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外作文”与“东南互保”系同一时期产物
周康燮跋文指认“陈三立的勤王运动”为唐才常自立会的呼应队：“从文义以臆测，‘商及雪澄，斟酌扩充，竭令赞助’诸语，之洞于勤王复辟运动，似已默许。”(5)吴天任复作按语：“自立军勤王，事属非常，香涛巧宦，岂肯造次为之？”(6)以上两说结论对立，而失误则一，就是将时间上先出之事实引申为后发生历史的证据，换言之，即混淆了陈三立意欲“题外作文”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事之间的时间差。其实，前者与“东南互保”系同一时期之产物，所指向一种“勤王”举措，原是陈三立、张謇（1853—1926）等人共鸣的结果。此辈中人身份相似，皆为与东南督抚关系亲近的幕府僚属或赋闲士绅，而在政治意识上亦有着浓厚的“帝党”色彩。(7)
“东南互保”的酝酿与决策过程中，“上海中外官绅”以及江、鄂两处督署幕僚出力尤多，刘坤一、张之洞最终定计，“幕府有大功”之说应为事实之一面。(8)陈三立前因戊戌政变株连，与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同被罢职，归乡息居。庚子年春，陈三立移居江宁，(9)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往来频繁，虽未正式入刘幕，但对时事政局多有建言。光绪二十八年（1902）刘坤一病逝后，陈三立曾作《祭刘忠诚公文》，彰扬其人在戊戌、庚子两大事变中所立功业，文曰：
维公之兴，始率偏旅，儒素奋扬，建威边鄙，遂领名疆，为国藩辅。坐镇东南，前后持节，垂二十年，有炜其烈。戊戌首难，朝野危疑，公矢精诚，抒义陈规，匡于未形，天日回移。亦越庚子，中外骚然，蛇龙之孽，吹沫掀天，海沸江翻，声駴垓埏。几几我公，不愆不恫，阴阖阳开，以施驭控，卒所旋斡，万灵伛俯，天地再清，咸有宁宇。(10)
祭文将庚子肇乱者喻作“蛇龙之孽”，下笔辛辣，可见陈三立对那拉氏主持之清廷的反感，而刘坤一对内“驭控”、对外“旋斡”的手段，则为其所激赏。事实上，当时瞩望刘坤一者远不止于此。刘厚生《张謇传记》曾谓：“当初张謇与何嗣焜、陈三立、沈瑜庆、汤寿潜、施炳燮六人，决定拉拢刘坤一、张之洞两个总督，联合起来以‘东南互保’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11)按此解说，“东南互保”似仅为因应时局手段之一端，而最终指向则在于解决帝后政争之大问题。《啬翁自订年谱》记庚子五月事：
爱苍至宁，与议保卫东南。陈伯严三立与议迎銮南下。(12)
前者即指地方保护之倡议，后者则拈出另一重要题目——“迎銮南下”，此已入勤王运动范围。复按张謇日记庚子五月三十日（6月26日）条：
与伯严议易西而南事。江以杜云秋俞为营务处，鄂以郑苏龛为营务处，北上。(13)
其时北京形势告急，已出现“六飞（銮舆）有西幸之说”的各路传闻。(14)信息灵通的盛宣怀从蛛丝马迹最早嗅出形势不妙。(15)刘坤一对“召拳匪入卫”“内有西迁说”则全然不抱乐观，以为此事果确，必至决裂，“则全局瓦解矣”。(16)张謇、陈三立等人唯恐那拉氏挟持光绪帝迁逃内地，与政治保守势力合流，故有密议“易西而南事”，并欲借重江、鄂北上勤王之师迎帝南下，其设想让与彼辈政治意识接近的郑孝胥（1860—1938）、杜俞（1855—1923）等人督办营务，也是为操纵军事、便宜行事，做有利于己的安排。
商于刘坤一的细节已难复原，前揭陈三立密札，却可提供一道佐证。据旁注“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陈三立似对刘坤一有过劝说，但未奏功，于是转而向张之洞运动，试图通过张之洞的主要幕僚梁鼎芬破路，(17)托其筹商王秉恩（1845—1928），一道说服幕主，然后“由张以劫刘”，成就勤王事业。(18)后来，他们谋“易西而南”虽然未果，但仍未放弃努力。据张謇日记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条：
与新宁书，请参政府速平乱匪，为退敌迎銮计。(19)
当时北京城为八国联军攻破，两宫西逃，情势已然翻转。“退敌迎銮”作为应对新局势的方案，实则还处在原来“迎銮北上”议论的延长线上。不过时机转瞬即逝，历史上的这一页很快就被翻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