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交涉：“伊藤所询未易答复”

三、战时交涉：“伊藤所询未易答复”

除了与日本外务省的联络外，张之洞与一些日本政界要人的良好私人关系，也便于其对日发表政治意见。曾于上年访华并与刘坤一、张之洞结交的伊藤博文，在六月初通过李盛铎向两人密询：“现在情形危迫，愿闻钧意及办法如何，请密示。”⁽⁶⁸⁾接信之初，张之洞颇感踌躇，一则出于身份使然的自我禁抑，所谓“中外殊俗，中国臣下不能专擅作主”，政治发言讲究位势；二则对伊藤的真实意图无从把握，在搞清楚“彼所瞩望于我者”究竟为何之前，不敢贸然吐露心曲。他因此特嘱钱恂在日密探：“伊藤意中必有所指，速密详示。”⁽⁶⁹⁾另外，伊藤来电避开了当时已经奉旨北上的李鸿章，而专以江、鄂督抚意见为重，这一点也引起顾虑，他向刘坤一表示“伊藤所询未易答复”，又吐露心下的不安：“此次来电止询我两人，而不提李傅相，亦属可怪。”⁽⁷⁰⁾刘坤一也认为“伊藤所询，其意难测”，复以“须告李使作谈论答复，方不着迹。至奏明一节，似可不必，语虽冠冕，秉钧者固未可以常例测度也，傅相处可勿须商”。⁽⁷¹⁾

在与刘坤一反复电商后，张之洞决定以“浑涵意”回复三条：

一、望各国不攻京城，匪乱自平；

二、望各国不惊两宫，天下人心自服；

三、望各国停兵，在津候李傅相妥议，当易结束。⁽⁷²⁾

以上意见不过重复了此前对外务省的建议，并汲汲表白“维护两宫”意，并无特出之处。但张之洞仍自觉有“僭越”的风险，主张答复后立刻电奏，以免招来“外间臣下妄议”的责难。至六月初十日（7月6日），上述三条以江、鄂两省名义回复伊藤，电内由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上谕引申：“谕旨中既有‘相机审势’之责，是则凡有关保守疆土者，其事势机宜当可随时斟酌，遵旨联络各省，公同商酌办理，此办法也。”除借朝廷言论为己正名外，还特别声明，内容只可作为“私交谈论”，不可视为“公牍”。⁽⁷³⁾张之洞可谓小心到了极点。

在申明己见的同时，张之洞又想反制一手，向伊藤博文摸底。六月十一日，加电驻日公使李盛铎云：

北方兵事，确非两宫本意。今匪徒肇祸太蛮，外舰攻台亦太骤，各国以公使被戕，必尽其兵势所至。今乱徒固不辨孰欧孰亚，各国亦莫分为匪为兵。惟日本深知中国情形，有共利共害之势，有同洲同种之情，必能谅其内乱，解其外忧，将来办法应与各国不同。如伊藤能示以大意，则南方督抚办事宗旨更有把握。切望密询示复。⁽⁷⁴⁾

其时日本政府正展开出兵外交，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面对不明朗的前景仓促做出暗示或承诺，均不合时宜。同为沉浮宦海多年的资深政客，伊藤博文的精明对比张之洞甚有过之，对湖北来电他明智地选择避而不答。⁽⁷⁵⁾

在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间，李盛铎为停战事就商青木周藏，“舌敝唇焦，议迄未就”，继而又转向政府外伊藤博文、矢野文雄（前驻清特命全权公使，1897年6月—1899年11月在任）等人游说，也无结果。至六月中旬，日本政府派兵已定，伊藤博文才通过李盛铎再次向湖北传递口信，提出可能的停战方法，即“如中国朝廷能担保各使必无损，请电前敌，派员赴联合军总统商办，或可行”⁽⁷⁶⁾。当北京使馆人员尚存的消息被外部了解，矢野文雄又示意：“各使既存，宜速令与联合军通函，或先送一人至津，庶各军不疑，怒可渐解，然后徐议停兵。”⁽⁷⁷⁾伊藤和矢野，一个是曾数度组阁的政界元老，一个是精通中国事务的退役外交家，在对华问题上皆有发言权，而其时身份又在政府之外，相对约束较少，说话较便。⁽⁷⁸⁾按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的基本态势是，日本政府一面与各国紧张协调，续派大兵开赴华北战场，一面又与清朝公使保持接触，以“同洲休戚”的姿态区别于欧美列强。青木作为内阁成员、外交事务的直接责任人，始终坚持“欧美第一”的原则，在对华问题上态度强硬，不愿做任何实质性的表态。⁽⁷⁹⁾伊藤、矢野则利用身份便利，通过私下的渠道发挥影响，而不必负担外交上的责任。既不敢得罪列强，又欲见好于中国，无怪乎有作者在总结晚清时期日本政府对华外交特质时，使用了“双面影人”这样传神的词语。⁽⁸⁰⁾

张之洞也有复杂的感受。一方面，他也清楚在京各国公使安危关系重大，来自日本的警告并非无因。故于六月十九日（7月15日）联合各省督抚奏请护使，其中专门引用东京来电，谓“此时各国专重救使一事，必须将各使救出，方有排解之法”，而在救使的具体办法上，又不敢取激进的策略，只是请旨饬令四川提督宋庆等护送各使前赴天津，标举此为“安危利害之一大关键”。⁽⁸¹⁾奏内有“使知攻使系匪徒所为，救使系两宫德意”字样，其用意还是为宫廷开脱罪责。⁽⁸²⁾

另一方面，在与日本联络过程中，张之洞不时为己严格设限，不忘自省禁忌所在。刘坤一当时曾建议，令与日本前军统帅福岛安正有旧交的陶森甲（1855—？）出面斡旋，以便“从中保全”。⁽⁸³⁾而张之洞对绕过“政府”的私人交涉心存忌讳，忙不迭一口回绝：“此等大事，仍政府作主。……不如与李星使商为稳妥，但外人所出题目恐我等不能办，奈何？今日只有恳其保两宫一事可说，各国必归咎中国政府，我等岂能置喙耶？”⁽⁸⁴⁾

这一时期日本大举对华增兵，也令刘坤一、张之洞颇生疑心，前者的反应尤其强烈。⁽⁸⁵⁾为安抚舆论，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特赴上海道署，解说日本出动大兵的原因：“一为保护使馆，弹压匪徒，二为便于调停，缘西例派兵多者，可多发议论，实顾大局，并无他意。”并请务必转达江、鄂总督，以免误会。⁽⁸⁶⁾张之洞接上海来电后，却读出另一层意涵。他以为小田切所言带有“京”字，意味着联军即将开赴京城，眼下形势“危险已极”，故向奉召入京的李鸿章献策：

目下必以缓兵勿逼京城为急务，论理固须我先送使、剿匪，他事方易商办。然假使我等奏请送使、剿匪俱已邀允，而各国兵仍不停，又将奈何？反复焦思，惟有请中堂单衔急电各星使，向各国外部询明要我如何办理，彼方肯停兵勿攻京城。倘得各国复电云送使、剿匪即可停兵，则迅速据以会奏陈明利害，当可邀允。⁽⁸⁷⁾

但此刻情形已非国人所能左右。很快八国联军由天津起兵，一路势如破竹，转瞬已将兵临城下。在此期间，由于南北电信中断，消息迟滞，南方督抚多无法掌握即时动态，张之洞对战情的了解反而依赖于李盛铎等发自海外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