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保”面面观
戊戌政变后，张元济（1867—1959）因同情变法遭“革职永不叙用”处分，携家眷离京南旋，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从此投身文教出版事业，开始了一场被后人称为“从翰林到出版家”的深刻转变。张氏自谓“以被罪逐臣侨居海上”，不得不“隐晦”处世，(34)实际仍颇留意政治，不能说完全自外于世局。庚子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读《新闻报》，知大沽炮台被列强舰队夺占的消息，当晚即致函上司盛宣怀（1844—1916）云：
今督两江、粤、鄂诸公，皆负时誉。阅报并知先生昨有联衔电奏请救危局之举，惟现在事变更急，断非寻常举动所能挽回。我公负天下重望，且为各国所引重，似宜速与各省有识督抚联络，亟定大计，以维持东南大局，祷甚，盼甚！援匹夫有责之义，贡千虑一得之愚，冒率上陈，伏祈鉴察。(35)
时居沙头的甘云鹏也听说外舰纷集海口，将入据长江，南方很可能蹈大沽覆辙。他与身边朋友辩论时事，却仍抱一种乐观情绪，相信疆臣如江督刘坤一（1830—1902）、鄂督张之洞（1837—1909）会有“妥善办法”保全东南，五月二十八日（6月24日）作“答客问”：
刘、张二公保障东南，诚未悉其办法如何，但以愚见推测，亦无他妙巧，不过惩中央庇匪之失，联合东南各省，先清内匪而已。清内匪之法亦无他巧妙，不过严禁造谣，查缉匪徒，凡有教堂洋人处所，多派兵役认真保护而已。如果防范周密，内匪不滋事生端，洋人生命财产无意外之虞，西人军舰自不至有闯入长江之举，则东南之安全可保矣。以予浅陋所推测者，止此大略而已。(36)
张元济的“上陈”与甘云鹏的“推测”并不是凌空蹈虚，差不多同一时间，“保障东南”的议程已经发轫，上海、南京、武昌三地之间围绕“会议互保”的往复磋商正在紧张进行当中。盛宣怀在五月二十七日致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的那封著名电报中，有如下表述：
如欲图补救，须趁未奉旨之先，岘帅、香帅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一面责成文武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靖人心。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救社稷苍生，似非从权不可，若一拘泥，不仅东南同毁，挽回全局亦难。(37)
当时盛宣怀得到总署照会公使离京的情报，意识到中外决裂、大兵压境，可能造成全局崩坏的结果，在他看来，“留东南”是为“救社稷苍生”，为“挽回全局”，因之东南三大帅“从权”取舍朝旨也就具备政治正确性。事实上，“东南互保”进入操作程序后，刘坤一、张之洞向朝廷奏报备案时，也是就这层意思发挥的，表示“但就目前计，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38)。
“互保”既成事实，在当时谈不上是秘密，京城中下级官僚也有所耳闻，且有过议论。七月初五日（7月30日），杨典诰在京师已听说南方“立互保之约”，“使沿海七行省、沿江五千里，安然无兵革之事”。(39)高枬日记七月十五日（8月9日）条记：
昨夜，闻东南保境之约，由上海道电寄北五省。乃电过晋，晋主者以为骇人听闻，密上之。小臣论事，大臣论心，此乃不揣诸大臣之心而自以为忠。且不管上之能办与否，而贸然为此讦发之言，是乡村小妇之枕头状也。大臣乌得如此？(40)
“晋主者”，山西巡抚毓贤（1842—1901），系主张对外强硬者，由盛宣怀来电获悉“长江、川、东、苏、浙、闽、粤各省，已与各国议明中外互相保护，两不相扰”，“接阅之余，不胜骇异”，遂向朝廷参奏一本。(41)毓贤代表的意见是希望“上能办之”，这与朝中主战大臣的呼声非常一致，高枬因讥之为“乡村小妇之枕头状”。事实上朝廷终究未“办”其罪，在相当长时间内持一默许态度，后随战局演变，不仅不“办”，反将“保护”意思接到自己手里，谕示“朝廷本意，原不欲轻开边衅……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42)。
南省互保，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前例，可谓创举。但当时人要尽量去寻找历史的根据。盛宣怀自拟为“庚申议约”，以庆亲王奕劻（1838—1917）比恭亲王奕䜣（1832—1898）之主持和议，以刘坤一、张之洞比曾国藩（1811—1872）之主持东南，以立约互保比之上海防守。(43)他作为经营“互保”的直接当事者，倾向于援引本朝故事，是为这一政治行为提供合理化解释。相较而言，官界以外可以利用的历史资源更为丰富，也更为大胆。湘绅李肖聃（1881—1953）赞“南服宴然，上下不惊，此不世之功也”，所谓“督抚专擅”一方面是今朝政治紊乱的产物，一方面可由经典训谕中求解：“传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春秋》传曰：‘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者，专之可也。’清世督抚，本得专征。出镇于外，等于出境。人讥李、刘诸公专擅，吾谓可援《春秋》以自解也。”(44)刘坤一幕下的张謇（1853—1926）则将此举喻为东晋的“行台”旧制：“行台承制，晋代有之。盖申朝命以系人心，保疆土而尽臣节，非独反经合道之权宜，实亦扶危定倾之至计也。”(45)
检索海内舆论，施于“东南互保”的评论，可谓毁誉参半。誉之者，以为重要当事人沈曾植（1850—1922）作传的王蘧常（1900—1989）一语最具代表性：
诸公之保东南，实所以保中朝，与外人互保，实所以保中国也。不然，清社之屋，何待于辛亥乎？(46)
其时坊间流传的《庚子时事杂咏》中有一首《东南立约》诗，赞曰：“北海鲸鲵跋怒潮，奔腾杀气直冲霄。联盟岂第全商务，抗命方能保圣朝。半壁河山资保障，满天风雨几漂摇。尽教协力支残局，鸡犬无惊静斗刁。”(47)有论者便以为只有用一种冒“抗命”之嫌的办法才能保障“半壁河山”从而保存清廷统治，此中立意表达了张謇等东南绅商人士对时局的看法，也与盛宣怀所说东南督抚要“保东南挽全局”非“从权”是一个意思。(48)蛰居广东的黄遵宪（1848—1905）作《述闻》系列，记庚子时事，第五韵有云：“拔帜先登径上台，炮声震地忽轰雷。一齐扰扰嗟鱼烂，万目眈眈看虎来。铁铸六州成大错，衣香七市付沉灰。联盟守约连名奏，赖有维持半壁才。”(49)末句咏叹东南疆吏合奏阻开兵端，经营互保，所标榜者，也是此举的明智与稳健。严复（1854—1921）对与闻其役的沈瑜庆（1858—1918）亦有“一约共传支半壁［庚子东南互保之约，君实发其议］”之激赏语。(50)前南学会会长皮锡瑞（1850—1908）作《东南互保》感时诗，赞颂“东南安半壁，胜算贵先操”，而谀称刘坤一、张之洞“张浚声名久，刘宏器量高”。(51)胡思敬（1869—1922）记咏时事，有“吴楚连疆两重臣，露章驰谏血痕新。徙薪曲突终无补，苦作焦头烂额人”句，自注“海上用兵，而长江晏然，二公之力也”，对刘坤一、张之洞不吝揄扬。(52)当年赴日本游历的两湖书院学生黄兴（时名黄轸，1874—1916），在致其师黄绍箕（1854—1908）的信中，亦将支撑时局的希望寄托在刘、张等东南大吏身上，“回首西瞻，欲东南半壁之持，其惟张师帅与刘岘帅二人乎”。(53)
不以“东南互保”局面为然者，大致有两种取向：一则怪东南督抚不遵朝命，斥作海外叛臣；一则称其坐视叛逆挟制朝廷，而不北上声罪致讨，斥为雌伏东南，徒作壁上观。鹿传霖一离江南北上，即谓“保护之约，为海外逆臣一派议论”(54)。最早揭批“互保”行为的山西巡抚毓贤，有“接阅之余，不胜骇异”的反应，正与站在正统立场发言的清流辞气遥相呼应。庚子事变平息后，仍有言官指名道姓，追论东南督抚之罪：
伏观五月夷兵内犯以来，君父战于西北，臣子和于东南，乘舆播迁，而天下不知急难，疆臣乞降，而士民不知耻辱。必有致此，孰尸其咎？两湖督臣张之洞、两江督臣刘坤一、直隶督臣李鸿章三臣者，归过朝廷而有忧国之名，市恩夷狄而无降敌之罚，抑天下之忠愤，道仇雠以觊觎，此其志在苟全以为愉快者也。
言下颇以“市恩夷狄”之举为不齿，直斥“保护则昼夜勤劳，勤王则疲癃应命……但为护夷之文告、保教之条约，议论荒谬，骇人听闻”。(55)更有甚者，抨击“互保”行为已经突破君臣伦理大限，绝非臣下所当为：“人臣无外交，保护商教之约非疆臣所得自专，尤不可施之仇敌。”“刘坤一、张之洞听盛宣怀之言，惟与各国立约保护东南商务、教堂，未闻出一言以力阻洋人之入京，弃宗社于度外，委君父于死地，臣节之亏大矣。”(56)反观东南督抚，对于朝中对“东南互保”的态度，其实一直颇为紧张。本年九十月间，张之洞派出湖北督粮道谭启宇押运贡品至西安，同时一个重要使命即探听各路政治情报，去电内即特别嘱咐：“随扈诸君于东南督抚保护一节，是何议论？如有论及鄂事者，望切实相告。”(57)至年底，清廷有旨将“五月二十四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谕旨汇呈听候查明，将矫擅妄传各谕旨提出销除。”(58)刘坤一闻信“不禁拍案叫绝”，认为“西狩以来，惟此次纶音最为得体，而运量妙于无形，中外固结之冤，以片言解释，上下昏浊之气，以一笔扫除，不仅外人之责我围攻使馆系奉内谕等语可以消弭，即持异议者，以东南保护之约为不遵朝命，甚至指为海外叛臣，亦无所施其毒螫矣”。(59)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批评尚不构成舆论的主流，更应注意的是后一种认为“京畿匪乱，则东南不起勤王之师，反与外人互保，为非顺”(60)的严厉批评。事实上，这一种批评恰恰是以承认“东南互保”为前提，视义和团为“匪”，不奉“矫诏”，锋芒直指顽固权贵重臣把持的北方政府，其不满者恰恰在于主持“互保”的督抚“徒恃成约”而图苟安，不欲或不敢剿拳匪、劾政府，甚而拥光绪帝复辟。如张謇所见：“南中各帅正宜声罪致讨，稍尽臣节，若惟是拥兵自守，非独负国家，且恐自误耳。”(61)直到庚子下半年，《中外日报》社论仍在检讨“东南安宴之非”：
尔时东南督抚，为一时权宜之计，与外人立约互保，以保境宁人，未为不是。虽然，为一方计可也，为全局计不可也；为一时计可也，为长久计不可也。何以言之？夫使东南督抚，诚以安社稷、救民生为己任，则六月间一面立约，一面纠合诸侯，厚集勤王之兵，公举一大将统之，以剿匪自任，拜表即行，最上则天津可以不失，其次北仓不战，其次京师不破，然迁延至两月，而兹事无能为矣。……诚使一闻北京警信，疆臣中有一人自率劲旅，间道奔赴，沿途聚集诸路之师，亲率以迎，让两宫执端、刚、毓、董诸人以谢外人，则合肥一入京师，而和议便当就绪，而两宫亦不至再入西安，是一举而外人办罪魁、请回銮两大难题，皆消归无有。不幸事机坐失，而大局遂不可为，此又可为长叹者也。(62)
由地方督抚主导的“中外保护”，在江南士民绅商中得到了拥护，当面对华北的千万义和团拳民，两者的界限似已非常模糊，他们中的多数确可被划入“自强变法或维新变法中的局中人或同路人”。唯须稍做申论的是，东南督抚和维新士人在“互保”一点上达成暂时的共识，但在后者应对时局的设想中，“与外人立约互保，以保境宁人”也仅是“一时权宜之计”，或曰折中手段、阶段性方案，无论为“全局计”或“长久计”，皆不可恃。甚而，在趋新的士绅群体内部，对政局的总体判断及应变的目标设定也各有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