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迎接“帝国的时代”
东南督抚终于还是选择和清王朝站在一起，以一种他们所理解的“权宜”或“折中”的方式扛过了庚子年的危机。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个人言，这或许是他们政治生涯暮年最可称道的业绩，然将眼光稍放远看，1900年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开启新政以“穷变”的清朝领导人知道“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169)的迫切，但以后知之明，作为变法主体的清政府同时正进入覆亡的倒计时。新政启动之初，张之洞宣示“鄙意以仿西法为主”，对变西法之不可缓、不可逆，说出了一段堪谓沉痛的话：
大抵各国谓中国人懒滑无用而又顽固自大，其无用可欺，其自大尤可恶。于是视中国为一种讨人嫌之异物，不以同类相待，必欲蹂践之、制缚之，使不能自立而后已。此时非变西法，不能化中国仇视各国之见；非变西法，不能化各国仇视中国之见；非变西法，不能化各国仇视朝廷之见。必变西法，人才乃能出，武备乃能修，教案乃能止息，商约乃能公平，矿务乃能开辟，内地洋人乃不横行，乱党乃能消散，圣教乃能久存。(170)
这段话可当作晚清士大夫整体自我否定的表征，也是中西文野互易的典型写照。约七十年前，蒋廷黻（1895—1965）检讨中国近代史，已意识到19世纪的世界一分成“东方的亚洲”与“西方的欧美”两个，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特殊时期”，他那震撼人心的追问迄今犹有余响：“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的话我们的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171)近代中国出现一个区别于“古代”的根本性转变，即国家目标的外倾，罗志田用“走向世界的新中国”(172)来表述这一趋向。时人认知的世界版图中，大致接受以强弱分文野的新标准，既然胜者为文明，被“列强”欺凌歧视的中国已偏于“夷狄”一边，“诸夏”已是欧美，出于这种心理，“进入”它那个世界显得更加迫切，也带来许多难以言表的苦衷。20世纪80年代，钟叔河整理出版晚清出使日记，即以“走向世界丛书”冠名，为之作序的钱锺书俏皮地反问道：“‘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173)中国人“走向世界”似为大势所趋，不可阻抗，只是如何定义那关键性的一步众说纷纭，(174)至少这不是一个瞬间完成的动作，而是持续的，甚或仍在进行时当中。而且，完成这个动作，既关系到行动主体取“被动”或“自觉”的姿态，也必须考虑为我向往的那个“世界”或“国际社会”是否准备欣然接受。今人有将“走向”的过程解释为“文明国化”的倾向，唯“文明国”既指具备国际社会完全成员资格（full member）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满足西方意义上的“近代”要素，(175)这一前提已经提示了“化”绝非一个单向的行为。
庚子后的中国固然无所逃于“世界”，但在“走向”的时刻，国人心态却有无数的曲折。在朝的张之洞寄希望于变西法“化各国仇视中国之见”，在野的梁启超已意识到新世纪的国际社会迈进“民族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当务之急应是培养在中国“犹未胚胎”的“民族主义”。他引用某位西哲语，揭露国际政治的惨酷现实：
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176)
面对奉行弱肉强食规则的“世界”，在“进入”之前如何求生存，这是许多中国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辛丑七月，孙宝瑄日记写道：“今日之欧西，待国内之人则文明矣，驯国外之人犹野蛮也。”(177)越一年后，“观饮冰室自由书”，他对梁启超前引西哲一语尤感戚戚，特别摘录，复加按语：“此数语，盖近日物竞世界中，万国交涉之公例。”(178)无独有偶，杨度文章中也专门引用过同一句话，他评论道：“今日欧洲各国之自为交，与其交于他洲之国，则二者之区别也。……今各国所施于我国政策，由瓜分主义，一变而为领土保全主义、门户开放主义。保全、开放云者，扶植我政府，命令我人民。……吸其精髓而遗其骨骼，其意愈恶，而其名愈美，其心愈狠毒，而其言愈慈祥。”(179)
帝国主义时代，“灭国”为天演公例。《辛丑条约》既成，清朝似逃过“灭国”危机，梁启超却不以为然，以为“灭国之有新法也，亦由进化之公例使然”——
昔之灭人国也，以挞之伐之者灭之。今之灭人国也，以噢之咻之者灭之。昔之灭人国也骤，今之灭人国也渐。昔之灭人国也显，今之灭人国也微。昔之灭人国也，使人知之而备之；今之灭人国也，使人亲之而引之。昔之灭国者如虎狼，今之灭国者如狐狸，或以通商灭之，或以放债灭之，或以代练兵灭之，或以设顾问灭之，或以通道路灭之，或以煽党争灭之，或以平内乱灭之，或以助革命灭之。(180)
北京使馆之围始解，时任议和顾问的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连续写了六篇文章，就中国问题发表意见，其中第一篇《北京使馆：一次全国性的暴动和国际事件》，讨论如何对待外国军队占领下的清朝，指出三个办法：瓜分中国、改换朝代和维持清朝统治。逐一分析之后，以末一个为最现实而有效的办法。(181)赫德此文即梁启超笔下译作《中国实测论》者，所列“分割其国土”“变更其皇统”“扶植满洲政府”三大善后处置案，末一案为“策之最易行者”。梁启超形容灭国新法“造妙入神，至是而极”，“故尤以扶植现政府为独一无二之法门”，正与时人指出“列强之亡中国也，视向者领澳割非，专恃强力者异矣，其用无形瓜分之手段，愈巧而愈密”(182)、“保全派无形之灭亡，更甚于侵略派有形之灭亡……中国灭亡之祸，不在有形、狼贪之侵略派，转危于无形、狐媚之保全派”(183)，是一个意思。对于列强对华政策在庚子前后的不同，进而有人分梳如下：
故列强对我之政策，庚子以前概用威逼，威逼者，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之意也；庚子以后概用恩诱，恩诱者，策其必死，而惟恐其不绝于吾之膝也。其用心有深浅之殊，其面目遂有狰婉之异。(184)
此处对列强用心之“深”的体悟，不仅表现在其“扶植政府”，亦适用于对待新党的态度。在野的新党人士寄望于“变”，且是“大变”，外国则偏爱于为其所用“稳定”与“合法”，两者诉求实存落差，尽管在事变的非常时期一度有过交集，但稍纵即逝。夏曾佑当时就预计到“新党见疾于西人，此是定理，和局若果成，必有大不便于此党人者”，而“尤为支那忧之，支那必为埃及、印度之续矣”。(185)从前相信“中西人程度之不同”、相信“西人虽偶失之躁，而不欲没真理，必白之而后快，若惟恐误人者”的汪康年，经历事变后亦有反思：“近人以忿于旧俗故，不免有过信外人之处，于是遇有国俗之不慊于怀者，辄谓外人必无是，见西俗之合于己者，又以为吾国必不能如是。”(186)至《辛丑条约》告成，中外权势合作的新格局建立，“新党”一变而为“乱党”，活动空间则愈发逼仄。时人对外国手段的灵活和自身处境的尴尬，做过颇到位的总结：
世变至繁，岂可逆料，自其常而观之，则其对我政府也，保存其对人民之主权，而削夺其对他国之主权；其对我乱党也，于空言则奖借之，于实事则遏抑之，使上与下永如今日而已。……惟养成其相怒不相下之势，而精持其或予或不予之机，离合操纵，使我自毙，遂晏然而享此殖民地矣。(187)
清末十年，海外革命派加入空前激烈的言论竞争，并渐据优势。广泛的反帝主题使义和团恢复名誉，排满革命的矛头则转向了清政府。被认为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个具有“革命倾向”的刊物《开智录》，最早在《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之前途》一文中宣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将西洋人的行为斥为“狰狞之恶鬼”“酷毒之猛兽”“强盗主义”“帝国主义之恶相”，要打倒帝国主义，“非高摇自由自主之旗，大鼓国民独立不羁之气，必不能”。(188)个中基调，与“改良派”的分野尚不鲜明。稍后《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一文谓“世界上最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者，莫如今日之所谓文明国也”，虽易“帝国主义”为“文明国”，而两者之不受欢迎，并无二致。其说较前不同者，在于排外不仅指向文明国，且指向清朝，“我国人日言外人之奴隶之耻，而不知为满洲奴隶之耻，日言外种，而不知排满洲之外种”；相应的，义和团运动一变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得到前所未有的表彰，其著有“功劳”，在于使国民“始知有国耻”，使列强瓜分势力范围之企图“未胆敢如前之猖獗”，由此，“扭转乾坤，开共和之善政，民权独立，扫专制之颓风，则此际之排外灭洋者为义和团，安知顺手倾满洲政府、大倡改革者非义和团耶？”(189)《开智录》虽然“专发挥自由、平等真理”，但“排外”与“排满”两种论调同时包含在内，按小野川秀美的解读：“无论如何，排外亦不限于外人之排斥，毋宁着重于排满。”(190)
排外与排满同时并举，如此情势下，清政府极易因外交不当流失合法性，与帝国主义的任何“暧昧”都会导致与初衷不符甚至相反的舆论反应。经过义和团事变，清政府在外交上改弦更张，旨在“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与各大国永享无穷之利益”(191)，但在国际权力格局中处于弱势，并不能掌握主动，良好企图往往适得其反，导致大面积地暴露传统外交方式的局限，同时外国势力在华权重进一步增强，此前较少出现的“侵犯内政”现象几乎变为常态，这种趋势持续放大，深刻改造了中外交往的面貌。(192)清亡后，有人总结说：
清之亡实亡于庚子，而非亡于辛亥，八国联军之后，一切内政无不牵及外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定律也，不可逃也。(193)
这一方面积毁而至于销骨，实不必待革命派的口诛笔伐。梁启超所谓“灭国新法”的最核心内容，即“但以政府官吏为登场傀儡，而列强隐于幕下，持而舞之”，他无法不怀疑：“政府者，外国之奴隶，而人民之主人也。主人既见奴于人，而主人之奴，更何有焉？”(194)杨度也认为：“扶植满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实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他的质疑与梁启超如出一辙：“依赫德之言，则今日所行之政，犹得为我国自有之内政乎？殆已为各国实有之内政矣。”(195)循此逻辑延伸，作为“外国的奴隶”的清朝为臣民所唾弃，实属咎由自取——
朝廷私求外国之庇，是先弃其臣民，臣民亦何不可求外国之庇，而弃朝廷乎？是相率而亡国耳。(196)
以上这类议论，抓住清王朝“出主入奴”的本相不放，可以说是后来对它做“洋人的朝廷”之政治指控的滥觞。
再者，极端依赖和受制于外国的，中央而外，还有地方。在国家目标外倾的大前提下，地方政府也无法自外于帝国主义体系。一般集权体制下的政治运作，以上行下效为常态，然而，即使从变态角度说，有机会和能力同中央作对的地方，也都是得到外国支持的。(197)不必要再列举加诸清末中央/地方政府“媚外”“卖国”一类的指控，我们只要看有关“东南互保”的评价在新时期语境下的变异，即可推知一斑。梁启超在庚子事变后第二年，这样说道：
团匪变起，东南疆臣，有与各国立约互保之举，中外人士，交口赞之，而不知此实为列国确定势力范围之基础也。……为一时之私利，一己之私益而已。而不知冥冥之中，已将长江一带选举、黜陟、生杀之权，全移于外国之手。于是扬子流域之督抚，生息于英国卵翼之下，一如印度之酋长，盖自此役始矣。(198)
这番话引起孙宝瑄的共鸣，其日记壬寅（1902）八月十一日条记：“庚子一役，东南督抚有敢抗朝旨、擅与他国立约者，东南浮浅之夫遂认为中央、地方两权消长之证，其实不然也。饮冰所见，竟与余同，谓此有特别原因，决不可与汉牧唐镇为比例。”(199)
作为清朝权势格局的组成部分，“东南互保”因其暧昧不明的双重性质——一、公然违抗朝命，但却始终维护两宫；二、极力经营地方自保，但以与帝国主义妥协为前提——很自然地成为反帝/反清者挞伐的目标，虽然，其地方自治的思想遗产又以另一种曲折的形式在清季立宪运动乃至辛亥革命中得以继承。(200)夏曾佑在1904年著文反对清朝中央集权，鉴于南北分裂的长期态势与现实，他预期将会出现以南抗北的冲突，但新的担心是，冲突之际南方省份“必各假一外国之为援，而外国于此，必借以干预之谋而锐身自任，印度之覆辙为不远矣”(201)。
八国联军之役让人印象至深的，不止清室存亡于一线，更多是庙堂与民众之间如荒漠一般的隔阂，很多人在反思：
团匪飙起，联军骈入，车驾蒙尘，宗社荆棘，此不过一姓之存亡而已，于我国民何关哉？……所痛者，二千万里山河已为白种殖民之地，四万万黄种已为欧人注籍之奴，而我国国民愚蒙如故，涣散如故，醉生梦死，禽视鸟息，以为中国即亡，亦不过十七朝之寻常鼎革而已。嘻！今日之事，岂复往古之例所可同日语乎！(202)
欧榘甲批评今日中国之人尚存南北成见，然“北方则贪于权势”“南方则习于奢淫”，“以国家为身外之物，危亡不足以动其念者，则一也”。(203)甘云鹏径直指出：“以人民为政府后盾，此说诚然，然以义和团作后盾，则大误。……麇聚无数乌合之众，舞刀执戟，横行都市，毁铁路，抗官兵，恣肆猖狂，目无法纪，此大乱之道也。恐将为政府蛊毒，焉能作政府后盾？”(204)在社会舆论基调渐趋高扬的泛革命时代，仍有不少人持一种从开发民智、养成国民入手，着力于培育民族国家基本因子的渐进路线。梁启超鼓吹“新民”一说，动因即在“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原”，谋求存在于“今日世界”之竞争力，故谓“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205)。庚子以后，固相信中国现状“殆无一不当从根柢处摧陷廓清，除旧而布新者也”，但面对“徒艳羡他国之发达进步，而所以蹑而齐之者，其道何由”的问题，他的答案仍然是“国民之责任，不可以不自勉，报馆之天职，不可以不自认。不揣梼昧，欲更为实事之理论，以与爱群爱国之志士相商榷、相策厉”(206)，故有《新民议》之作也。与之同调的黄遵宪根本不信以“神拳之神、义民之义”，“能用之行革命、类族、分治”，坚持认为“由野蛮而文明，世界之进步，必积渐而至，实不能躐等而进、一蹴而几（就）也。……平生所最希望，专欲尊主权以导民权，以为其势较顺，其事稍易”。(207)张元济一反尚武、尚力的时风，指出今日世运已由“力争”进于“智争”，对国家如何立于地球之上，有其定见：
国家之政治全随国民之意想而成，今中国民智过卑，无论如何措施，终难骤臻上理。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取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所不可不知之事，便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未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
今日世运已由力争而进于智争。力争之世，不必开民智也，取用其力而已足也。智争之世，则不得不集全国之人之智以为智，而后其智始充。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四十万人，是才得千分之耳。……今设学堂者，动曰造就人才。元济则以为此尚非要，要者在使人能稍稍明白耳。人果明白，令充兵役，则知为求独立也，令纳租税，则知为谋公益也，则无不欣然乐从矣。盖如是而后善政乃可得也。今试执常人而问之，其能知此意者有几人乎？嗟乎！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彼言练兵，此言理财，试问前途岂能有济，行之数年亦不过如梦幻泡影耳。(208)
庚辛之际，否极而泰未来，尚是众声喧哗的时代。故章太炎叹息“志士既少，离心复甚，事可知也”(209)。“士”出于救国之忱，有许多方案，而终无可避讳的，是与“民”的隔阂。辛丑正月十一日，夏曾佑从安徽祁门到上海，与孙宝暄对饮，醉后谈道，谓“余在祁门筹饷练兵，无丝毫之权尽诸绅士。盖纯用君权压服其下，治今日之民，不得已也，居今日苟稍假民权，必为民所杀而后已。……今日之民，堕黑暗久矣。吾治之，吾惟潜引之光明之处，骤用高等治法，未有不崩溃者”，孙氏“皆以为然”。(210)同年，夏曾佑致汪康年函，逐层批驳逐满、民权两说：
年来此派议论亦实有可憎者。如逐满之说、民权之说、流血之说是也。……夫逐满之说，谓满不同种乎？则满亦黄种也。日本可联，安在满洲不可联？谓满愚民之政乎？则愚民者我之旧制，不创自满人也。谓满为曾暴吾民乎？则革命之际何人不暴？既不能因朱元璋而逐淮北人，因洪秀泉［全］而逐广东人，而独逐满，亦非持平之道矣。民权之说，众以为民权立而民智开，我以为民智开，而后民权立耳。支那而言民权，大约三百年内所绝不必提及之事也。(211)
在那个时代，夏曾佑大概算不上标准的“志士”，但是一个带有浓厚“异人”气质的知识人。(212)约比他小一个世代的周作人，自述拳民起义之际还是激烈的“尊王攘夷”思想，“后来读了《新民丛报》《民报》《革命军》《新广东》之类，一变而为排满［以及复古］，坚持民族主义者计有十年之久，到了民国元年这才软化”(213)。周氏眼中的“夏穗卿”，“在以前也是‘新党’，但民初看了袁世凯的政治很是灰心”。(214)他们，都亲眼见证了辛亥革命的起落。“逐满”不消十年，而告功成，然到了民国，“开民智、立民权”，尚远不可及。今朝回首，又已过了百年，细味“支那而言民权，大约三百年内所绝不必提及”这番话，不知道是夏氏的气话，抑或谶言？
(1)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0页。
(2) 参看石剑峰：《杨国强谈“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士大夫”》，《东方早报》2014年7月25日。
(3)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光绪二十七年），《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第56页。
(4)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55页。
(5) ［美］芮玛丽：《导言》，载［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2页。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91页。
(7) 罗志田：《异端的正统化：庚子义和团事件表现出来的历史转折》，载氏著《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3，第17页。
(8) 杨国强：《1900年：新旧消长和人心丕变》，载氏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217页。
(9) 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史林》2001年第1期。
(10) 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第24页。
(11) 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旧日记里的鲁迅（庚子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22页。另参看鉴湖逸民：《论匪术与鬼戏相同》，《新闻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1900年11月6日），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中文卷（下）》，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第563—574页。
(12) 《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相关》，《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丛刊·义和团》）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180—181页。
(13) 《原乱二》，《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226页。
(14)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47页。
(15) 甘云鹏：《潜庐随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846页。甘云鹏，号药樵，晚号息园老人，湖北潜江人，从学于两湖书院，光绪辛丑科（1901）举人，次年联捷成进士，分工部主事。旋派赴日留学，归国后入度支部。辛亥后，避居沪上，后历任山西、吉林等处公职。参见甘永惇：《潜江甘药樵先生行状》，收入刘家平、苏晓君主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89册，线装书局，2003。《潜庐随笔》十三卷是作者的读书笔记，其中《沙头答问》记载其1900年初夏客居沙头时，与一些文人对义和团的议论，反映义和团对南方地区的影响，据编者按“本文有为东南互保辩护之说”。
(16)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77页。“杨侍御”，杨锐（1855—1898），官内阁侍读，戊戌变法时期充军机章京，政变后被杀，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天水尚书”，赵舒翘（1847—1901），陕西长安人，刑部尚书兼充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辛丑议约时列强追索“祸首”，被清廷下诏“赐死”。
(17) 黄曾源：《义和团事实》，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第130页。
(18) 龙顾山人（郭则沄）：《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上册，第134页。
(19)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43页。
(20)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45页。
(21)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69页。
(22)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77页。
(23)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55页。
(24) 参见《高枬日记》七月廿二、廿六、廿八日及八月十六日诸条，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第174、177、178、189页。
(25)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67页。
(26) 夏曾佑：《论中国有南北分裂之兆》（1904年10月17日），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267页。
(27) 《致孙仲恺书》（1900年8月），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第705页。
(28) 刘体智：《异辞录》，“清廷亲北疏南”条，中华书局，1988，第165—166页。
(29) 彭淑庆：《分野与认同：清季东南社会对“浙江三忠”的祭奠活动述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30)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三），“南北歧视由来已久”条，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749—750页。
(31) 对于同、光时期清朝派系政治中“南北因素”的探讨，参看林文仁：《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1861—1884）：以军机处汉大臣为核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2) 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自序，中华书局，2014，第9—10页。
(33) 《为拳乱致刘督部函》（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第45页。
(34) 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增订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第1005页。
(35) 《张元济札（二十八）》，王尔敏、陈善伟编：《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1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第232—233页。
(36) 甘云鹏：《潜庐随笔》，《义和团史料》下册，第847页。
(37) 《寄李中堂刘岘帅张香帅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七）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七，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总第844页。
(38) 《会衔电奏》，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巳刻发，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2151页。
(39) 杨典诰：《庚子大事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7页。
(40) 《高枬日记》七月十五日条，《庚子记事》，第167页。
(41) 参见《山西巡抚毓贤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第257页。
(42) 《军机处寄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65页。
(43) 王尔敏以此喻“似乎切近”：“大体上可以说得过去，但实质上还是有相当距离，所以推为历史的创局并不为过。”参其《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收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集第十三编·庚子拳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65页。
(44) 李肖聃：《星庐笔记》，载《李肖聃集》，岳麓书院，2008，第576—577页。
(45) 《为拳乱致刘督部函》（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张謇全集》第1卷，第45页。
(46) 王蘧常编著：《清末沈先生曾植寐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第37页。
(47) 汪诗侬辑：《清华集》上卷，收入陆保璿辑《满清稗史》，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3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总第1313页。
(48) 参看刘学照：《张謇庚子年间东南意识略议》，《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49) 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892页。
(50) 《送沈涛园备兵淮扬》，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第363页。
(51) 皮名振编：《皮鹿门年谱》，民国二十八年长沙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引自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242页。张浚（1097—1164），南宋名将，以经略有方著称，曾平定刘、苗之乱。刘宏（434—458），南朝宋建平王，为人谦俭周慎，礼贤接士，明晓政事。
(52) 吴鲁、胡思敬：《百哀诗·驴背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第128—129页。
(53) 《黄兴留日与上师书》（庚子五月二十三日），田伏隆主编：《忆黄兴》，岳麓书社，1996，第178—179页。萧致治已注意及此，认为“1900年是黄兴思想转变的关键一年”——“在此之前，黄兴明显还是一位忠君爱国者。从他给黄绍箕的信中提出的保护东南半壁的主张看，几乎和张之洞等人策划的‘东南互保’如出一辙。直到8月回国，和唐才常策划起事意见不合之后，他还打算回到湖南举办团练，效法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罗泽南等人的老办法，参与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参看萧致治：《黄兴首次赴日时间及其思想转变小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54) 《刘制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酉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42页。
(55) 《都察院左都御史溥良等奏呈翰林院编修王龙文夏寿田请代奏条陈时务折》，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4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1364—1365页。
(56) 《工部学习主事夏震武奏陈要盟不可曲从改约必移熟计》，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9册，208页。
(57)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亥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九十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97，转引自茅海建《张之洞的别敬、礼物与贡品》，《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2期，第51页。
(58) 《谕内阁着查明五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十日间妄传各谕旨提出销除以昭信史》，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4册，第1454页。
(59) 《复盛杏荪》，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5册，中华书局，1959，第2281页。
(60) 王蘧常编著：《清末沈先生曾植寐叟年谱》，第37页。
(61) 《致黄绍箕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第109页。
(62) 《论东南安宴之非》，《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215页。
(63) 《张元济札（十一）》，《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212—213页。
(64) 《筹南十策》，《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189页。
(65) 参与其事者，至少包括盛宣怀、余联沅、赵凤昌、何嗣焜、张謇、沈瑜庆、汤寿潜、沈曾植、陈三立、施炳燮、福开森（John．C．Ferguson）、郑孝胥、梁敦彦、汪凤瀛、汪康年、陶森甲诸人。说详参拙文《“上海中外官绅”与“东南互保”——〈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笺释及“互保”“迎銮”之辨》，收入本书。
(66)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861页。“蔼苍”，沈瑜庆（1858—1918），字爱苍、蔼苍，沈葆桢子，刘坤一幕僚，时以道员督办吴淞清丈工程局。
(67) 刘厚生（垣）：《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第100页。
(68) 周康燮：《陈三立的勤王运动及其与唐才常自立会的关系——跋陈三立与梁鼎芬密札》，《明报月刊》第9卷第10期，1974年10月，第61—63页。对此密札背景与内涵的补充考证，参看拙文《“题外作文、度外举事”与“借资鄂帅”背后——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证》，收入本书。
(69) 《筹南十策》，《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190页。
(70) 《上江督刘岘庄制军书》，汪林茂编校：《汪康年文集》下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第580—581页。
(71)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述戢翼翚生平”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第131页。
(72) 《号外報告第六十九号附錄·義和団事件私信》，明治三十三年六月十二日，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國秘錄》，原書房，1975，第85頁。
(73) 冯自由：《自立会起事始末》，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第18—19页。
(74) 章太炎：《客帝论》（一八九九年五月二十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第84—89页。
(75) 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394页。
(76) 章太炎续作《客帝匡谬》，作为“前录”收入1902年“删革”的《訄书》，文字续有增损：“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故联军之陷宛平，民称‘顺民’，朝士以分主五城，食其廪禄，伏节而死义者，亡一于汉种，非人人阘茸佣态，同异无所择，孰甘其死？由是言之，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今弗能昌言自主，而以责宣尼之主袥，面欺。箸之以自劾录，而删是篇。”参看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90页。
(77) 《再致夏曾佑》（一九〇〇年），朱维铮、姜义华选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15—116页。关于引文中隐语的说明，并参考朱维铮：《〈訄书〉发微》，载氏著《求索真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279页，注12。
(78) 《庚子拳变与粤督书》（一九〇〇年六月），《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45—146页。
(79) 《张謇日记》，庚子年五月卅日条，《张謇全集》第6卷，第437页。按郑孝胥时以道员充芦汉铁路南段总办，至七月中旬“奉督宪札，委充湖北全省营务处”。参看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第765页。
(80) 祁龙威：《张謇日记笺注选存》，广陵书社，2007，第117页。吴保初，字彦复，安徽庐江人，淮军将领、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官刑部主事。
(81) 张謇以南宋名将张浚（1096—1164）比附李鸿章，表示“张魏公戡定苗刘事，实为今日定乱之圭臬。惜内无朱胜非，外无吕颐浩、韩世忠、刘光世诸人耳”。（《为拳乱致刘督部函》［光绪二十六年］，《张謇全集》第1卷，第44页）按建炎三年（1129年）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诛宋高宗赵构宠臣及宦官以清君侧，并迫赵构将皇位禅让于皇太子赵旉，时被贬驻防平江之张浚得到消息，起兵讨伐，与吕颐浩（1071—1139）、刘光世（1089—1142）、韩世忠（1090—1151）等联名传檄天下勤王，宰相朱胜非（1082—1144）善事斡旋，在内保护之功居多，最后入京平乱，刘、苗兵败被杀。张謇这一意思，在同时期致黄绍箕函中，有更为清晰直接的表达：“北事遂已糜烂至此，当事乃绝无吕颐浩、张浚、朱胜非、韩世忠其人，可胜悲愤？乘舆既西，议结延宕，民生又须涂炭，惟愿端、刚诸贼留守京师，两宫无恙，合肥早日北上耳。万一变生椒殿，则端、刚之罪益大。南中各帅正宜声罪致讨，稍尽臣节，若惟是拥兵自守，非独负国家，且恐自误耳。”参看《致黄绍箕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李明勋、尤世玮主编：《张謇全集2·函电（上）》，第112页。
(82) 《上南洋大臣刘宫保电禀》（1900年7月7日），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第320页。
(83) 《固南援北策》，《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路遥主编：《义和团文件资料汇编·中文卷（上）》，第369页。
(84) 《上海通信·上海維新黨中重なる人士の李鴻章伯に呈したる意見書》（1900年7月23日），《東亞同文會第十回報告》，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一日，第47—49頁。
(85) 《急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巳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1函第2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32。
(86) 《邹代钧致汪康年函》九十四，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804页。
(87) 《庚子拳变与粤督书》（一九〇〇年六月），《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45页。
(88) 《张元济札（十一）》，《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214—215页。
(89)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1），岩波書店，2007，第88頁。
(90) 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第8期。
(91) 说详拙文《钱恂：晚清外交史上的“异才”——兼证“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说难以成立》，收入本书。
(92)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九，《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12页。
(93) 《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中外日报》，光绪六月十一、十二日，转引自李守孔：《唐才常与自立军》，《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二编·戊戌变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613—614页。
(94) 《筹南十策》，《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189页。
(95) 《致欧阳云衢先生书》（光绪二十四年三月），汪林茂编校：《汪康年文集》下册，第569页。
(96)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46页。
(97) 《论救大国之弱莫若行封建之制》，《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转引自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246—247页。
(98) 参看冯天瑜：《封建考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8—70页。
(99)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摘抄》，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孙宝瑄日记》下册，童杨校订，中华书局，2015，第1383页。按“佛尘”，唐才常；“小沂”，沈士孙；“叔雅”，丁惠康；“陈右铭”，陈宝箴，前湖南巡抚；“刘岘庄”，刘坤一，两江总督。
(100)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63942。
(101) 同时可留意的是，本年郑观应改定八卷本《盛世危言》，将原有“议院”上下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又增订“原君”与“自强论”两篇。参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311—318、331—339页。今人研究郑观应政治思想，多从《盛世危言》的文本出发，尤喜就其民权、议会等“先进理念”发挥。村田雄二郎在检讨思想史研究中“文献”与“语境”关系时，提示应注意郑观应著作多次改写背后的现实政治因素，作为口岸知识分子代表的郑氏，面对左右国家命运的战争，是“在流动的政治状况中具体地思考与行动，这些经验又直接地反映在了《盛世危言》各篇各版当中”。参看村田雄二郎：《王韜と鄭觀應——開港場の中の新型知識人》，趙景達［ほか］編《講座東アジアの知識人》第2巻，有志舎，2013，第267頁。
(102) 《号外·列國の中國侵略と日本の進路》，明治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國秘錄》，第34—35頁。据宗方日记，当时曾至《时务报》馆，有《清国时事谈片十二则》交汪康年，提出“待机兴义兵，据湘、鄂、赣、川、黔及粤一部，另立新国”，并列举相关方法。参看《宗方小太郎文书·日记》第二册，明治三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编号：B02。
(103) 以上均见《宗方小太郎文书·日记》第三册，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编号：B03。
(104) 《報告第七十六号·南北雑事》，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國秘錄》，第92頁。
(105) 所谓“联邦保全策”，指“因判断北京占领后列强将强制瓜分中国，从而利用民间团体的地位在南方尝试推进分离工作。这个分离工作的核心内容是劝告、援助似与慈禧等对立的南方诸政治势力在中国南部成立可视为日本势力范围的所谓‘联邦’国家”。参看翟新：《近代以来日本民间涉外活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82—83页。
(106) 戊戌后，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与刘坤一、张之洞交往频密，他曾向外务省发出机密报告，专门论证张氏其人政见及地位，所做评价甚高。参看茅海建、郑匡民编译：《日本政府关于戊戌变法的外交档案选译（二）》，《近代史资料》总113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66—68页。如日本学者伊原泽周所论：“小田切这份关于张之洞的报告书，对日本朝野的影响极大，使外务省及东亚同文会认为可与日本交往的当时中国的高官中，除张外，似无他人。”参看氏著《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第242页。
(107) 《藩镇论》（一八九九年十月），《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01—102页。
(108) 《分镇》（一八九九年），《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04—107页。
(109) 汤志钧：《章太炎的“割辫”和〈解辫发〉》，载氏著《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第124页。
(110) 《庚子拳变与粤督书》（一九〇〇年六月），《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45—146页。
(111) 《上江督刘岘庄制军书》，《汪康年文集》下册，第581页。
(112) 《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38页。
(113) 《致汪康年书》五十二，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469页。“大胡子”，指梁鼎芬。
(114) 《钱恂致汪康年函》三十一，《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14页。
(115) 《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郑大华译，薛军力校，《近代史资料》总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04页。
(116) 《秘（在上海田鍋幹事通信）》（七月十三日），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246頁。
(117) 《（十九）劉坤一》（1900年7月11日），李廷江編著：《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原書房，2004，第89—92頁。
(118) 《上海通信·上海維新黨中重なる人士の李鴻章伯に呈したる意見書》（1900年7月23日），《東亞同文會第十回報告》，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一日，第47頁。按此通信作者即井上雅二，其由汪康年处得到上李鸿章意见书的抄本，报告给东亚同文会东京本部。
(119) 《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05页。
(120) 《宗方小太郎文书·日记》第三册，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编号：B03。按宗方小太郎的情报源之一为当时在华游历的日本国会议员佐佐友房（1854—1906），7月26日佐佐在沪访问李鸿章，就其北上及事变善后等展开话题。（参详拙文《1900年李鸿章与佐佐友房会晤考论》，收入本书）据宗方日记，事后当天即与佐佐有过会面。
(121) 《致汪康年书》五十四、五十六、五十七，《夏曾佑集》上册，第471—472页。
(122) 见《张之洞论》《张之洞逆贼定案议》《张之洞诛捕新党论》《书湖北大狱》《逆贼张之洞罪案》诸文，《清议报》第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三册，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九月二十一日。
(123)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六，《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09页。
(124)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增订本）》下册，中华书局，2013，第615页。
(125)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07页。
(126) 到1906年，苏报案刑狱满后章太炎至东京，更注重申说《分镇匡谬》的见解，见诸《革命知之道》《在〈民报〉纪元节大会上的演说》《箴新党论》等文，说明他以为当时的主要危险，已不再是“保皇”论，而是“借权”论。参看朱维铮：《〈訄书〉发微》，载氏著《求索真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281页，注42。
(127) 《论变政责在督抚》《论变政宜自士大夫始》，《新闻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一、十九日，路遥主编：《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中文卷（下）》，第686—697、700—701页
(128) 《论团练》，《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转引自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248页。
(129) 内藤湖南：《清國改革難》，《内藤湖南全集》第3巻，築摩書房，1971，第283—304頁。
(130) 岸本美绪注意到1899年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有《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一文发表在犬养毅领导的进步党机关刊物《大帝国》第3号上，详论中国人之自治习惯，“面向日本人强烈暗示了中国改革的可能性”。参看岸本美緒：《中國中間団体論の系譜》，《“帝國”日本の学知：岩波講座》第3巻《東洋学の磁場》，岩波書店，2006，257—263頁。
(131) 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史学反思》，载氏著《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第122—123页。
(132) 杨国强最近在检讨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时指出，晚清洋务运动借法自强，标榜“师夷长技以制夷”，尚守卫中国本位，甲午后士大夫群体的主要特征已表现为变法与求新相表里，求新与西学相表里，在“中国自我形象在中国人心中开始破碎”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一再分化，最后是中国社会的分化，整个中国20世纪前50年，都是理想的冲突。自我形象破碎，才可能有五四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参看石剑峰：《杨国强谈“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士大夫”》，《东方早报》2014年7月25日。
(133)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1898年1月），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第203页。
(134) 谭嗣同：《报贝元徵》（乙未秋七月），蔡尚思、方行主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1，第225页。
(135) 《拟上皇帝书》（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61—62页。
(136) 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第160页。按，其时亦有从反思此种观念的立场而立论者，如湘人吴熙阅《湘报》，而感“诸人议论多可骇异”，上书陈宝箴谓：“诚以激宕偏驳之词，亦自古书生所恒有，然危亡苦语出自忠愤，其心可谅，其理亦仅止失中，识者犹有取焉。从未有肆口狂谭、毫无顾忌如今日之甚者。……洋人藐视中国，然不过窃笑之尔、明讥之尔，初未尝连篇累牍、大书深刻，举吾朝野上下日日垢詈，不值一钱也。不谓吾华之人反忍肆行诋毁，上而至尊，下而宿学，内而政府，外而封疆，奋其笔札，刺讥笑骂。而推尊彼族，如帝如天，夸其富强，且美以文明，果皆然乎？……推诸人之意，以为今日燕雀处堂，如醉如梦，不如此松动，不足以振聩觉聋，其意亦良是也。然士大夫议论必须出人意表，仍复入人意中，然后闻者感悦兴奋，群焉向往。如诸说云云，其策既多碍不能行，其说又或狂而且悖（多说十成话），徒令阅者感愤。不愤中华之衰弱，而惟愤极言衰弱者之轻亵中华，尚安望能激励人心，联络民会乎？吾恐所谓热力者，不热而反冷矣。所谓合群者，不合而愈难矣。（陈宝箴批：此秉三［熊希龄］所谓前明气象者，盖亦有之。）故诸人以此夸张文胆、博取才名可耳，于事安见其有益耶，且此惟无益而已。”参见柳岳梅整理：《陈宝箴友朋书札（四）》，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68—169页。吴熙并非简单反对维新之人，然其不满维新者“多说十成话”而偏于狂、悖的极端方式，导致“其策既多碍不能行”，终无益于实事。这说明戊戌前后此一类“推尊彼族”“轻亵中华”的言论策略自下而上已然流行，但问其实际效果，则不易言。
(137) 《致汪康年书》五十七，《夏曾佑集》上册，第472页。
(138) 《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九，《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12页。
(139) 《张元济札（二十一）》，《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215—216页。
(140) 《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日人实心保华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第148—153、192—194页。
(141) 汪荣祖对此评价说：“这种效秦庭之哭的做法，就近代国家主权观点视之，固然十分可议；不过透露他的保皇救国，又何等心切！”参其《康有为研究》，载氏著《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第386页。
(142) 《张元济札（二十一）》，《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217页。
(143)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6，第132页。《致安庆王抚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子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87—8088页。
(144) 叶恭绰：《往事回忆·一九〇〇年五月廿一日汪嘉棠致刘坤一函稿书后》，《近代史资料》总7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63—164页。
(145) 《致汪康书函》五十二，《夏曾佑集》上册，第469—470页。
(146) 周锡瑞评论说：“这份通篇塞满基督教用语的宣言，似乎出于改良派的手笔。这些改良派早就把他们的灵魂出卖给西方，而现时却打算更多呈献一点什么，以换取英国的支持，使自己跻身当权者的行列。”参看［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杨慎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第30页。
(147) 《来状·小田切万寿之助（七月六日）》，《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222頁。
(148) 《宗方小太郎文书·日记》第三册，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编号：B03。
(149) 《又致汪康年》（一八九九年七月十七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92页。
(150) 参看［日］久保田文次：《关于义和团时期孙中山依靠外国势力的政策及义和团评价问题》，载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第1314—1315页。
(151) 孙中山在事变期间接受某外人访问，表示：“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我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参看《与横滨某君的谈话》（一九〇〇年八月中旬至二十一日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第198页。
(152) 1900年6月间，孙中山抵香港海面，派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人赴广州，与李鸿章幕僚刘学询密谈，有意推动“广东独立”，并提出“一、特赦孙（中山），保障其生命安全，二、李（鸿章）借贷给孙资金六万元”等两个条件。参见葛生能久監修，黒竜会編：《東亞先覚志士記伝》上巻，原書房，1966，第653—655頁。同年8月，复潜至上海，希图“等待时机和张（之洞）、刘（坤一）等会面，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再决定今后的方向”。参见《孙逸仙计划之相关事宜》（福冈县知事深野一三，明治三十三年九月二日），章开源、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6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第61页。两事均未果。
(153) 英国资料提供了港英总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在李、孙之间斡旋联络的证据，但没有迹象表明“李鸿章已卷入到革命派所宣扬的那种程度”。参看［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邱权政、符致兴译，黄沫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57—187页。
(154) 美国学者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B．Jansen）把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活跃在南方的孙中山和他的伙伴们称为“机会主义者（Opportunists）”。参看Marius B．Jansen．Opportunists in South China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pp．241—250．也有研究者特别注意到这一国父“革命神话”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间的纠缠关系，提示孙中山早期反清运动，因后来革命意识的流行，也有被长期“革命化”的趋向。参见陈建华：《孙中山与现代中国“革命”话语关系考释》，载氏著《“革命”的现代性与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55)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摘抄》，《孙宝瑄日记》下册，第1384页。
(156) 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135页。
(157) 冯自由：《自立会起事始末》，《自立会史料集》，第17—18、21—22页。
(15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246页。
(159) 冯自由：《自立会起事始末》，《自立会史料集》，第18—19页。
(160) 《擒诛自立会匪头目分别查拿解散折》，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76页。坚持唐才常所为与“盗贼土匪”无异，也是张之洞对外辩护、争取支持的主要理由：“所以获唐者，因皖、湘、鄂富有票蜂起……乃外人尚称唐为志士，其规条章程，大率皆戕官据城、焚戮劫掠等语，其簿信勾串者，皆哥老会匪。种种皆盗贼土匪举动，此岂志士所为乎？”参看《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八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316页。
(161) 时在湖南衡阳的王闿运（1833—1916）听闻张之洞之举动，便大不以为然：“近日大搜康党，云宦裔士林竟至放飘，同会匪之为，殊可怪叹。”参看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第4卷，吴容甫点校，岳麓书社，1996，第2319页。康有为后来反驳张之洞，特别指出“唐才常主《湘报》多年，至今其文犹在，通达外事，又岂肯为野蛮之举动，以激外国之怒”，以为这是张之洞“加悖逆之言以欺天下，而借巧词曲说以弥缝文饰”，从而“以此得行其志于西人矣”。参看《惜张之洞劝戒文措词未善》（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80—81页。
(162)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摘抄》，《孙宝瑄日记》下册，第1385页。
(163) ［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36—37页。
(164) 《致汪康年书》五十七，《夏曾佑集》上册，第472页。
(165)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摘抄》，《孙宝瑄日记》下册，第1385页。
(166) 论者经常举的一个事例，即自立会成员秦力山（1877—1906）到天津游说义和团首领，甚至被骂为“二毛子”。参看骆宝善、桑兵：《民族资产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第476、490页。
(167)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认知，连带对于“东南互保”的理解，也发生了剧烈的，甚至带有戏剧性的倒转，或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这也是一种“语境”的切换。（王学典：《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运动评价50年》，《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以挑战传统论点姿态出现的一方，一度占据了更多的话语空间，不过，争议仍是持续性的，因为“语境”也同样在反复变化。检索“东南互保”相关文献，一部研究史基本上也是观念的交锋史，而较近的研究综论的视点在于判别两种对立观点“均欠妥切”，应当“一分为二”地评价“东南互保”历史作用的双重性。（参看黎仁凯：《义和团时期的中外关系研究》，载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一百年》，齐鲁书社，2000，第189—191页）此节所涉较宽，此处只能点题，拟另文专论。
(168) 郑诗亮、孟繁之：《周锡瑞谈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8月24日。
(169) 《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5页。
(170)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辰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33—8534页。
(17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2页。
(172) 罗志田：《走向世界的近代中国》，《文化纵横》2010年6月号。
(173)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钱锺书序，中华书局，2000，第2页。
(174) Immanuel Chung-yueh（徐中约），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the Diplomatic Phase，1858—188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209．Zhang Yongjin（张勇进），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1920，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St．Martin Press，1991，p．135．
(175) 佐藤慎一：《近代中國の知識人と文明》，東京大学出版會，1996。
(176)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光绪二十七年），《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第20页。
(177) 孙宝瑄：《孙宝瑄日记》上册，第417页。
(178) 孙宝瑄：《孙宝瑄日记》中册，第599页。
(179) 杨度：《“游学译编”叙》，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第255页。
(180) 梁启超：《灭国新法论》（光绪二十七年），《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第32—33页。
(181) ［英］赫德：《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叶凤美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第31—32页。
(182) 《二十世纪之中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66页。
(183) 《日法、日俄、英俄协约关系中国及西北之危机》（1907），收入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417页。
(184) 《论外人干预内乱》（190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327页。
(185) 《致汪康年书》五十八，《夏曾佑集》上册，第473页。
(186) 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70、127页。
(187) 《论外人干预内乱》（190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328页。
(188) 《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190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53—56页。
(189) 《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190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58—62页。
(190) 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みすず書房，1975，第242—243頁。
(191) 《军机处拟为请酌减赔款数目宽定年限事致各国国书稿》，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90，第930页。
(192) 说详拙文《中国外交近代转型的节点——简论庚子事变前后若干外交问题（1900—1901）》，《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2期。
(193) 张一麐：《五十年来国事丛谈》，见《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第56页。
(194) 梁启超：《灭国新法论》（光绪二十七年），《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第45页。
(195) 杨度：《“游学译编”叙》，《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254页。
(196) 叶恩：《上振贝子书》，《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209页。
(197) 参看陆建德、罗志田、沈渭滨、许纪霖、杨国强、周武：《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第109页。
(198) 梁启超：《灭国新法论》（光绪二十七年），《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第42—43页。
(199) 孙宝瑄：《孙宝瑄日记》中册，第611页。
(200) 梁启超在后来著述中论及“东南互保”，相较于特定时期的外部因素，更侧重在咸同以降督抚坐大、内轻外重的长时段脉络中强调这一事件对于清朝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深刻影响，指出：“东南互保，为地方对中央独立开一先例，此后封疆权力愈重，尾大不掉，故辛亥革命起于地方而中央瓦解，此趋势直至今日而愈演愈烈。”参看氏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36页。
(201) 夏曾佑：《论中国有南北分裂之兆》（1904年10月17日），《夏曾佑集》上册，第267页。
(202) 《中国灭亡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78页。
(203) 太平洋客（欧榘甲）：《新广东》（1902），《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284—285页。
(204) 甘云鹏：《潜庐随笔》，《义和团史料》下册，第845页。
(205)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光绪二十五年），《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四，第56页。
(206) 梁启超：《新民议》（光绪二十八年），《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七，第104—107页。
(207) 黄遵宪：《致梁启超书（七）》（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编校整理《黄遵宪集》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551—552页。
(208) 《张元济札（二四）》（［辛丑］八月二十三日），《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第一册，第224—228页。
(209) 《再致夏曾佑》（一九〇〇年），《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116页。
(210) 孙宝瑄：《孙宝瑄日记》上册，第329—330页。
(211) 《致汪康年书》六十六，《夏曾佑集》上册，第477页。
(212) 梁启超谓其人“厌世的色彩很深”，但也佩服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许他为“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1924），《饮冰室合集》第三册，文集之四十四上，第18—24页。
(213) 周作人：《元旦试笔》，《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55页。
(214) 周作人：《夏穗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