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就清末“以德为师”的军事变革推动中国军事近代化而论，诸如扫除勇营旧习、建设新式陆军、规范军事训练、完善军事教育、培养军事人才、沟通中外军事交流诸方面，先行研究多注意及此，叙说已夥。本文主要聚焦张之洞雇聘德国军事教习的相关史实，通过细部考察，透视晚清时期德国教习在华活动的实相，即这一所谓“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启蒙群体”与中国人具体交往的情形以及中国人对他们的观察和观感。张之洞在两广任上，已开始雇聘德弁为教习，至江南编练自强军之际，已形成较全面的“取法于德”的认知，大量招募德国军官分任统带、营官和哨官，负统兵之责。回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聘用德人的场域由军队转向军事学堂，德弁的相关职能也发生变化，不再直接带兵，而只充任教习。与此相应，前后应募来华的德国军人的来源也有所差异。以来春石泰为首的自强军德籍军官多系退役士官，由清朝驻德公使通过克虏伯公司等渠道，自民间招募；德国政府则有意对华直接推荐高级军事顾问，后退而求其次，派法勒根汉任湖北武备学堂总教习。他们参与地方军事近代化改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作用。即如法勒根汉等人，尽管最后与中国人不欢而散，但本身业务素养、能力不俗，到华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在武备学堂选址、规划学堂建筑、制定学制学规、翻译武备书、培养学生各方面，表现出相当的热情。(125)就连一向对外籍教习颇有微词的姚锡光也表示：
余观此两洋教习（法勒根汉、根次），性虽桀骜，而颇有踊跃做事之心。苟有善于驾驭者以督率之，凡其所请，可应者，可矢口应之；不可应者，即决然拒之；与之开诚布公，不为牵就，未始不可相处。假彼之长，济我之短。惜当道者不能也。(126)
但是，由于德国教习自身个性、素质、思维习惯、行事风格诸多因素的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难以与中方人员充分合作，也无法得到足够信任；由于清朝对军事改革缺乏必要准备，这样一种仓促、草率和不完备的改革氛围，也大大限制了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骆博凯在江南陆师学堂总教习任上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书面合同上同意欧洲人的一切要求，却又给他们承担甚少任务，中国人还有责任给予支持，支付高额薪水。人们把这些滑稽的约定称之为‘合同’……”(127)更重要的，在于中、德关系大环境的制约。鉴于两方在国际竞争格局中权势失衡，清人对德员侵夺“吾邦之兵权”的顾虑，时常超越采西法练兵的初衷。这一认知不仅反映在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朝官员身上，也同时为民间舆论所分享。梁启超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便有从国际政治观察的角度，对于湖北武备学堂聘请“德弁”的评论：
彼德人固欧洲新造之雄国也，又以为苟不得志于东方，则不能与俄、英、法诸国竞强弱也。中国之为俎上肉，久矣。商务之权利握于英，铁路之权利握于俄，边防之权利握于法、日及诸国。德以后起，越国鄙远，择肥而噬，其道颇难，因思握吾邦之兵权，制全国之死命。故中国之练洋操、聘教习也，德廷必选知兵而有才者以相畀，令其以教习而兼统领之任。今岁鄂省武备学堂之聘某德弁也，改令只任教习，不允统领，而德廷乃至移书总署，反复力争，此其意欲何为也？使吾十八行省，各练一洋操，各统以德弁教之、诲之，日与相习，月渐岁摩，一旦瓜分事起，吾国绿营防勇，一无所恃，而其一二可用者，惟德人号令之是闻。如是，则德之所获利益，乃不在俄、英、法、日诸国下，此又德人隐忍之阴谋，而莫之或觉者也。(128)
梁启超所谓“某德弁”，即指有德国政府推荐背景的法勒根汉，在他身上集中反映了“揽权”行为的多方面影响。法勒根汉辞职以后，张之洞曾专门致电总理衙门，就法氏与钱恂的冲突缘由做出解释：
法勒根法（原文如此）与钱结怨之由，实系法勒根法事事揽权，直不许提调管事。且必欲以兵一千交伊管，屡渎不已。洞坚持不许。钱于学堂事不能不管，已招法之忌，且因不获干预我兵权，疑钱所沮，尤恨。故怂海使必欲令出学堂。现已另委要差矣。(129)
德人“事事揽权”，不得不防，中方的利益考量，确有其政治层面的合理性。诚如论者所见：“在聘请德国教习之初，曾发生一些波折，反映了张氏既欲以外人为师，但又怕被控制的痛苦心境。”(130)然而，政治戒心一旦缺少节制地施用于军事改革实践，也往往造成严重的隔阂与消耗，导致结果背离初衷。至1897年，胶州湾事件发生，中德关系急剧恶化，这对在华德国教习的地位与心态都产生不小的冲击。而几乎同时，日本朝野各方加强了对张之洞、刘坤一等东南地方大员的工作，加之同文同种、地近费省等因素，清朝军事改革的合作对象由德国转向日本，德国教习在华影响力渐趋式微。
附带可以一提的是，德国军事教习与中国并未缘尽。大约十年后，清廷再度要求德国派遣军事教官来华帮助陆军改革，并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积极回应，此次中德合作的背景，在于抵抗俄、日新协议对满洲的威胁。(131)只是合作未及展开，便告中辍，此时张之洞已经在北京病逝，清朝正面临着巨大的内外危机，距离它的覆亡也进入了倒计时。
(1) ［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泽宪、陈霞飞译，陈泽宪校，中华书局，1978，第37页。
(2) 这方面研究成果，参看王建华《德国与晚清军事近代化》，《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孙立峰、范云《晚清德式军事学堂的兴办及其教育特色》，《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年第2期；苏贻鸣《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启蒙群体——简论外籍军事教官与晚清军事》，《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毛克明《晚清德籍军事教习与中国军事近代化》，《政法学刊》1998年第3期；向中银《略论外籍雇员在晚清军事近代化中的作用》，《求索》2000年第2期。
(3) 白莎（Elsabeth Kaske）大量利用了德国方面的档案资料，并与中国文献相比照，阐述了德国教官与军事顾问的来华经历及其在中德关系中的作用，颇具参考价值。参见［德］白莎：《晚清在华的德国军事教官概况》，《北大史学》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303—348页。
(4) 参看王维江：《张之洞与德国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5) 黎仁凯将张之洞所聘雇各类外国军事、技术人员一律归为“幕中洋员”，缕述其职名、事迹，并做有“张之洞幕中洋员表”，虽然信息不尽完善准确，但搜罗较广，便于参考。详参黎仁凯等著：《张之洞幕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第70—120、148—166页。
(6)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外二种）》，中华书局，2010。
(7) 《雇募德弁片》，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314页。
(8) 《教练广胜军专习洋战片》，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全集》第1册，第313—314页。
(9) 《吁请修备储才折》，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990页。
(10) 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54页。
(11) 《吁请修备储才折》，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990—992页。
(12) 参看罗尔纲：《甲癸练兵志》，《晚清兵志》第三卷，中华书局，1997，第150—162页。关于张之洞“编练新军与军制革新”的研究，较新的成果可参看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216—224页。
(13)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寅刻发，《张之洞全集》第8册，第6135页。
(14) 《致天津王制台》，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寅刻发，《张之洞全集》第8册，第6136页。
(15) 《盛道来电》，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未刻到，《张之洞全集》第8页，第6059页。
(16) 参看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黄山书社，1995，第404—405页。
(17) 参看《盛道来电》《致天津盛道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午刻到、初六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8页，第6058—6059页。
(18) ［德］白莎：《晚清在华的德国军事教官概况》，《北大史学》第13辑，第319—320页。
(19)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七日未刻发，《张之洞全集》第8册，第6127页。
(20)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午刻发，《张之洞全集》第8册，第6147页。
(21)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五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8册，第6515页。
(22) 《筹办江南善后事宜折》，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005页。
(23) 参看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218—219页。
(24) 关于来春石泰其人以及应聘来华始末，可参看陈肖寒《来春石泰聘华前后诸史事》，《第八届北京大学史学论坛论文集》，2012年3月；邱涛、陈肖寒《来春石泰来华与近代中德军政互动关系考》，《世界历史》2012年第5期。
(25) 《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统筹洋操新军的饷折》，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052—1053、1129—1130页。
(26) 罗尔纲：《甲癸练兵志》，《晚清兵志》第三卷，第157页。
(27)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四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8册，第6430页。
(28)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辰刻发，《张之洞全集》第8册，第6599页。
(29)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3页。“沈爱沧”，沈瑜庆（1858—1918），时以道员委充“（两江）总督署文案，兼总筹防局营务处”。参看沈成式编：《沈敬裕公年谱》，载福建省文史研究院整理《涛园集（外二种）》，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第232页。
(30) 《整顿南洋炮台兵轮片》《筹办江南善后事宜折》，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四日、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955—957、1008页。
(31) 中文文献又作“骆克卜”“骆百克”“齐百凯”“骆博凯”。其人出生于普鲁士王国，1872至1893年德军在役，晋升上尉衔。1895年11月，由克虏伯公司委派，应两江总督张之洞聘请，至南京工作。张之洞回任湖广后，为刘坤一留用，任江南陆师学堂总教习，至1900年4月回国。今存其在华期间写给德国家人的书信近六百封，其中直接与南京有关的一百多封已译成中文，辑录成书。参看［德］罗伯特·骆博凯：《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郑寿康译，南京出版社，2008。
(32) ［德］罗伯特·骆博凯：《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第36页。
(33) 姚锡光自光绪十二年（1886）“始役津门”，供事于李鸿章幕府，于军事方面多有建言，据其自谓：“见朝鲜之祸蕴蓄之深，关系之重，非可言喻，叠于丁亥春夏间上两说帖，以要合肥相国，每谒见必陈朝事，相国不之审，约七岁而东方之难作。”参见姚锡光：《尘牍丛钞》，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第358页。甲午战时，在山海关、秦皇岛、山东等地参与军事活动。战后，广搜中外资料，参以自身见闻，纂有《东方兵事纪略》六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于武昌。
(34)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3页。据骆博凯记载，他与来春石泰被委派“巡视扬子江的江防要塞工事，然后提出相应的改进和补充意见，总督大人给扬子江所有的要塞司令发出了相应的命令，并派给一艘中国军舰供使用”。出发时，船组人员除两名德国人外，还有“二十个中国人，其中包括我们两名说英语和汉语的译员，一名秘书以及我们的四个仆人和两个苦力”。参看［德］罗伯特·骆博凯：《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第36—37页。
(35) 按来春石泰等人回南京后，就此次勘察炮台所见，向张之洞提出“当务之急，莫如新式炮台，虽曰工程浩大，亦宜早筹兴筑”，并详述炮台利弊及改造方案。这一报告书后在《时务报》上以连载形式公开发表，参见德国来春石泰、骆博凯原稿，上元郑宗荫译述：《查阅沿江炮台复禀》《查阅沿江炮台续禀》，《时务报》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十一、廿一日，《强学报·时务报》第3册，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总第1923—1928、1991—1996、2061—2064页。
(36)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页。
(37)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页。姚锡光还算了一笔经济账，对自强军雇德将弁之性价比提出质疑：“自今年夏间金陵省垣开练兵公所，雇来德员至三四十人，薪水至大者，如来春石泰月七百金，至少者亦月三百金，计月费万四五千金。以三年为期，须费五十余万金。（练兵公所以外洋人不在此数。）而所教者，不过德国操一项。现在我中国人能德国操者不知凡几，以月二三十金一人，颇可雇充教习，亦颇可著成效。（北洋行德国操已十余年。）何至用德员如此之多，而糜款如此之巨？……中国毫无稽察，且无算计，不知后此何以为国？”同上书，第37页。
(38)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页。
(39)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13页。
(40)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28页。
(41)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30—31页。
(42) 参看［德］乔伟、李喜所、刘晓琴：《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第51—87页。
(43) ［德］白莎：《晚清在华的德国军事教官概况》，《北大史学》第13辑，第313页。
(44)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65页。
(45)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3页。
(46)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53页。张之洞事后奏称：“江南海口沿江各炮台，必须向外洋延访熟谙炮台之将弁来江察勘，筹议修建……嗣由出使大臣许景澄代延德国工程都司骆百克来华，又适又德国炮将雷诺游历过华，冬间先后到江，均经臣派令候选知县姚锡光两次会同洋员即教练陆操之洋将来春石泰察看各台。”参看《选募洋员履勘炮台片》，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52页。按雷诺本人事后作有《扬子江筹防刍议》《查阅沿江炮台禀》，提交张之洞，前者后来发表于《时务报》，序曰：“窃游击于华历上年腊月奉大帅委勘吴淞至金陵一带江防，属抒管见。窃维定大计者，宜策万全而集众长者，贵衷一是。大帅荩忠谋国，虚己以揽四海之才，西人士之愿效微长，伏辕献策者，当难偻指。乃犹不遗微末，远采刍荛，所谓求是而求全者，渊衷若揭。游击荷此知遇，感激曷胜。故阅勘虽祗浃旬，却无处不悉心审察，并就数十年之学问阅历，斟酌利害，覶缕上陈。又重托华友之真能阐译此件者，详为译汉，以期无负垂青。庶仰佐伟烈丰功于万一，烛龙所照，必能于众议纷陈之下，鉴别苦心。谨将管见，厘为八篇，呈备采择焉。”参见德国雷诺原稿，江苏张永熞译述：《扬子江筹防刍议》，《时务报》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廿一日，三月初一、二十一日，四月初一、十一日，《强学报·时务报》第2册，总第1443—1450、1511—1518、1649—1656、1721—1724、1785—1792页。
(47)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59页。
(48)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60页。
(49)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37、71页。
(50)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30页。姚锡光主张“中国必先培植知炮之人，方能得炮之用，而培材必设学堂以讲炮学”，经武备学堂训练一二年，学堂学生可发往炮台管炮，“较之借重洋人，实为事半功倍”。与姚氏关系密切的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学生，当时有不少南下，在南洋、湖北地方寻职。同上书，第48—49、116—117页。其见解背后，也有为本国武备生与外籍教习争长短、争利益的考虑。
(51) ［美］何天爵：《中国的海陆军》，张雁深摘译，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473页。
(52) ［德］白莎：《晚清在华的德国军事教官概况》，《北大史学》第13辑，第323、327页。长期待在南京的骆博凯对供职于自强军的德籍低阶军官，有近距离的观察，在私信中做了不少负面的评论，如“最近德国下士们在这里的不良行为，在军官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为改造中国军队而来的德国军官和下士们来这里将近一年了，也没有取得值得称道的成绩”“德国军官和士官们已率领他们的部队开拔到上海郊区的吴淞去了，……他们的三年合同过去了一半，都没有取得任何值得称道的成绩”“德国的士兵无论是年轻的军官或士官，在这遥远的外国是多么容易将国内的纪律弃之不顾，……驻上海吴淞的部队发生过几乎闹到动刀动枪相互威胁的事件”，等等。参看［德］罗伯特·骆博凯：《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第59、60、119、187页。
(53) 光绪二十二年一月十八日（1896年3月1日）记：“余自去年七月来江宁省垣，凡三上书香帅。一言商务，一言练兵，一言炮台。九月间，派筹防局差事。十月，命偕德国游击来春石泰、德国工程都司骆克卜看长江下游炮台，十一月始旋省。十二月，复命偕德国工程游击雷诺看长江炮台。其间两次禀复炮台事件，凡万四五千言。一次禀复洋员雷诺云何，一次拟奏下游炮台情形附片稿。居江宁者半载，颇鲜暇晷。”参见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71页。按姚锡光所作禀复炮台两手折，后辑成《长江炮台刍议》刊行，光绪二十五年（1899）丹徒皖城馆舍本。
(54) 以上两段见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37、44页。
(55)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33页。姚锡光认为：“沈君乃洋行买办出身，毫无学问，只能说几句洋语，方欲挟洋以为重，自无不盛称洋人之理，本无足怪。所恨者，淆乱制府耳目耳。”同上书，第45—46页。按沈敦和（1857—1920），字仲礼，浙江鄞县人，“由出洋英文学生肄业，回华议叙，从九品选用”，在两江历办吴淞口炮台、江南水师学堂、江南自强军、吴淞开埠通商等事宜，光绪二十五年“经刘坤一奏保人才，并历年派办重大交涉事宜异常出力，奉旨交军机处存记”。（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7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87—88页）沈敦和因涉外案件牵连，一度遭革职处分，发军台效力。旋以帮办庚子山西交涉出力，开复原官，以海关道记名，任山西洋务局总办、山西大学堂督办、矿务总局提调，署山西冀宁道。后定居上海，长期从事实业和社会慈善活动，为沪宁铁路总办、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四明公所董事、宁波旅沪同乡会首任会长，也是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的创始人。参见孙善根编著：《中国红十字运动奠基人沈敦和年谱长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56)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44页。
(57)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48页。
(58) 《自强军教练有成请给洋员宝星折》，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3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1015—1016页。需要指出的是，德国教习在两江的工作成效实际有限，除自强军存在的问题外，来春石泰等人查勘沿江炮台的报告，也没有预期中的反响。即将回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在汇报德员履勘炮台的奏片中表示：“所论诚属确当，特需款太巨，程工亦迟，惟有次第购换新炮，量加修改。臣卸任在即，将来应如何量力增修之处，统俟本任督臣刘坤一从容酌度办理”。参见《选募洋员履勘炮台片》，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152—1153页。早在骆博凯递交报告时，便有担心：“在我对江防要塞工事的巡视报告中，我坦率地指出了现有要塞工事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建议，但不知道我用英文写的报告译成中文后会成什么样子？即使译文很准确，送到总督手里后的命运又会怎样呢？”由于张之洞、刘坤一换任造成的衔接不畅，以及两江督署在行政、财政方面诸多困难和问题，炮台改造未有下文。至1896年5月，骆博凯抱怨道：“关于这里的政治情况，在目前年迈又意志薄弱的总督治理下，中国人的拖沓作风有增无减。我强烈怀疑刘坤一总督大人是否会弄到用于改造江防要塞需要的资金。”参看［德］罗伯特·骆博凯：《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第60、94页。
(59) ［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37页。
(60)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八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8册，第6478页。
(61)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辰刻发，《张之洞全集》第8册，第6599页。
(62) 白莎指出，德国政府的这种预期，缘于德国高级军事顾问梅克尔（Klemens Wilhelm Jacob Meckel，1842—1906）和戈尔茨（Colma Freiherr von der Goltz，1843—1916）分别在日本、土耳其取得的成功经验。参看［德］白莎：《晚清在华的德国军事教官概况》，《北大史学》第13辑，第310—311页。
(63) 本段引文均见《致总署》，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二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48页。按“都司”，相当于今之少校；“千总”，相当于今之中尉。
(64) 光绪二十二年一月十七日（1896年2月29日），张之洞正式交卸两江总督，“午刻交卸，未刻即下船”，返鄂。参见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70页。
(65)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873页。
(66) 《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寅刻到，《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44页。
(67) 《致总署》，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二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48—6949页。按许景澄致德外交部原照会称“中国国家在南京练兵，已延德员若干。兹欲添请总兵或副将一员作统领，接到训条，请转贵部”云云。总理衙门对张之洞聘雇德将事前并不知情，关于德方以为“奉国谕延订”的误解，许解释说：“用洋将乃钧处奏案，应称国家，所称训条，本系浑语，彼遂据作国谕。”参见《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六日午刻到，《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59页。
(68)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43页。
(69)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43页。
(70) 《致柏林许钦差》，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二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48页。
(71)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二日午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47页。
(72) 《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未刻到，《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48页。
(73) 按合同订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九日（1896年6月19日），总计十二款，一式五份，“一留使馆、一由使馆咨送湖北，法勒根汉及根次各执一分，另一分送交德国外部存案”，同时规定法勒根汉等即于五月二十一日（7月1日）前由德国出发，“趱行赴华”。参见《札武备学堂许大臣咨送订定湖北武备学堂教习德员合同（附单）》，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三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297—3300页。
(74) 《创设陆军学堂及铁路学堂折》，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089页。
(75) 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五日（4月27日），姚锡光即奉命“拟创办武备学堂章程”，大纲总计十四条。参见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95页。
(76) 《札委王秉恩等筹办武备学堂》，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292—3293页。按次年初武备学堂正式开办，蔡锡勇奉命为总办，钱恂、联豫分任提调。参见《设立武备学堂折》，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228页。
(77) 《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午刻到，《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09页。
(78)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43页。约同时期，骆博凯在家信中流露的心态，或可为理解德员“骄蹇”的一面提供线索：“在军事方面，中国人还像是孩子，我们任何一个二等兵都远远超过他们，甚至胜过一位将军！……我决定要为中国人支付给我的高薪做出相应回报。因为这里拖辫子的‘天子’对军事一窍不通，我在任何方面都可以提出‘有益的’建议。”参看［德］罗伯特·骆博凯：《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第79页。
(79)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48页。
(80)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52页。
(81) 按与此前经克虏伯公司引荐之普通德国军官不同，法勒根汉作为德国政府直接推荐者，可以直接向威廉二世写信。参看［德］白莎：《晚清在华的德国军事教官概况》，《北大史学》第13辑，第323页。
(82)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71页。
(83)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136页。
(84) 《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申刻到，《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136—7137页。
(85) 《札委德将何福满等充当护军前后两营教习》《札委德将斯忒老充当武备学堂教习》，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三、四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374—3375页。
(86) 据骆博凯在1896年12月的记载：“德皇威廉二世想让正在武昌的冯·法尔肯豪因（即法勒根汉）担任（江南）陆师学堂的校长。”参看［德］罗伯特·骆博凯：《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第153页。则当时法勒根汉可能通过关系，尝试获取新的职位，而因此也影响到了骆博凯在南京及时得到陆师学堂总教习的任命。
(87) 《钱恂致汪康年函》六，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2998—2999页。此函落款署“廿七日”，年月不详，推算应作于1897年2—3月间。
(88) 《许钦差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酉刻到，《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07页。
(89)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007页。
(90) 《设立武备学堂折》，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227页。
(91) 《札发武备学堂章程八条（附单）》，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346—3347页。
(92) 陈庆年著，明光整理：《〈横山乡人日记〉摘选》，《近代史资料》总7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96、205页。按光绪二十三年九月，陈庆年作《赠吕观察镜宇出使德和（荷）序》，谓“德人在中国为练兵教习，遇事龁争权，闻其政府以英人操中国利权，故意在收中国兵权，以与之敌。余此序即从此着意”。同上书，第202页。
(93) 《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054页。
(94)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6943页。
(95) 参看罗尔纲：《甲癸练兵志》，《晚清兵志》第三卷，第160—162页。
(96)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8页。
(97) 《致总署》，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152—7154页。约略同时，张之洞听说“传闻有旨令江南添兵一万”，即明确告知江督刘坤一：“如真有其事，万不可再令洋将管带，若学堂将弁则可。今年洋情日变，与去年不同。弟确有所闻，不敢不奉告备采，非敢越俎。”见《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209页。
(98) 《上海沈道来电》《致吴淞沈道台》，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亥刻到、十七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522—7523页。
(99) 《致总署》，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辰刻发，《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135页。
(100)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27—128页。
(101) 《札武备学堂总教习法勒根汉仍回学堂教习》，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544—3545页。
(102) 事后，张之洞致电钱恂表示：“海使（海靖）为法勒根汉恨阁下，前日已电总署，言阁下已开去武备提调差，并沥陈法勒揽权、阁下持正各节。”（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发，《张之洞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455。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207页）可见张之洞在钱恂与法勒根汉之间抑扬的姿态，也可印证钱恂“南皮助七分，故尚能行所志”之言。
(103) 《致俄京许钦差》，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三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365页。
(104) 《札武备学堂总教习法勒根汉仍回学堂教习》，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544—3545页。
(105) 《札江汉关道照会德领事转饬武备学堂教习等具领川资》，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548页。“斯泰老”，即斯忒老（Strauch）。锡乐巴（Heinrich Hildebrandt），德国人，1892年起被张之洞聘为铁路顾问，后曾任胶济铁路总工程师。
(106) 《德国公使来电》，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亥刻到，《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239页。
(107) 《致京德国公使》，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九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238—7239页。
(108) 《许钦差来电》两通，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未刻到、八月十七日戌刻到，《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365、7383页。
(109) 《札兼充武备学堂洋教习何福满听总办节制》，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770页。
(110) 《致京外务部》，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三日戌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228—9229页。
(111)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第248—250页。
(112) 参看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载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390—402页。
(113) 参看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222—223页。
(114) 《致长沙陈抚台》，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三日酉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487页。
(115) 白莎即注意到，在签署《胶澳租界条约》的时候，德国在整个山东省对华提出许多工业和商业特权，但却未要求派送教官的专有权。参其《晚清在华的德国军事教官概况》，《北大史学》第13辑，第324页。
(116) 《外交部参事克莱孟脱的记录》（1896年11月28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孙瑞芹译，商务印书馆，1960，第127页。
(117) 《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奏威廉二世电》，1987年11月6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46页。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第518页。按事隔多年后，参与了当时交涉的张之洞主要洋务幕僚梁敦彦（1857—1924）仍然对德国“意在挑衅”的姿态印象深刻，并向人描述过张氏当时“机敏周旋”的情形。参看颜惠庆著：《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商务印书馆，2003，第130页。
(118) ［德］白莎：《晚清在华的德国军事教官概况》，《北大史学》第13辑，第324—325页。
(119) ［德］海靖夫人：《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秦俊峰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第101页。
(120) 胶州湾事件后，骆博凯从一个德国人的立场做出评论：“中国人已逐渐认识到他们受到了德国何等可耻的对待，后者竟然抢走了他们的一个大海湾！一个文明国家在和平时期怎么可以占领别国的领土，而且是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纪，这是野蛮行为。因此，明智的中国人也认识到，德国就像对黑人或野蛮部落般地对待他们。……从那时以来，中国上空出现了厚重的政治乌云，并已开始给我的学堂职位投下了阴影。”参看［德］罗伯特·骆博凯：《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第213—214页。
(121) 《致京德国使馆海大臣》，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辰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456—7457页。
(122) 《戊戌正月二十八日致总署》，《张之洞未刊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455。转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223—224页。
(123) 《札委姚锡光等前往日本游历详考各种学校章程》，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3559—3560页。
(124) 《明治三十二年自八月至十月报告第三回·独逸人の再起》，明治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國秘錄》，原書房，1975，第67頁。
(125) 法勒根汉归国后，事业一路攀升，创造了非常辉煌的职业生涯，最后官拜元帅，升任德军总参谋长，在一战时期为凡尔登战役的德军总指挥。在华受雇于张之洞为武备学堂总教习时期，固然是其职业军人履历中的早期阶段，但由后来的发展程度视之，仅就其职业素养而论，绝非泛泛，当可断言。
(126) 王凡、汪叔子整理：《姚锡光江鄂日记》，第156页。
(127) ［德］罗伯特·骆博凯：《十九世纪末南京风情录——一个德国人在南京的亲身经历》，第187页。
(128)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清光绪二十二年），《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3页。
(129)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丑刻发，《张之洞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455。转引自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第207页注释2。
(130) 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第117页。
(131) ［美］李约翰：《清帝逊位与列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1908—1912）》，孙瑞芹、陈泽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211—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