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残稿》若干“疑点”的辨析

二、对《残稿》若干“疑点”的辨析

由上文，已可确定《袁京卿日记》真实性，而《残稿》性质依然笼罩着一层迷雾。孔先生说：“如果仔细推敲，即不难发现《残稿》疑点颇多，许多记述与史实相悖，且与通常日记格式不合。”所谓“疑点”是否成立，“体例不合”原因何在？本节拟将两种日记合而观之，一一辨析。另须说明者，本文引《残稿》皆据《丛刊·义和团》点校本，即目前最常见和通用的版本，其全文共六十四个自然段，笔者按序编号，为行文方便，必要时以序号代称。

（一）关于袁、许三折

世传袁昶、许景澄罹难前，联名上奏三折，即《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严劾大臣崇信邪术请旨惩办疏》，入奏时间分别为五月二十二日，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此三折流传甚早，⁽²⁴⁾光绪二十六年即合并刊印单行本。⁽²⁵⁾后人编辑《太常袁公行略》《许文肃公遗集》，均收录三折全文，此外，有关义和团的公私撰述及史料汇编，也多将三折视作信史采纳。⁽²⁶⁾20世纪40年代邓之诚（1887—1960）阅《太常袁公行略》，仍信所收三折为真，其日记1944年1月28日条记：

按太常三疏，其一有原稿，二、三为抄稿。首先登载者为《天津日日新报》，其时当在辛丑，后来纂《拳匪纪事》诸书，胥胪载之。癸卯《上海中外日报》社论，有《荣禄表微篇》，谓荣禄预计归咎今上以谋和，而令袁传播所上疏，为荣禄解免，因疑二、三两疏并未出奏。其说不根，不知何人手笔，或汪康年辈所为，专以诋荣禄者。近章一山梫刻文集，复理是说。自予观之，袁、许谋翻端、刚之议，唯有力保兵权在手，且慈眷极深之荣禄始足以折之。迨疏上不报，乃不得不严劾端、刚，以博万一之听。使无第三疏，袁、许绝不至骈诛也。⁽²⁷⁾

对于怀疑“太常三疏”的说法，邓之诚以为“其说不根”。邓的判断未必准确，但其介绍三折早期的流布、版本情况，却很有价值，而且有关舆论争议的声音，也提示我们在三者真伪问题背后，还有着更复杂的政治语境尚待厘清。就文本题旨而言，这段话中最关键的信息，则在于揭示了三折最初流传时的文本形态——“其一有原稿，二、三为抄稿”。

孔先生于1986年遍检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未见三折原件、录副或登记，而“《残稿》对第一疏之呈递确有明确记载”，遂断言：“这只能说明《残稿》说了假话，是不可凭信的。”其实，就三折真伪起而争鸣者，孔先生并非第一个。翰林院给事中高枬（1852—1904）在庚子年日记中引述编修黄曾源（1858—？）语，即谓“袁二三折，皆上海好事人伪作”。⁽²⁸⁾刘声木（1876—1959）作《苌楚斋三笔》，记：

光绪庚子以后，外间相传：桐庐袁忠节公昶，于义和团攻各国公使馆一役，上三疏力谏，致三人同被祸，上海有石印其手迹奏疏底稿者。予闻元和陆文端公润庠云：“忠节三疏，当时虽属草，实未上。其所以与嘉兴许文肃公景澄同被祸，实因满洲联□□公元一言。翌日，孝钦显皇后召见联墨樵京卿元，问以外间情形如何。京卿力陈各国使馆万不可攻，将来北京受祸甚巨。孝钦显皇后不悦，曰受祸如何﹖京卿继陈如攻破使馆，杀其使臣，将来西兵入都，鸡犬不留。孝钦显皇后闻之震怒，谓其以西人挟制朝廷。三人遂同日弃世。”云云。⁽²⁹⁾

刘声木记载“忠节三疏，当时虽属草，实未上”的说法，得自陆润庠（1841—1915），同治十三年状元，庚子时为内阁学士兼署工部左侍郎。清末供职国史馆，为许、袁作传的章梫（1861—1949）验证于清宫档案，也得出三折“实未入奏”的结论：

三忠授命后，海内传袁忠节三折稿甚著，俞曲园先生撰许文肃墓志亦采之，谓许与袁氏合奏者。余在史馆复纂许文肃传，即据以辑录，迨复纂袁忠节传，初辑者备录三折，顾亚蘧前辈瑗副纂，删其后二折，签云实未入奏。余又遍查军机内阁奏事处各档，五月以后七月初三日以前，实无袁忠节折件。许文肃有二折，亦均言他事，则袁之第一折亦未入奏者，因并删之，兼删许文肃传与袁合疏之事。⁽³⁰⁾

章梫此文作于“宣统三年（1909）八月”，判断“实未入奏”与孔先生后来再调查的结果，可谓相当一致。《残稿》既有呈递第一疏的“明确记载”，那么，它是否“说了假话”呢？按《残稿》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条：

昨拟救急目前危局折，即约竹筼于今晨同上之。

细绎文意，可知此疏系袁昶草拟，继邀许景澄联名上奏。此处须区分的是，约许会奏为一事，最后是否入奏为另一事。袁昶致张之洞函有谓：“沤欲奏弹，筠诤遂止。”⁽³¹⁾“沤”，袁昶自称；“筠”，许景澄字竹筠（筼）。由此看，袁昶拟折欲会奏，而为许所劝阻。恽毓鼎（1862—1917）《崇陵传信录》记此事，谓“或云疏虽草，为侪辈所阻，实未上”⁽³²⁾，亦足充作旁证。

戴玄之、陆玉芹均有专文考订三疏真伪，结论基本相同——第一疏出于袁昶手笔，第二、三疏系他人伪作。唯戴仅言“第一疏确系真品”，对上奏与否未置一词。⁽³³⁾陆论证相对周详，结论也更明确：“袁昶确实上了一份奏折——《急救目前危局折》，且本想与许景澄一起上奏，但五月二十二日，正是朝廷关于‘剿抚’‘和战’的关键时刻，经过两次会议，慈禧太后在会上‘抚拳’的心态已经表露比较明确，袁考虑到当时紧张态势，最终没上。”⁽³⁴⁾笔者认为上述结论是可信的。有关证据，二文均可复按，不赘，只是有一条强有力的“内证”有必要指出，即《袁京卿日记》六月初五日上荣禄书，有言：“昶自前月召对，不称旨；又上书两邸，并草一折，坐与朝议相枘凿，箝口触网，不敢复言事。”⁽³⁵⁾这里的“草一折”，正可与《残稿》所云“拟救急目前危局折”互证。

（二）关于《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

《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原刊于《太常袁公行略》，翦伯赞等将之与“三折”一并辑入《丛刊·义和团》之《袁昶奏稿》。孔先生对此书函是否呈递亦表示怀疑：“这是因为《乱中日记残稿》开始于五月十八日。而据《太常袁公行略》所记，上庆亲王书于五月十九日呈上。这样的大事，《乱中日记残稿》未记，相反却于次日详细摘录了许竹筼致樊云门的信函内容。而且，袁氏致张之洞密札，亦未提及上书庆王事。”上庆王书真伪与否，与“三折”有着连带关系。孔先生已注意到此书函后半部分与第一折“内容相同，语句相似”，则第一折如证明为真，质疑上庆王书有相同内容也就失去了意义。两者写作时间接近，故而主旨一致，反倒可印证上庆王书可信程度高。

现存袁昶致张之洞函，未提及上书庆亲王奕劻（1838—1917）事，而在《袁京卿日记》中则有所反映，前引《上荣中堂略园书》有“又上书两邸”一语尤其值得注意。上庆王书亦谓“请两邸宪会同荣相奏明，刻即下诏”云云，可与互证。按“两邸宪”，即庆、端二王。恽毓鼎在解释袁昶被杀原因时，曾言：“袁太常诋拳匪最力，致书庆亲王奕劻，请其劝载漪勿为祸首……书为载漪所得，遽上闻。谕旨所谓离间，指此也。”⁽³⁶⁾郭则沄（1882—1946）将之与诸说相较，亦得出“是说较可信”⁽³⁷⁾的结论。

再，六月二十三日（7月19日）袁昶致张之洞函有云：

八旗王公大臣，上自东朝，至今坚信五斗米为长城可恃也。沤屡屡苦口微辞，为相识之旗下巨子言之，终不能悟，殆皆王凝之之后身耶？⁽³⁸⁾

所谓“相识之旗下巨子”，即指端郡王载漪（1856—1922），此处借东晋人王凝之深信五斗米道，请“鬼兵”御敌而遇害的事迹讽喻之，与上庆亲王书主旨若合符契。

（三）关于罗嘉杰上书事件

庚子五月慈禧太后是否因收到“归政照会”（或称“洋人照会”“假照会”）而决定宣战，向为学界聚讼的一桩公案，包括《残稿》在内多种史料都提示“照会”确曾存在，传送者则指向苏松常镇太粮储道（简称“江苏粮道”）罗嘉杰，经手传达者则为军机大臣、大学士荣禄（1836—1903）。孔先生有文章指出：“所谓江苏粮道罗嘉杰传送的‘洋人照会’，各家的记载矛盾百出，纷纭杂陈，而在清宫各类档册中得不到任何印证，很可能是一起子虚乌有的事件。”⁽³⁹⁾既认为是一起捕风捉影的政治传闻，不足凭信，那么“《残稿》对此事却记载尤详”也就成为损害其真实性的一大例证。

按《残稿》相关记载出于五月二十四日条，（17）段：

决战之机，由罗粮道嘉杰上略园（荣禄）相书，称夷人要挟有四条。［相出示同列，其一条，称请归政，不知确否，各公使无此语，岂出于各水师提督照会北洋耶？北洋不以上闻，而罗轻启当国者，此人乃祸首也。］致触宫闱之怒，端邸、徐相、刚相、启秀等，又力主惩治外人，推枰之几遂决。

（18）段续云：

推原祸本，苏粮道罗嘉杰密禀大学士荣禄，所称夷人要挟四条，多悖逆语云云，乃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三等日，圣慈所由激忿，王贝勒等众情所由愤怒，兵衅所由骤开。然罗嘉杰所称，既非各国提督照会裕禄，亦非天津各领事扬言，又李鸿章、刘坤一等前后电奏，各国外部语绝无此说。各外部佥言此次调兵，系为保护使臣，助剿乱民，不干预中国国家政治家法。当时战未交绥，何所施其要挟？可知罗语妄诞不根，荒唐无据，轻率密禀，实为祸魁，非请旨革职拿问，讯明严惩不可。［按：此注系续记者］⁽⁴⁰⁾

孔先生认为“这段记载漏洞百出，实在经不起推敲”“《残稿》将罗嘉杰称为挑起战端的罪魁祸首，完全是局外人之谈”。笔者解读稍有不同，此处提出两点。其一，关于罗嘉杰上书或洋人照会的记载，非仅见于《残稿》一处，袁昶初闻此说，示以“不知确否”，应为一种正常反应。下面先排比时人记述，然后予以分析。李希圣（1864—1905）《庚子国变记》：

（五月）二十日，焚正阳门外四千余家……是日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太后哭，出罗嘉杰书示廷臣，相顾逡巡，莫敢先发。⁽⁴¹⁾

李超琼（1846—1909）《庚子传信录》：

（五月）十九日……会江苏督粮道罗嘉杰至津，以密书致荣禄，言各国须尽予以兵权、利权及铁路、海口四事，乃许和。荣禄固知其言之无稽也，急持入告，冀以杜臣工之沮议者。太后果大怒，主战之意益坚。⁽⁴²⁾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五月二十日条：

适凤石（陆润庠）自内廷急召归，喘息未定，云皇太后、皇上召见六部九卿云：“洋人要约二条：一天下兵权尽归节制，一天下钱粮尽归征收。将不国矣，我不畏死，尔诸臣有何良策？”⁽⁴³⁾

恽毓鼎日记五月二十一日条：

未刻，复奉旨入见，申刻，召对于仪鸾殿。……太后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凡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一、尽收天下钱粮；一、尽掌天下兵权；其一未详。［嗣闻系请太后归政。后闻此四条照会，军机、总理、北洋皆未见；询之洋使，亦坚执并无此事，竟不知从何而来。］复谕云：“现在是他开衅，若如此将天下拱手让去，我死无面目见列圣！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⁴⁴⁾

邹嘉来（1853—1921）五月二十二日函：

五月二十日……讹言四起。洋兵修道而来，闻距京渐近。各使以兵马钱粮统归管辖为要挟。上意如无挽回，愿作背城之举，宗社生民所系至重云云。⁽⁴⁵⁾

五月二十七日李鸿章收盛宣怀电：

洋人照会，中国信用乱民，地丁、兵权归洋人主政，两宫不允，决计开仗。⁽⁴⁶⁾

六月初三日张之洞之坐探委员巢凤冈自德州来电：

闻各使出四款：一归政；二粮税归彼管；三佛爷无论在宫在海，应用洋兵保护；四各国准参谋政府事。请旨，上主和，佛主战，董军戕毙德使，长安街将开仗。⁽⁴⁷⁾

上述作者中，恽毓鼎以翰林院侍讲学士身份参加了御前会议，叶昌炽所记闻自内阁学士兼署工部左侍郎陆润庠，其亦为与会者之一。恽、叶两说史源明确，应较可信。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叶昌炽记“洋人要约”在五月二十日（与李希圣记“罗嘉杰书”日期一致），恽毓鼎记“洋人照会”在五月二十一日；其二，无论“要约”或“照会”，内容仅及代管兵权、钱粮，未出现“归政”字样，关于这一点，同时期邹嘉来、盛宣怀二电及李超琼记载皆可充旁证。恽毓鼎谓“嗣闻系请太后归政”云云，系事后补记，此节宜与前引《残稿》（17）段括号内按语参观。略加比较，可发现两者表述的意思非常接近。袁、恽均参加了御前会议，消息来源近似。笔者认为两人于第一时间听说有洋人要挟事，但对具体要挟的内容并不十分清楚，至少当时所知无“归政”一条，此条实际得自事后传闻，遂各自补入日记。⁽⁴⁸⁾袁昶对此存疑，表示“不知确否”，这样的反应并不奇怪。巢凤冈的探报相对属于外围，而且距离御前会议也已隔了一段时间，“四款”同样多出“归政”一条，可见此条实系后出。

值得注意者，《残稿》记罗嘉杰提供者为“密禀”，而非照会。《高枬日记》也说：

荣相初与某某等争论不胜，适接江苏候补道某函，言洋人已定四条，有天下兵马钱粮归其掌管，政府要干预。荣得此函，送入，将以恫骇沮其谋，转而归剿办之议也。不料送入，遂大怒决裂。后乃知使馆并无照会到来［寻常照会有格式，是洋字，非汉字，此次乃信函］。⁽⁴⁹⁾

来自罗嘉杰的情报，经由荣禄，对慈禧对外心态的变化确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似与荣禄送入的初衷相悖。林华国先生以为“密禀”这一情节相对“合乎情理”，并推断：“罗嘉杰有可能听到一些有关列强动向的传闻，他把听到的传闻向荣禄密报是可能的。这个密报受到荣禄和慈禧的一定重视也有可能。但这段议论⁽⁵⁰⁾说清廷决定对外宣战是受罗嘉杰密禀的影响则是没有根据的。”⁽⁵¹⁾清廷决定宣战涉及复杂因素，尤其与津沽前线军事形势突变与情报传达的时间差密切关联，“罗嘉杰上书事件”本身疑窦众多，但可基本确认的是：与罗嘉杰隐约有关、指证洋人要挟的某些证据在御前会议上曾被出示，且对君臣上下造成冲击，其内容未涉“归政”，但侵害主权的要求引起慈禧强烈反感，故当时已有“如无挽回，愿作背城之举”的意态。

其二，（18）段标明“系续记者”，实为后人所添，其性质应与（17）段相区别。

《残稿》（18）段末：“按：此注系续记者。”孔先生据此评论：

是谁的续记？我以为袁昶是不会作这种记述的，只能是后人改篡加进的。因为随事态之发展，谁是罪魁祸首，愈来愈加分明，袁昶是不会委罪于罗嘉杰的。清廷后来惩处祸首时，未及罗氏，亦可旁证。

林华国先生谓：

《乱中日记残稿》见于1905年出版的《太常袁公行略》一书。日记原稿已不见。这段议论究竟是袁昶本人补写还是《行略》一书出版前由他人补写，尚待考证［我怀疑是他人补写］。⁽⁵²⁾

笔者所见《太常袁公行略》初刊石印本，即有“按此注系续记者”字样，可知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者所加，而“推原祸本”以下一段，换行用小号字区别于正文。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段话系《行略》出版时由编者所添。

罗嘉杰是否真的呈送过“密禀”或“照会”，需要打上大大的问号，但如前述，庚子事变期间有关此事的各版本说法已广泛流传于京师士大夫圈子，须注意者，一开始时说法尚未涉及“归政”，也未被指认为清廷宣战的主因。后人编辑《太常袁公行略》，实无严格的史料辨析，问题严重的“三折”照录不误，即一显例。⁽⁵³⁾辑入《残稿》时，编者很可能采信坊间有关罗嘉杰上书的传闻，而加注补说。现在所见《残稿》中两段相关文字，据笔者理解，（17）段出于袁昶手笔，括号内按语系时隔不久后补记，（18）段则为后人所加。

总括而言，袁昶日记出现罗嘉杰上书的记载，并非突兀和不可解释。此事确有“原型”存在，而非出于编造，唯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变异。一味追索源头，不仅困难，且意义不大。笔者认为，更具追问价值但已属本文题旨以外的问题，是林华国先生曾已提示的：“20日日记后面的那一段议论为什么把清廷宣战归因于罗嘉杰密报，这倒是一个值得认真考查的问题。”

（四）关于“与日记体例不合”问题

孔先生质疑《残稿》另一理由是它名实不副，虽名曰“日记”，但许多部分不类日记：“坊间所流传的《乱中日记残稿》，其内容除日记外，还包括了袁昶的密札、电文摘要等内容，加上编者的按语。与日记体例不合，且有许多后人加工的痕迹，并非是袁昶的日记原本。”

《残稿》中出现异于作者口吻的按语或电文摘抄，始于五月二十四日。（18）段末按语，考辨已详前节，不再赘。（19）段末按语“以下六节均系五月末”，实分四段，前引顾廷龙跋即提示此数节“盖皆经展转传抄，非出手稿矣”，与原稿有所区别。

（20）段“江督刘公、鄂督张师致荣相个电……”、（21）段“东抚袁慰亭电奏……粤督李中堂电奏……”，可见于《袁京卿日记》五月二十八日条。唯《袁京卿日记》末句作“岂知端邸、徐相、崇公、溥良、溥兴一意主借拳剿洋，迎合慈意，并专仗董军助团剿仇洋，不顾巨患在后乎？”《残稿》则少“迎合慈意”四字，并隐去了排外廷臣姓名。

（22）段作：

语英侍郎年，以先清内城，以安民心。现禁城有拳团三万余人，来者穰穰不止，久必生变，即不能部勒使受约束，不如导使随（甘军马玉崑）往津御洋兵，少（原文如此，疑系“乃”字抄误）两得之。英云，当与庄邸、刚相、澜公商之。

复按《袁京卿日记》五月三十日条：

过英菊侪少农（年），商先清理内城，以安民心为要。现团有三万人，来城尚不止此数，日久生变，既不能部勒使受约束，不若劝导使往析津御洋人，乃两得之。菊翁云，当与庄、刚、澜三公商之。天下何思何虑，老僧不见不闻。

两段结构行文基本相同，有少量字词出入，但不影响对中心意思的理解。文字的微调，包括删落“天下何思何虑，老僧不见不闻”一类主观性语句，很可能是在《残稿》编辑时产生的。

（23）段“宋祝三、马景山亦言，虽失和开仗，亦不可诛及使馆，此皆老成谋国之言”等语，未见于《袁京卿日记》。

（24）至（50）段，即六月初八、初九、十二、二十一、二十二日条，与《袁京卿日记》所含时间段重合，这为我们清楚理解两者异同，提供了极佳的对比素材。细加留意，可发现前者多记时事政局及个人政见，后者则还保留相当多日常生活、交际应酬、诗文创作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残稿》具有主题性，侧重于记录“政治”面。现撷取与时事相关部分内容，录下以做对比。

表二　《残稿》与《袁京卿日记》内容异同示例

按：加下划线的文字系《袁京卿日记》较《残稿》多出者。又《袁京卿日记》抄本，凡按语原均用双行小字，现以小括号标示。

由上可见，《袁京卿日记》保留了不少袁昶按语，多涉及人物评价，其锋芒所指，不仅有主张“抚拳抗洋”的王大臣，也包括奉召北上而不应命的两广总督李鸿章（1823—1901）。有必要指出的是，袁昶固不满于执政诸公，但从日记看，他与后来划入“顽固派”的许多人仍有交往。戴玄之读《残稿》，即注意到“凡有关徐、刚、启、赵诸人，皆礼敬之，尊称其官衔而不名，从无攻讦、谩骂字句”。⁽⁵⁴⁾这一点同样可于《袁京卿日记》中得到印证。另有一处特别值得注意，即《袁京卿日记》六月二十一日记“刚相直肠，深悟空言解散之非计”，《残稿》则作“刚相近亦梭巡无计”，后者将对刚毅（1837—1900）的“同情的理解”改轻，很可能是编辑者出于维护袁氏形象，而做了一番小手脚。总的来说，日记所见袁昶，与今人对他疾恶如仇，以激烈言辞致犯端、刚之忌的印象，有不小差距。有趣的是，袁昶对主和派人物李鸿章，观感亦不佳。对李滞粤不行、亲昵俄国，日记中均有批评，言辞犀利，毫无假借。袁昶后人刊布《残稿》时，刻意删落这些易犯忌、得罪人的话，当在情理之中。又《袁忠节公手札》存录李鸿章电，末有按语“观此语，则知李与俄交情亲切，大有石郎、刘豫之意”⁽⁵⁵⁾，较《残稿》（39）段，多出“大有石郎、刘豫之意”一语。孔先生据此判断《残稿》“改删之迹，昭然可见”“许多部分只是后人根据袁氏所存电报抄件及书札等资料，托袁氏之名，编造出来的”。其实，同一按语亦见于《袁京卿日记》六月十三日条。袁昶将李拟为石敬瑭、刘豫，讥嘲鄙夷，情见乎辞，其将摘录的电文抄呈张之洞时，完整保留本人按语，足见两人关系之密。唯后来刊印《残稿》者反多顾忌，对按语做了删节处理。

（51）至（61）段，即系于六月二十二日条下《残稿》最末十段，多涉义和团组织源流及在京津活动情况。孔先生质疑其内容“大多追述庚子五月十六日以前的事情，甚至有光绪二十五年义和团在山东的活动，这种前后顺序的颠倒，也说明《乱中日记残稿》是否真是袁昶手写的日记，的确是令人怀疑的”。笔者认为，这部分确非袁昶日记原有，其性质与前述（18）段相似，应为后人编印时所添入。

综上，基本结论是：《残稿》《袁京卿日记》所据为同一底本，日记时段不尽同，但从重合部分看，并无显著差异，只是《残稿》少了若干条袁昶本人所作按语。故《残稿》较之原稿，“删”确有之，“改”则微乎其微，尚不至于歪曲原意，“与史实抵触”一说缺少相应证据支持。再，既以《残稿》命名，说明所抄必不全，那么出现若干日期错置或移置也可以理解。日记在前，函札在后，这一文本生成的次序应属无疑，《残稿》只是世存袁昶庚子日记的一种不完整版本，若谓其出于据函札等资料“编造”，则大谬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