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起：“讽日本维持大局”

二、庚子事起：“讽日本维持大局”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上旬，义和团开始大批涌进北京，端郡王载漪入主总理衙门，英国海军中军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1840—1929）率联军在京津中途遇阻，中外矛盾已近一触即发。其间出城迎接联军的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永定门附近被董福祥甘军杀害，一般研究多将此事与后来德国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1853—1900）被杀相提并论，认为这是中外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实际上与西方列强的强硬姿态相比，日本政府却显示出一定的克制。⁽³¹⁾在北京外交团决定从停泊大沽的各国军舰上调兵护卫使馆后，美、英、法、意、日、俄六国进京卫队总人数达到357人，其中只有日本卫队26人符合中方提出每国卫队不超过30人的要求。⁽³²⁾

华北义和团兴起以来，张之洞已屡次上书朝廷，表达“主剿”“避战”的政见。⁽³³⁾“剿拳”是其素有的立场，而“阻董”则很大程度受到了日本方面意见的影响。五月二十日（6月16日），湖北留学生监督钱恂由东京来电透露：“福岛殷盼帅献策，令董军且退，则外兵但平匪，否则董洋哄，大局难问。至沿江若自能弭乱，外兵即不入江。”⁽³⁴⁾考察此电背景，日本内阁会议于6月15日决定从第五师团、第十一师团抽调混成支队3314人组成临时派遣军，以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福岛安正少将为司令，向大沽出航。⁽³⁵⁾福岛安正是张之洞与参谋本部的主要联络人，他在启程赴华之前，通过钱恂传话，希望东南督抚在“剿拳”“阻董”事情上发挥作用。据钱恂自谓：“时稚樵正滞日本，与彼参谋本部尤稔，其临时来华征匪之司令官福岛安正又旧友，故获知战情较详。”⁽³⁶⁾张之洞也引援福岛安正为臂助，复电中显出对其去留的挂心：“福岛赴津殊不便，以后鄂事与何人商？”⁽³⁷⁾

稍后，张之洞迅速据以上奏，请“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并请速发电旨述皇太后、皇上之意，饬驻各国使臣令向外部道歉，日本被戕参赞优加抚恤，力任以后保护。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众怒稍平，庶可徐商挽救”⁽³⁸⁾。他又由急召两广总督李鸿章入京的谕旨，预感“上意当已悟刚、董之谬，悔开衅之非”。⁽³⁹⁾但形势发展出乎意外，不久即传来大沽开战的消息，经过暂时的震惊，他马上想到“讽日本维持大局”，欲借外力阻止事态扩大。⁽⁴⁰⁾五月二十三日（6月19日），致电驻日公使李盛铎（1859—1934）云：

妖匪作乱，大局危急，合肥前已电召，内意必愿议和，请公速密商外部，讽以各国吞华于日本最无益，董、拳开衅本非上意，若举动过猛，京城溃，乘舆危，畿辅、各省同时大乱，西国得九，日本得一，仍自蹙也。此时日兵最多，必可主持群议，如能从中维持，宽缓定约，以后华感日德，必愿事事联络，谁能阻之？此日本无穷之利，东半球利害关纽。⁽⁴¹⁾

张之洞注意到当时在华外国军队以日军数量最多，据此判定日本政府应能够在对华事务上拥有一定发言权，同时本着“结强援岂能无厚报”⁽⁴²⁾的思想，仍然许日本以今后“必愿事事联络”。次日，又加电重申“朝廷断无与各国开衅之意”，为将来预留余地，特嘱“万不宜下旗回华，方有转机”。⁽⁴³⁾此时在东京的李盛铎观感尚好，复电称：“前日员被戕，即赴外部慰问，似尚怼而不怒。福岛领兵濒行来面辞铎，嘱以宜平和办理，维持亚局，彼以为然。沽口战后，宫内省尚派员来慰，似日廷尚无他意。”但在张氏寄予厚望的停兵问题上，外务省的答复词句冠冕而意义暧昧：

倾华益欧，日断不愿，惟此次局面，日若不随同各国，则亚权全属欧人，联合之局，实有不得已苦衷。此时进退，非一国所能主持，惟望中国速平内匪，以免事机愈迟愈棘。⁽⁴⁴⁾

张之洞仍盼李鸿章入京可以扭转局势：“公平商结，两宫平安，中国大局无碍矣。”⁽⁴⁵⁾至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又联合南方数省督抚，联名致电诸驻外公使，商请各国“暂行停战，候李鸿章到妥议”⁽⁴⁶⁾。两天后，李盛铎来电抱怨“反复陈说，皆不能动”，并转述日本外相青木周藏语如下：“停兵一节，各国断难允，惟请钧处转商各帅力保东南为要着。”⁽⁴⁷⁾也几乎同一时间，在上海的盛宣怀和日本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提出新的建议：以中外会议的方式达成和平谅解，并得到东南地方实权人物的积极响应。⁽⁴⁸⁾长江流域的局势迅速沿着“东南互保”的轨道滑行。在张之洞看来，中日两国在长江流域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而他本人也以与日关系特殊自许，所以当时会对钱恂说出以下的话：“保全长江上下游，不独中国之利，亦日本之利也。日本当道尤应助鄂，想见及此，似宜与各国有别。日肯助鄂，鄂亦能助日。”⁽⁴⁹⁾事变期间，湖北省为求购枪械、招聘军官等事项，也与日本参谋本部关系密切。⁽⁵⁰⁾

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对于东南督抚的注意力，多数落实在“互保”交涉层面上，“南清有力者”在辖区内的政治控制力，仍为其倚重的力量。而在冲突已经发生的华北战场，张之洞等人的意见则基本不发生效力。日本政府以“代华剿匪”为出兵的理由，恪守与列强一致行动的原则，对当时欧美抱有疑义的“清日同盟”传言竭力予以澄清。⁽⁵¹⁾而且，日本军队在对华作战中表现得异常奋勇，令西方人为之瞠目。关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逢役必与、战必争先的记录在西方有关义和团事件的著述中屡见不鲜。国人多将此理解为日本成为列强俱乐部新晋成员的张扬作风，称日军为“镇压义和团、侵略中国的主力军”。其实除了意气洋洋的一面外，还有诚惶诚恐的一面。唯恐人后，可作两面解：一种是非我莫属的强势，当仁不让；另一种是因不自信而急于证明。伊藤博文在与李盛铎私下交谈中，道出了其中的部分实情：“此次亚与欧战，日亦亚邦，防欧疑，故赴战则勇，议款则避嫌。”⁽⁵²⁾

进入六月后，德使克林德被害的消息被西方证实，德皇威廉二世震怒，声言将举大兵报复。在京公使的安危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青木周藏提出一大胆办法，试图通过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渠道，劝商山东巡抚袁世凯就近提兵北上，入京解救各国公使。六月初十日（7月6日），李鸿章由东京来电得悉这一建议，随即转发袁世凯，电文中未置可否，只轻轻一询：“能否酌办？”而袁世凯老于世故，又岂敢造次，复电“实难照办”，敬谢不敏。⁽⁵³⁾张之洞同样不愿用此冒险做法，坚持“外兵断不敢言入京救使”，并用荣禄自京中来电证明朝廷“愿保护各使之意显然”，认为此时较为稳妥的办法，是动员在朝中尚存势力的荣禄及庆亲王奕劻等人出面救使。⁽⁵⁴⁾又因钱恂的建议，他还曾一度考虑邀在京外国公使南下驻息，所谓“代朝廷联续邦交”，但事属一厢情愿，也无结果可言。⁽⁵⁵⁾

或是因为提议迟迟未有响应，日本方面显得有些着急。数日后，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小田切奉命交出密件云：

顷奉外部电开：拳匪及帮助拳匪之军民人，均系中国之乱民，此次本国派兵，为弹压此等乱民、救出使臣起见，为各国所知。应请刘大臣、张制军、盛京堂密与东抚袁电商，自提大兵，或派干练之将与本国兵协同弹压，等因。奉此。查弹压拳匪一节，向者由阁下合词电奏在案。专委洋军恐与大局无益，中外合办实于贵国有利，敝国政府之意实在于此。可否即与袁慰帅电商，迅速从事，此为望切，仍乞复示。⁽⁵⁶⁾

接此密件者为盛宣怀，其虽自许“局外闲人”，却不乏非常之谋，对日人建议不仅给以呼应，甚至有更为激进的主张。其密电中枢云：“趁此工夫，莫如内外合谋，自行分别妥办，尚可挽救。然非王爷（庆亲王奕劻）与中堂（荣禄）独对，陈请两宫速发密诏，外臣无从助力，即李相（鸿章）遵旨北来，亦同归于尽。如当圣意，须将暴军调出御敌，聂（士成）军调京护卫，李相日内抵沪，如有密旨，即可北渡。宋（庆）、聂两军暂归调度，若嫌兵力不敷，密调袁抚（世凯）约期而至，秉承庙谟，不动声色，内乱一平，外衅自解，过此不图，悔莫能及。间不容发，泣盼乾断。此电与江、鄂、闽、粤各督抚往返电商，意见相同，但疆臣不敢显言，宣怀幸以闲曹，受恩深重，敢冒斧钺，乞代密陈。”⁽⁵⁷⁾此谋虽言“往返电商”，实则由其一人策划，已近军事政变性质，可谓大胆至极。而被那拉氏许为“老成谋国”的张之洞，对待事变的态度则明显尚有所保留，六月十七日（7月13日）致李盛铎电仍延续了此前意见：

京城内外匪徒，必须就近诸军剿办，方能迅速。袁在山东，既有地方之责，未经奉旨，断不能分兵入京办匪，且亦缓不济急。此时惟有请日本外部商诸各国暂停战事，俾北京、天津诸军可专心剿匪，最为救急良策。即祈转达，电复。⁽⁵⁸⁾

不过日本方面的反应已趋冷淡。当李盛铎向外务省转达此“救急良策”，青木周藏的简短回答是“剿匪极是，停战甚难”⁽⁵⁹⁾，俨然标准的外交辞令。联系到此时日本政府的外交动作，除向第五师团发出全面动员令外，围绕着大规模出兵展开一系列旨在欧美列强协调的外交活动。自六月上旬山口素臣中将统率的第五师团陆续来华，日本最高派兵数达到两万两千人，成为中国战场上数量最多的外国军队。外交史研究大家、英国学者艾伦·尼什（Ian H．Nish）早就注意到日本在19世纪末国际政治格局中所处的敏感位置，认为其行为与其他列强并非完全合拍，其对华政策有着某种“优柔寡断”的特质。⁽⁶⁰⁾最新研究表明，日本政府在慎重其事的同时，也采取了积极的强调自主性的行动。派出临时派遣军及其后追加部队、动员第五师团等一连串动作，全部是先于列强要求早已决定的，尽管做出了某些姿态，确认列强反应后才正式行动，但无论如何都是日本独立判断和施行的。⁽⁶¹⁾

六月初七日（7月3日），清廷以光绪帝名义向英、俄、日三国发出国书，均请求“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其中对英国强调“商务为重”，对俄国提及两国之间曾“立有密约”，对日本则以“相依唇齿”之关系立言，先就杉山彬被害深表惋惜，继而阐述当今“中外大势、东西并峙”之下，中日两国休戚相关，“亟应暂置小嫌，共维全局，现在中国筹兵筹饷，应接不暇，排难解纷，不得不惟同洲是赖”。⁽⁶²⁾黄遵宪《再述》诗咏其事曰：“玺书皇帝问东皇，亲爱从来昆弟行。岂有行人真坐罪，忍看邻国到唇亡。”⁽⁶³⁾李国祁曾指出，张之洞看重日本始终是出于中日“同洲同种”之种族观点，⁽⁶⁴⁾此处清朝国书也以相同观念立言，实际上与1897年以后神尾光臣、福岛安正、伊藤博文等人来华时反复陈说之言几乎是同一基调，这似可说明，清人在中日关系的理解上也不自觉受到了日本对华言说的影响。国书中途辗转，实际送达的日期是六月十五日（7月11日），而早在五天前，日本政府已经决定派出第五师团开赴中国。十八日（7月14日），外务省向中国公使交出天皇复书，其大意不外敦促自行平匪护使，声明各国派兵意为救使，日后款议日本将从中出力云云。⁽⁶⁵⁾这实际意味着“日本选择了不与中国联合，而与西方列强采取共同行动的道路”。⁽⁶⁶⁾张之洞原视清廷国书为利好消息，倒是刘坤一一开始就不抱乐观，他对前述致李盛铎电报婉转地表示“佩服”，但也袒露信心之不足：“目下总以救使为亟，各使无确信回国，彼必不肯停战，国书恐亦无济也。”⁽⁶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