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临城下：“请勿攻京城、勿惊两宫”

四、兵临城下：“请勿攻京城、勿惊两宫”

七月中旬，联军由津迫京，即将兵临城下。十三日（8月7日），即北仓失守的消息传达北京当天，清廷旨授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命“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⁸⁸⁾但外兵长驱直入，已有“风利不得泊之势”，屡次呼吁停战终归于无效，李鸿章因此深苦于列强拒纳、开议无门。⁽⁸⁹⁾张之洞最看重的仍然是日本，以为关系特殊，在关键时期的处事方法上，应与别国不同，故又建议：

救使剿匪，均未见实际，固难遽就范围。然转危为安，全赖鼎力，想已分电各国外部。如得复电，似可照转，俾知外情，或有转机。此次日本兵多，颇能主持议论，似可加电，力托日本政府切商驻日各使，转达各国。日本与我有同洲同种之谊，或较他国尤易入手。⁽⁹⁰⁾

李鸿章以此电“透切”，遂依议而行。但从日本外务省得到的答复却十分平淡：“停战一事，非一国所能主持，须电询各国政府意见，商酌后方能答复。”⁽⁹¹⁾此外，李鸿章又密电伊藤博文求助，所得复信对内阁政策多有批评，但也未提及具体办法。⁽⁹²⁾及至七月十八日（8月12日），东京来电称：

顷陆军参谋次长寺内正毅自津归，告钱监督恂云：中国须从速特派有威望重臣，曾办交涉素为外人推服者，面承谕旨，随带员弁，亲赴前敌与联合军总统晤商，宣布朝廷议和之意，并商办送使事件。据伊看来，各国当可允停战，然后各派全权与傅相议款。非此办法，停战恐难。从前德、法之战，亦是先派大员止战，另派全权议款等语。并嘱电陈。闻战争归陆军主持，故外部不便明说。⁽⁹³⁾

按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寺内正毅（1852—1919）于本年7月12日奉派赴华视察联军作战状况，为下一步出兵拟定计划，于7月19日到达天津，8月4日返回东京。⁽⁹⁴⁾然后对钱恂有上述一番表示。据李盛铎揣度，所谓“有威望重臣”，非军机大臣、大学士荣禄莫属，寺内所言“意在荣相单骑见虏”。⁽⁹⁵⁾这是来自外务省以外唯一让人感觉可行的办法，奉旨议和而屡遭碰壁的李鸿章自然不肯放过机会，以为“此电似尚切实”，迅速转奏朝廷。⁽⁹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其入奏前曾约江、鄂联署，而张之洞的政治防范心又开始作祟，既欲有所为，又不敢过多担当，只推托说：“朝廷既派傅相全权与外部议停战，此等事自应由傅相斟酌电奏为妥，他人不便插入此事。”⁽⁹⁷⁾当时李鸿章又拟谏阻宫廷西幸，留以谈和，张之洞却以此“近于莱公孤注之举”，再三声明不敢在上奏时列衔。⁽⁹⁸⁾几番暗中较劲，张氏的保守态度已可概见，其“忠君卫道”思想不免遭论者“顽固狭隘”⁽⁹⁹⁾之讥，至于清廷如果留京，与各国议和是否有讨价还价的可能，已非敢顾及了。

不久后，张之洞的这一层心态更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当他听说联军入京后必将追击宫廷，心情已经相当紧张，以此“实为可骇”，急电钱恂辩护：“各国既称不与国家危难，如各使无恙，所指为匪者又未随扈，何以亦必追？”⁽¹⁰⁰⁾至七月二十二日（8月16日），通州告破、北京城危的消息传来，惊骇之下失去常度，连夜与刘坤一联衔急电驻上海各国领事，要求联军“勿攻京城，勿惊两宫”，并以“南方保护之局”可能发生“激变”为要挟，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语意决绝。⁽¹⁰¹⁾限时答复的要求已具“最后通牒”的性质，由此引起上海领事团的恐慌。⁽¹⁰²⁾值得的注意是，在各国领事中，小田切万寿之助对来电最为重视，⁽¹⁰³⁾在第一时间明确予以肯定性的答复。其复电称：

二十二日电悉。闻本国外部大臣告李木斋钦差，电达贵国政府，此次本国军队进京，专为救护使臣起见，并无他意，已经电饬统兵大员保护两宫，等因。足见本国政府顾念大局之意，幸勿见虑。切。⁽¹⁰⁴⁾

就在二十二日当天，盛宣怀已得到情报，“两宫潜行已确”，则判断“今早致领事电，情形已殊”；他又打探到上海领事团会议，“有云两帅限时系恫喝各国，有云电外部转联军廿四钟不及回复，似是有意为难，现已各电外部，定启猜疑”，遂将沪上骚动与英军将在吴淞口登陆的军事动向相联系，提示刘、张前述语意过激的电报有可能被利用，建议加电各国领事解释事故，并草拟电稿。⁽¹⁰⁵⁾其实前电不过是张之洞一时情急之举，事后已生悔意。他迅速将盛拟电稿酌改，特别加入日本政府“允保护两宫”的示意，仍以与刘坤一联衔的名义发出，证明绝无意与列强决裂：

昨电所请贵总领事飞电联军不致震惊两宫，急盼两日复电，系天下臣民急切盼望之意，并无他意。接顷出使大臣电，各外部语意均甚好，并接出使日本李大臣电，日本政府已允保护两宫，想各国笃念邦交，用意亦当相同，是两宫可以平安，南方各督抚闻之万分感慰。东南保护之约，各督抚必当尽力自任，请速电贵国政府知照为感。刘坤一、张之洞同电。廿三日。⁽¹⁰⁶⁾

另外，又单衔致电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表示：“贵国政府已饬统兵大员保护两宫，闻之万分感慰。昨电请两日速复，不过系臣民盼望恳切之忱，但恐有人误会，指为恫喝，致启猜疑，殊于大局有关。顷又电致各总领事，申明并无他意。务望阁下速与上海各国总领事代为解释，勿启猜疑，免致牵动东南大局，至为感祷”。⁽¹⁰⁷⁾张之洞拜托日人从中调解，为补救前电做足功夫。

联军入京的消息被证实后，盛宣怀又提议对外重申“尽力自任”地方保护的决意，并为宫廷出逃后的善后交涉做出具体安排，即所谓“一面议约，一面剿匪，迎驾回銮”⁽¹⁰⁸⁾。但在张之洞看来，所拟议约、剿匪、迎銮各项，此刻无一不是棘手的题目，避之唯恐不及：“议约岂疆臣可自请？全权岂旁人所可干？迎銮尤无所取义。”⁽¹⁰⁹⁾他将盛拟致驻外公使电稿中善后诸节统统删去，最后会江、鄂衔发出电文如下：

昨因联军入京，电沪领转请各国勿惊两宫，急望两日内电复，以慰天下臣民，别无他意。现闻两宫先行，东南保护之约，各督抚仍当尽力自任，请达外部。⁽¹¹⁰⁾

当庚子事起，清廷“招拳御侮”、对外“大张挞伐”之际，张之洞、刘坤一不约而同选择“矫诏不理”，以地方保护作为因应的方略；及至京师陷落，又提出“安两宫”的议题，说明仍与清王朝不离不弃，同样是借“保护之约”取信于外人。两个月之间情势逆转，天地已然翻覆，而东南督抚以不变应万变，周旋于朝廷与列强之间，从中可见“东南互保之约”被工具性地运用，刘、张的魄力及保守性尽显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