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余皇”之内面
沈瑜庆生平，与海军颇有渊源。其父沈葆桢先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继升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督办南洋水师，并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派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留学，为中国近代造船、航运、海军建设事业的重要奠基人之一。(3)而沈瑜庆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光绪十六年（1890）由京城南下，在两江督署奉办的第一份差事，也恰始于江南水师学堂，这当然离不开“家学”的影响。后来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1837—1909）深知其事，对这一层关系有所描画：
江苏试用道沈瑜庆先于光绪十六年五月经前督臣曾国荃委办水师学堂，其时南洋创设水师之始，一切章程均取则于福建船政学堂。该员系已故两江督臣沈葆桢之子，潜心考究家学渊源，故于删定章程，研求艺学，独能得其要领，探讨西法，能究精微，在事二年，成效即昭然可睹。沈葆桢之治江南，流风善政，时系人思，该员不坠家风，允协时望。(4)
甲午战争前后，沈瑜庆受聘于张之洞幕府，掌江南筹防局营务处，而深受任用。据沈氏后人言：“甲午，南皮移督两江，檄令随节，详询江南应旧应革诸务，条陈无遗，委总督署文案，兼总筹防局营务处。时南北征调，运兵运械，事萃一身，延接批答，昕夕不遑。”(5)熟悉沈瑜庆事迹的陈宝琛（1848—1935）也说：“甲午事起，君夙为张文襄所器，文襄权江督，日夕引公咨度，治牍筹军，悉倚办。事平回鄂，则疏扬于朝。”(6)战事平定后，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二月张之洞专奏保荐沈瑜庆，可见对其信任有加：
上年冬间，臣奉命来江，适值海防事亟，饬委该员办理江南筹防局务，均能实力筹办，有裨戎机。兹当整顿水师之时，该员创始经画，劳不可泯。……查该员沈瑜庆才识稳练，器局恢闳，且由恩赏主事中式举人，既为正途出身，复系荩臣后裔，其顾念名义，感激报称，必有远过流俗者。当此时局需材，合无仰恳天恩，可否将该员送部引见、恭候擢用之处，出自逾格鸿施。
奉朱批：“沈瑜庆着交吏部带领引见。”(7)次年（1896）六月，入京觐见，奉旨“以道员仍发往江苏尽先补用，并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8)当年翁同龢（1830—1904）在京面见其人，评价颇不俗：“门人沈蔼沧［瑜庆］来谈。［江南道员，张帅明保。］此人识略极好，且有断制，不愧为沈文肃之子。”(9)
甲午、乙未之际，在沈瑜庆“实力筹办，有裨戎机”的诸多事务中，为张之洞献策，从而收留战败南逃的北洋水师将官，即一大端。《张文襄公年谱》记其事：
北洋海军既熸，领舰将吏率南奔，沈蔼苍抚部为文肃之子，时以道员参幕府事。念文肃经始之艰，且海军为立国根本，言之于公，分别留置，海军余烬，赖以保聚。(10)
复按《张之洞全集》电牍卷，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张之洞有电致上海地方官员，特嘱：“闻威海、刘公岛及海军各舰溃散，勇丁有数百名回沪，可即行设法邀致各勇弁，分别详询刘公岛失守及各舰降倭实在情形，其中想不乏可用之弁勇，如情可原、艺可取者，拟酌留备用。如系有心降贼者，万不可用，虽艺好亦不必，万勿含混受欺。即妥速商办电复。”(11)此针对海军溃勇“分别留置”的方案，或即出于沈瑜庆拟议。
《涛园集》收录有著名的《哀余皇》一诗，即作于甲午后。(12)据闽人黄濬（1891—1937）的说法，“盖为海军作，沉挚顿挫，歌以当哭矣”。(13)按沈瑜庆其人，“平生最熟《左传》、苏诗”(14)，而负诗名。识者盛称其诗“磊砢豪宕，多奇语”(15)。王揖唐（1877—1948）《今传是楼诗话》有谓：
观槿为君外孙，承遗命刊君集，谓君于同光以来朝政时局、人物掌故，多所纪述，可作史观。听水老人赠君诗，亦有“史料一朝《正阳集》，才名并代海藏楼”之语。《正阳集》者，君监榷江淮间所作也。(16)
“观槿”，李宣龚（1876—1953），号观槿，福建闽县人，沈葆桢为其舅祖。沈殁后，李为之整理刊刻文集，所谓“可作诗史观，而非可以寻常作家相提并论也”(17)之言，出自《涛园集》跋语。“听水老人”，即陈宝琛，诗见《沧趣楼诗集》卷五。(18)庚子后，沈瑜庆充正阳关督销盐淮局榷员，《正阳集》为咏时纪事之作。同为闽人的郭则沄（1882—1946）“痛国史之不足传信”而“集众诗以为史”(19)，推许沈瑜庆“其诗其序，足补国史之缺”(20)。而沈本人确有“诗史”的自觉，尝题《崦楼遗稿》有云：
人之有诗，犹国之有史。国虽板荡，不可无史。人虽流离，不可无诗。(21)
按汪辟疆（1887—1967）《光宣诗坛点将录》拟沈氏为“天微星九纹龙史进”，所谓“进于史矣，是为诗史”，可谓知人。(22)
《哀余皇》一诗，在后世文学研究者眼中，正是“最显著地反映沈瑜庆诗歌的纪实性艺术特征的作品”(23)。“余皇”，即春秋时期吴国国君座船，在吴王僚二年（前525）的吴楚之战中，一度为楚国军队夺取。沈瑜庆以此来指代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南北洋水师。《哀余皇·引》有云：
甲申一挫，甲午再挫，统帅不能军，闽子弟从之，死亡殆尽。无更番之代、掎角之势、专一之权，以至于一蹶不可复振。淮楚贵人居恒轩眉扼腕曰：闽将不可用，海军难办。噫！真闽将之不可用耶？抑用闽将者之非其人耶？累累国殇，犹有鬼神，此焉可诬？而今日之淮楚陆军何如乎？是可哀矣。吴公子光曰：丧先王之乘舟，岂惟光之罪，众亦有焉。长歌当哭，遂以《哀余皇》名篇。(24)
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发端，正始于沈瑜庆之父沈葆桢。由此，他对海军有着特别的感情。《哀余皇》的这篇小引从沈葆桢视师台湾、创议筹建海防说起，至甲午海战、北洋熸师作结，历述南、北洋舰队建设的种种曲折与艰难，几乎就是一篇晚清海军发展的简史。难怪黄濬以为“涛园此诗、引，俱可作史料”(25)。
经甲午一役，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这不能不使沈瑜庆痛心疾首。诗作紧扣“余皇”之题，多引《左传》典故，与海军兴衰历程穿插印证，而其中多有为“闽将”辩护之词。“子弟河山尽国殇，帅也不才以师弃”一句，尤见沉痛。沈瑜庆外甥林旭（1875—1898），对此诗深表同情，作《外舅哀余皇诗题后》，有句曰：“分明家国千行泪，词赋江关漫道悲。”(26)郭则沄《十朝诗乘》亦颇重《哀余皇》一诗，专门引述乃父郭曾炘（1855—1928）《题魏默深〈海国图志〉》中“一场孤注闽材尽，横海楼船泣水犀”句，而加以评注：
闽厂创议由左文襄，而成于沈文肃。三十年来，管带、驾驶多八闽子弟，死绥将佐若邓世昌、若刘步蟾，皆闽籍也。(27)
甲申中法、甲午中日两役，闽籍将弁殉难者近千人，故沈瑜庆有谓“累累国殇，犹有鬼神，此焉可诬也”。如此看来，甲午战时，沈氏在张之洞幕府利用职务之便，而能仗义执言，收纳“海军余烬”的行为，不仅有保存清朝水师，为将来留一种子的考虑，也有顾惜保全“八闽子弟”的乡谊亲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