一电报还建议如下：

此数船所值不赀，本日此间又有据炮台及制造局之谣，愚见不如饬令驻扎江阴，以壮南洋门户，可收将来之用。……事机间不容变，请公与香帅合力主持饬遵。

沈瑜庆注意到当时流行的外国将占据吴淞炮台及上海制造局之“谣言”，主张由江、鄂两督饬令北洋舰队转驻江阴，实出于保存海军实力的考虑。至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南下北洋舰只已全数抵沪，沈瑜庆再次呼吁：

现存各船不足御各国，靖匪则愿竭其力。团匪召外衅、杀无辜，得罪天下。可否布告各国：请暂作壁上观，中国水师情甘剿匪。如果不效，再请协助剿匪。即所以自解于各国也。⁽⁶⁰⁾

刘坤一依议而行，调北洋舰队驶离上海，开赴江阴。这一措施也受到租界当局的欢迎。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向外务省报告说：

刘坤一已下令目前碇泊本港之北洋舰队向江阴转移。此一措施大获本地民众赞赏。⁽⁶¹⁾

除上述六舰外，不久北洋水师帮统萨镇冰也率“海圻”舰南下，一并开往江阴驻泊，加入“东南互保”的行列。有研究者认为：“就海军而言，这是它第一次不执行朝廷命令，在某些实力人物支持下，擅自行动。”⁽⁶²⁾刘坤一入奏覆陈“筹办防务情形”，提及“一面调集各项兵轮、雷艇、蚊船，暨北洋驶来之海圻、海筹、海琛、海天、复济、通济、飞鹰七兵舰，分泊江阴等处，俾收水陆夹击之效”。⁽⁶³⁾在这里，他是把北洋水师的临时安顿当作布置江海要隘防务的业绩来叙说的，当然隐去了迫于压力而为之的内情。这一性质模糊的行为当时部分化解了外人的质疑声音，为“东南互保”的成功增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筹码，事后也得到了朝廷默认。盛宣怀出奏奖叙“在沪出力华洋官绅”，沈瑜庆亦赫然在其列：

吴淞为上海门户，彼时各国兵轮于吴淞口外鳞次栉比，兵轮水手不时登陆，该员联络邦交，措置得宜。⁽⁶⁴⁾

（二）刘、张周边：幕僚表现

刘坤一、张之洞最终定议“互保”，多经曲折，而周边环绕陈说者不乏其人。按诸史书记录，或各自偏重，莫衷一是，或张冠李戴，难作对证。因此有必要一一列举，稍作厘清。

最为人所熟知的劝刘主力是张謇。张謇之子张孝若（1898—1935）为父作传记，涉及“东南互保”一节，便径以“为刘坤一定策”为题，且言：“刘公（坤一）到没办法的时候，每每找到我父和陈三立、汤寿潜、沈曾植、何嗣焜诸公去商量应付内外大局的办法。我父在这几个月里，在南京的时候很多，一回到通、沪，刘公催促之电又同雪片而至。我父亲帮他策划种种，先定保卫东南的大计，再商公推李相统兵入卫的办法。”⁽⁶⁵⁾《啬翁自订年谱》对“定策”一幕有过极具现场感的描述，后来引证者颇夥：

与眉孙、爱苍、蛰先、伯严、施理卿炳燮议合刘、张二督保卫东南。余诣刘陈说后，其幕客有沮者。刘犹豫，复引余问：“两宫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余曰：“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刘蹶然曰：“吾决矣。”告某客曰：“头是姓刘物。”即定议电鄂约张，张应。⁽⁶⁶⁾

文中“眉孙”，即何嗣焜，沈瑜庆（字蔼苍）、施炳燮（字理卿）、汤寿潜（字蛰先）、陈三立（字伯严），皆刘幕宾客。此段情节绘声绘影，交代前因后果则稍显简略。刘厚生撰有《张謇传记》，据此浓墨重彩大加发挥，称盛宣怀为难之际，何嗣焜举出两人，“请张謇说服刘坤一，赵凤昌说服张之洞”，并以急电将张謇由南通召至上海；又据前引《啬翁自订年谱》条文，进而解释“此条系张謇与何、沈、汤、陈、施五人在上海共同决议之意见，而由张謇一人至宁说服刘坤一也”，其后张謇于沪、宁之间两次往返、两次面说刘坤一，关于游说情景，传记内亦有大段对话式的细节描述。⁽⁶⁷⁾

刘厚生系张謇忘年交，一生过从甚密，但庚子时尚未侍事张謇近旁，所记并非亲见，只是糅合了张謇自述年谱和其他一些耳食的传闻，或有心为传主饰美，笔下不免虚构成分。也有学者不以为然，相信刘、张自主决断，所谓“说服”云云本系乌有，是“刘厚生的夸张”。⁽⁶⁸⁾不管有无承认张謇游说之功，两方面的说法其实都忽略了一个前提——细考史实可以发现——当时张謇本人正在南京。

据张謇日记，五月十九日（6月15日）由南通启程，次日抵南京，其后一直在当地活动，直至六月初四日（6月30日）离宁赴沪。⁽⁶⁹⁾庚子事变适于此时而起，张謇一直在考虑如何应对时变，充任刘坤一的谋士。《啬翁自订年谱》记：

五月，北京拳匪事起，其势炽于黄巾、白波。二十二日，闻匪据大沽口，江南震扰，江苏巡抚李秉衡北上。言于新宁招抚徐怀礼，免碍东南全局。爱苍至宁，与议保卫东南。⁽⁷⁰⁾

则“保卫东南”议论出台前后，张謇尚有另一建言，主要劝说幕主刘坤一招抚长江盐枭徐怀礼（徐老虎）。⁽⁷¹⁾章开沅指出：“张謇把招抚徐宝山看作于帝国主义达成‘互保’协定的前提条件”，所谓‘外应’就是策划“东南互保。”⁽⁷²⁾

查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张謇日记有“北信益警”语，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记录空缺，二十九日（6月25日）记：“蔼苍来，议保卫东南事，属理卿致此意。”⁽⁷³⁾日记空缺的数天，正是盛宣怀等人在沪酝酿策划，并去电江、鄂倡议“东南互保”的时间。如前引《张謇传记》所述，短短几天内张謇奔走于南通、上海、南京多处，两度游说刘坤一（行程记载并无明确系日），不仅就当时交通条件而言是一绝大难题，印证于日记，张謇之行也不可能由南通始，而其间有无离开过南京仍然悬疑。⁽⁷⁴⁾由于史料缺失，张謇是否到过上海难以确论，他与盛宣怀之间有无直接联络也无据可寻。考虑到张、何二人系至交⁽⁷⁵⁾，通款殷勤，最有可能通过此管道得到盛的授意；由沪返宁的沈瑜庆奉有使命，也会带来最新消息。可以肯定的是，五月二十九日，即刘坤一复电同意“东南互保”当天，张謇正在南京，并做过游说。此外，当时同在刘身边的施炳燮、汤寿潜、陈三立等人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所谓上述诸人在上海“共同决议”一说，显系错误。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的“碰头会”，各人只在当时所处位置上，为赞助“互保”各出了一份力。

陈三立，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原吏部主事，是维新变法的活跃人物，因政变株连，与其父同遭罢职，归乡息居。庚子四月，携家移居江宁，赁居珠宝廊。⁽⁷⁶⁾其与刘坤一时有往来，虽未正式入刘幕，但对时事多有建言。时在南京的刘景侨，与陈三立交密，对其庚子年的作为非常了解，事后记载：

予随交游三十年，有以悉其深。近游吴下，与参营幕，尤征其实。抑余尤服公独有以识微而见远。……庚子夏，北拳事起，即电请江督曰：“直东拳匪不剿办，将成流寇，不但各国借保护为名，因利乘便，内地伏莽，将闻风回应，变证百出，应接不暇，请密商政府，速图之。”此五月十日事也。阅七日而复有“事变如此，请密备北援”之电。戒日赴宁，即条陈十四事，首请密饬沪道，与各国领事会议，力任保护长江一带西商身家性命，以杜外人生心干预之渐。当时议论纷庞，予亦在座，颇滋疑虑，以亲爱故，恐其冒大不韪也。公谓非此不足以保东南大局，北省所为乃糜烂办法也。东南保护之约，造创宏大，而不知其发端于微，尚有人焉。⁽⁷⁷⁾

所谓“戒日赴宁”，据李开军考证，时在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⁷⁸⁾则尚在盛宣怀自沪来电之前，刘坤一幕府中人已有“保东南大局”的建言，而且“饬沪道与各国领事会议”的形式，也与后来实行者契合。刘坤一逝后，陈三立为撰神道碑铭，记“东南互保”事云：

盖公在江南，斡旋大计，与国为体，功泽所被，有不能忘。往者乱民既发难畿辅，二三亲贵，朋劫皇太后，骤与八海国抅衅，因诏各行省悉备战，势岌岌。公忧境土糜烂，国遂覆，痛哭而定东南互保之策，守盟约如故，江海晏然。⁽⁷⁹⁾

陈三立另作有《祭刘忠诚公文》，亦大力彰扬刘坤一在戊戌、庚子两大事变中所建功业，激赏其对内“驭控”、对外“旋斡”的手段，而将庚子肇乱者喻作“蛇龙之孽”，下笔辛辣，可见反感于那拉氏主持之政府，溢于言表。⁽⁸⁰⁾本年五月，陈三立借悼念亡友吴樵的文字，有对政治时局更为直截犀利的批评：“畿辅之变，义和团之起，猥以一二人恣行胸臆之故，至驱竖顽童，张空拳战两洲七八雄国，弃宗社，屠人民，莫之少恤。而以朝廷垂拱之明圣，亦且熟视而无如何。其专制为祸之烈，剖判以来，未尝有也。余意民权之说转当萌芽其间，而并渐以维君权之敝。”⁽⁸¹⁾下文还将叙及，陈三立瞩望刘坤一者实不止“东南互保”一端，在当时并未能完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汤寿潜与刘坤一并非旧识，只是事变期间临时参与了刘幕活动。⁽⁸²⁾约过十年后，汤本人对庚子年事尚津津乐道：“寿潜最顾外交，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下旬，东南互保，寿潜实为刘忠诚倡议。”⁽⁸³⁾乡人马一浮（1883—1967）为其作传记，谓：“庚子拳乱，召八国之师，国之不亡者，仅君往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定东南互保之约，所全者甚大，其谋实发于君。”⁽⁸⁴⁾文章指明传主谋划“互保”的形迹，确是少为人知的事实，但径推为首倡者，似嫌表彰太过。庚子事变前，汤寿潜应聘于湖州南浔浔溪书院，任山长，主讲经史、策论。⁽⁸⁵⁾考汤寿潜入刘坤一幕府之契机，乃出于盛宣怀直接推荐。本年五月间，汤在上海。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盛致刘坤一电称：

时局至此，公砥柱东南，统筹军国，须得忠亮宏达之士参谋左右，前青阳知县汤寿潜其人也。此君现在沪，公以为然，当代敦劝来宁。其人之详可问季直殿撰，乞裁示。⁽⁸⁶⁾

“季直殿撰”，即张謇，与汤素相善。⁽⁸⁷⁾刘坤一很快表示接纳，复电推许“汤君著作颇富，久闻其名，祈转致来宁为盼”⁽⁸⁸⁾。汤寿潜旋即由沪至宁，除担负游说之命外，还有其他表现。本年李秉衡奉命南下巡阅长江水师，义和团变作，闻英舰将入江，即由苏州赴江阴，欲以武力拒阻。赵凤昌《纪实》一文称：

李秉衡素偏执，不达外情，其时奉调北上，欲巡阅沿江炮台，江督刘虑其贸然与长江外舰开衅，密饬台官预将各炮炮闩取去，杜其逞愤。（第291页）

其记闻近谑。按，刘坤一闻警后，以为“力任保护，稳住各国，实委曲求全、保东南至计，而鉴帅意见未融”，遂电商张之洞会奏，“请饬李毋得干预防务，以一事权而免贻误”。⁽⁸⁹⁾其意在削夺李秉衡干预防务之权，可见维持“互保”、联手应变之志。六月初一日（6月27日），张謇记：“蛰先来深谈。”初二日（6月28日）续记：

蛰先谒新宁，新宁以甫闻德使被戕，京师焦烂，终夜不寐。与伯严定蛰先追谒李帅，陈安危至计。⁽⁹⁰⁾

张謇、陈三立、汤寿潜等人聚商，有意劝李秉衡以“安危至计”，免蹈北方政府之覆辙，也可视作应刘坤一之指示、落实“东南互保”的一环。复按《艺风老人日记》六月初二日条：“晚诣恽心云、张季直谈，晤汤蛰先、刘聚卿、陈百年。制军以招抚徐老虎事略见示，与季直上制军书，借小轮送蛰先追李鉴帅。”⁽⁹¹⁾则北行追说李秉衡，系张、汤等主动请缨。唯六月初三日（6月29日），李秉衡已由江阴北上，汤寿潜追说未及，旋即返回上海。⁽⁹²⁾

汤寿潜在南京停留时间很短，前后不超过十天。但他加入刘幕应该说是有备而往，表现也是不辱使命。张一麐（1868—1943）言：“时东南数省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与外人定保护南数省商教章程、保护上海章程，得以无事。奔走其间者为汤寿潜，文稿多出其手。”⁽⁹³⁾更有论者将他在庚子年的事迹，与其生平最为辉煌的领导浙江保路风潮相提并论，以为“保障东南之惠实不亚于浙路之功勋也”“当时汤寿潜见识，虽不独高于南中他人，而其任奔走、为说客，较他人为烈”。⁽⁹⁴⁾

施炳燮，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以监生随办洋务，久居刘坤一幕府，以主持水师学堂得力，屡蒙嘉奖，可谓最受刘倚重的洋务干将之一。⁽⁹⁵⁾区别于其他几位幕僚，或有科名家世的背景，或有文学撰述的特长，施可谓典型的“绍兴师爷”，纯以实干起家，勤于任事而严守职分，因此深得幕主信任。⁽⁹⁶⁾谙熟文案事务、后以整理张之洞档案闻名的许同莘，曾从施炳燮习幕府事，对其有很高评价：“会稽施理卿先生在幕府数十年，南洋交涉之事，一手擘画，不习洋文，而条约章程，研究独为透彻。……刘忠诚以庚子保护东南，辛丑参与和议，壬寅癸卯会议商约，其文笔议论，推勘入微，六通四辟，大率先生稿也。我经江海，仅见此人。”⁽⁹⁷⁾事过经年，施炳燮去世后，张謇作挽词悼念，仍不忘表彰其功：

光绪庚子拳匪之乱，东南互保议，倡于江南，两湖应焉。欧人称刘总督临大事有断，如铁塔然，虽不可登眺，而巍巍屹立，不容亵视，亦人物也。施君佐刘幕久，是役助余为刘决策，尤有功，亦为两湖总督张公所重。⁽⁹⁸⁾

论史者多谓刘坤一止一“粗才俗吏”⁽⁹⁹⁾，气质平庸，不想其晚年在政治上却屡有非凡表现，又有人怀疑其“才非过人”，谋略当不及至此，故作评论：“刘岘庄后半世，手眼声名，俱稍胜者，闻皆幕僚之力。”⁽¹⁰⁰⁾合上观之，就刘坤一定计“互保”而论，“幕府有大功”之说应为事实之一面。

至于张之洞方面，同样不乏异说。前揭《张謇传记》引述何焜嗣之言，“可请张謇说服刘坤一，赵凤昌说服张之洞”，又称“凤昌一诺无辞”，嗣后得张之洞复电，谓“即派辜鸿铭到上海办理此事”。⁽¹⁰¹⁾赵凤昌与武昌督署函电畅通，应属事实。《纪实》文称：

予即每日到盛宝源祥宅中，渠定一室为办事处，此室祗五人准入，盛及何梅生、顾庭缉、杨彝卿与予五人，负责接收京津各电报消息，有关系者，勿稍泄露，共筹应付，此即创议东南互保成立之事实也。（第291页）

按“宝源祥”，盛宣怀办公之处，其地在上海租界外滩，即民国时期之客利饭店。顾缉庭，即顾肇熙（1841—1910），号缉庭，江苏吴县人，同治三年举人，曾署台湾布政使，甲午战败后内渡，以士绅身份接任轮船招商局会办，庚子互保之役，“实与其议”。⁽¹⁰²⁾杨彝卿，浙江人，时供职于上海电报局。“互保”发起后，浙江省欲仿江、鄂办法，在沪参与中外会议，盛宣怀曾向浙抚建议“速派杨彝卿就近会办”⁽¹⁰³⁾。关于赵凤昌“说服”张之洞一节，则无由证明，至于亲身赴武昌面说，绝无此事。征诸《纪实》，对相关情节毫无所述，该文意在自我表彰，事涉重要而故意遗漏，似不可能。而辜鸿铭（1857—1928）奉派至上海办理外交之说，应属无稽——一则张之洞正式派沪与议的代表为道员陶森甲（1855—？），且此举系谋定而后动，时已在定计“互保”之后⁽¹⁰⁴⁾；二则辜鸿铭当时只是一督署洋文案，专务随同翻译，按其身份、地位不足以担当外交代表。⁽¹⁰⁵⁾

沈曾植是另一个屡被提及的人物。沈在“交涉”方面的才华，为张之洞所器重⁽¹⁰⁶⁾，但二者关系也有些许疏离处。⁽¹⁰⁷⁾据刘垣《张謇传记》：“（张）之洞当初颇迟疑不决，遂由张謇、沈瑜庆等公请沈曾植到武昌向之洞面陈。”⁽¹⁰⁸⁾王尔敏前揭文说，上海各官绅议定办法后，“武昌方面由沈曾植前往陈说”。⁽¹⁰⁹⁾其说未注出处，大约来源自刘书。沈曾植行迹究竟如何？王蘧常所撰沈寐叟年谱称：

五月，自里北征，而辇毂拳乱卒作，公停于上海主沈涛园，痛北事不可救，以长江为虑，与督办商务大臣盛杏荪、沈涛园、汪穰卿密商中外互保之策，力疾走金陵，首决大计于两江总督刘岘庄，来往武昌，就议于两湖总督张香涛，而两广总督李少荃实主其成，订东南保护约款凡九条，其后大局转危为安，乘舆重返，公之力为多。⁽¹¹⁰⁾

按此年谱，“互保”发轫之际沈曾植正在上海，后奔走于南京、武昌两地，多有建言。据郑孝胥（1860—1938）日记，本年五月十二日（6月8日）“沈子培自扬州来”；十四日，“谒广雅，留与子培、中弢同饭”。⁽¹¹¹⁾此后，除十六、十七日短暂到沪一行，⁽¹¹²⁾直至二十四日（6月20日），沈曾植都在武昌，与张之洞幕府中人共筹应变。郑孝胥时为芦汉铁路南段总办⁽¹¹³⁾，客张幕，而多与机要。十九日，闻“北方警报益恶”，有谓“如诸报皆确，则京师必亡，太后必将西幸，皇上其危矣，伤哉！自古亡国未有若是之速也”。其后两天，记载如下：

（二十日）夜，南皮召饭，商应办之事。余请力保汉口，于武昌增练兵令满万人。至二点始退。

（廿一日）南皮邀饭，座有子培、星海、中弢。是日，英领事见南皮，询何部署，南皮以保商务、靖内乱自任。夜既寝，南皮复来召，至二点乃出。⁽¹¹⁴⁾

所谓“英领事见南皮”，即英国驻汉口领事法磊斯（E．D．H．Fraser，1859—1922）奉政府训令，通知张之洞：“如果他采取维持秩序的措施，他将得到女王陛下军舰的支持。”⁽¹¹⁵⁾张之洞与刘坤一商议，迅速达成“力任保护，稳住各国”的共识，可与日记中“以保商务、靖内乱自任”之部署相对应。

至五月二十四日，沈曾植离鄂赴沪，借寓沈瑜庆宅邸。⁽¹¹⁶⁾六月，返归扬州。⁽¹¹⁷⁾按沈在武昌为时短暂，⁽¹¹⁸⁾回沪后，与沈瑜庆、盛宣怀、汪康年等人往来密切，必与闻“互保”事，张之洞后来定计，有其助力在焉。《清末沈先生曾植寐叟年谱》引述盛宣怀之语，谓“岘帅意识坚定，香帅则志尚游移，非子培为香涛所素服，犹未能速决也”。⁽¹¹⁹⁾

此外，岑春蓂（1860—1944）⁽¹²⁰⁾、梁敦彦（1857—1924）⁽¹²¹⁾、汪凤瀛（1854—1925）⁽¹²²⁾等人，皆当时张之洞在对外交涉方面的主要助手或参谋。张之洞接盛宣怀来电后，于五月二十八日（6月24日）晚连发数电，均与定计“互保”相关。⁽¹²³⁾复按郑孝胥当天日记：“夜，复入督署，商拟数电，至三点半乃出。”⁽¹²⁴⁾可旁证张之洞与亲信幕僚聚商筹谋并连夜复电的情状。次日，“帅命偕岑尧阶、梁松生诣英、美、日领事署，商保护长江事”⁽¹²⁵⁾，即派郑孝胥、岑春蓂、梁敦彦诸人分赴各国驻汉口领事馆，宣布中外保护之决意，欲先取得外部谅解。

综上，江、鄂决策“东南互保”之曲折过程，大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