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入津门”：滞沪不行的多种阻力

四、“难入津门”：滞沪不行的多种阻力

六月十二日（7月8日），清廷旨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着该督自行酌量，如能借坐俄国信船，由海道星夜北上，尤为殷盼，否则即由陆路兼程前来，勿稍刻延，是为至要”⁽⁷⁰⁾。当时外部观察到，正是在接奉这一任命后，李鸿章才正式对外宣布“北上之决意”。⁽⁷¹⁾本月二十日（7月16日），距离初次奉召差不多一个月后，李鸿章临行拜折，交卸篆务，正式奏报启程⁽⁷²⁾；二十一日，乘坐招商局“安平”号轮船，由广州航海北上；二十二日（7月18日），在香港短暂停留，面会港英总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⁷³⁾；二十五日（7月21日）抵吴淞码头。据在沪日人所见：

是日午前十时，李鸿章抵沪。随员二十三人，亲兵二百名，寓于斜桥之洋务局。各国领事对李鸿章之感情颇为冷淡，无一人往访。⁽⁷⁴⁾

甫下码头，李鸿章就感受到异样的气氛。除了本地官员外，前来迎接的外国人只有海关职员寥寥数人，各国领事似乎事先已有默契，在这一天全不见踪影，甚至连礼节性的问候也没有。⁽⁷⁵⁾以英国为首的多数列强国家质疑李鸿章权力来源的合法性，认为他的作用只是拖延时间，尤其会妨碍欧洲正在进行中的军事准备，所以对他的任命反应冷淡，“有的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持坚持反对态度”⁽⁷⁶⁾。这种冷漠的情绪当然会影响上海领事当局对李鸿章的接待，“这个被外国人奉承惯了的高傲自大的清朝官员，这次不得不领教一下不受欢迎的苦头”⁽⁷⁷⁾。

李鸿章一行保持了足够的低调，一路未事声张，仅以简单的仪仗走了过场，径直奔赴洋务局馆舍下榻。当日，上海文武官绅以及附近州县官员，求见者络绎不绝，除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上海道余联沅（1845—1901）、前台湾巡抚邵友濂（1841—1901）等二三要人，其他人等一概拒见。⁽⁷⁸⁾不久，移寓刘学询公馆，从此闭门不出，并严禁家人、随员泄漏身边之事。⁽⁷⁹⁾张之洞对李北上一行始终关切，第一时间电询：“傅相到沪，想已见。宗旨如何？随行幕僚何人？由何路何日行？能与各国先商停战否？速示。”⁽⁸⁰⁾

李、盛在沪见面后，交换意见，对战局前景均感悲观。六月二十六日（7月22日），盛宣怀电告刘、张：

两日与傅相密谈。吾梦未醒，彼忿未泄，势难停战，既无开议凭据，难入津门，恐只能遵旨陆行。幕僚王子展、刘问刍、曾敬贻、徐次舟而已。⁽⁸¹⁾

由粤北上之际，李鸿章主要随行幕僚有王存善（字子展，1849—1916）、刘学询（字问刍，1855—1935）、曾广铨（字敬贻，1871—1940）、徐赓陛（字次舟）数人，到沪后长子李经方一直随侍左右，凡遇紧要事件，则多与盛宣怀商议。如何决定下一步行止，是最急迫也最棘手之事。盛宣怀当时已有预感，待李抵京，“恐在西兵入京之后”⁽⁸²⁾。对李在沪进退两难的处境，老于官场的刘坤一洞若观火，以为：“累诏催令北上，并未指授方略，即调任北洋之说，闻亦子虚。只身进京，何从措手？匪特与大局无补，且恐入直境后，为拳党所持。”⁽⁸³⁾

五月二十六日（7月22日），即李鸿章抵沪次日，其次子李经述（1864—1902）自山东德州来电，不仅带来“津亡京危”的坏消息，更对父亲北上持强烈反对的态度：

伏望留身卫国，万勿冒险北上。如廷旨严催，亦宜由旱路徐徐前进，相机而动，为家国留一后着。此时难不能纾，毁身何益？⁽⁸⁴⁾

除了政治局势未明、入京有极大风险外，当时多数国家对李鸿章的政治观感欠佳，摆出不合作姿态，加以东三省开仗，原来计划借俄船护送北上已不现实。清廷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后，于六月十六、二十二、二十七日，七月初四日（7月12、18、23、29日）连下四旨，无一例外都是督促迅速北上，调子已经一次比一次严厉。⁽⁸⁵⁾李、盛在沪上体察情势，断定“津门难入”，认为此刻推动“送使赴津”为时局转圜的关键，然后方可“自任剿匪，商酌停战”⁽⁸⁶⁾。六月二十九日（7月25日），李鸿章复奏称：

惟念前在北洋二十余年，经营诸务，粗有就绪，今一旦败坏，扫地尽矣。奉命于危难之中，深惧无可措手，万难再膺巨任。连日盛暑驰驱，感冒腹泻，衰年孱躯，眠食俱废，奋飞不能，徒增惶急。至俄国并无信船在沪，现值奉天、黑龙江开衅，俄船必不肯借。罗丰禄电称，英外部请俟各使护送到津，再北上与之会议。未知都中能派队伍送各使赴津否？容俟调养稍愈，即由陆路前进。⁽⁸⁷⁾

奏内强调航海北上的诸多困难，又称病需要调养，而实际关切者，指向“派队伍送各使赴津”。刘坤一、张之洞多次去电，催问启行确期，李意态消极，托词“俟行有日，当预电告”，对入京全不看好：“看各国语气，未容在都商议，致受劫制，当轴误会，恐酿大祸，鸿去迟速皆无济也。⁽⁸⁸⁾”刘转而建议“公能在沪商议，机括较活”⁽⁸⁹⁾，尝试就地展开交涉，但同样毫无结果。

李鸿章已认定“此时京、津、沪均难与议”，只有“速送各使至津”才有“转机”可言。⁽⁹⁰⁾至七月初六日（7月31日），再度入奏，请速定大计者四端：

一请明降谕旨，饬大学士荣禄派文武大员带兵护送各使赴津，以示宽大而泯疑怨。如虑沿途护送为难，该使等不欲冒险，或先撤去仇攻之兵，专派保护之兵，优加体恤。美廷电谓各使通信，方易商办。应一面准其通信本国，彼此停兵，各派全权商议善后。……

一请明降谕旨，各省督抚、将军以及入卫统兵各大员，应即懔遵六月二十一日谕旨，各国洋商教士仍按照条约一体认真保护，不得稍有疏忽，并不得轻听误会，纵容乱兵土匪借端焚杀。……

一请明降谕旨，各督抚及各统兵大员，应即懔遵六月二十一日谕旨，各处土匪乱民，焚杀劫掠，扰害良民，即行相机剿办。……

一请明降谕旨，……应请专派大员，会同顺天府尹、直隶总督，赶紧筹款，广施赈济。并请皇太后、皇上赏拨帑银、漕米，以赈为抚，俾胁从良民各归本籍。⁽⁹¹⁾

上述待办四事，“护送各使赴津”一节赫然居首。同时，李鸿章秘拟遣亲信杨崇伊北上，“谒商庆邸面奏慈圣，先送使出都，俾与各国议和”（详下）。不料形势急转，七月初八日（8月2日）袁世凯传到京信，总署大臣许景澄、袁昶在京遇害。⁽⁹²⁾这带给李鸿章不小的震撼。同日，李经述来电，苦劝“在沪留俟变定，再筹补救，切勿轻身赴召，自蹈危机”⁽⁹³⁾。至此，李鸿章的态度不再有任何犹豫：

顷接袁电，竹筼、爽秋均初三处斩，想因得罪拳匪，成何世界！洋兵已前进，一月内大局可定。吾稍缓待，虽严谴不顾也。⁽⁹⁴⁾

紧接着，再度入奏称病，借口“半月以来元气大伤，夜不成寐，两腿软弱，竟难寸步”，请求“赏假二十日，俾息残喘”。⁽⁹⁵⁾一直伴李身边的盛宣怀，在某私函中一语道破其真实心思：

合肥请假廿天，以相事机。许、袁被害，合肥亦不敢仓卒入都。此次一盘乱棋，如何收拾？⁽⁹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