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城密电”究竟何指？——从东南角度看“庆、荣”
孔文第四节“奕劻是如何为慈禧出谋划策”，先从侧面立论，据盛宣怀（1844—1916）致袁世凯密电，证明“这一时期，慈禧与奕劻关系之亲密，早已超过大学士荣禄”，而且，“这种亲密关系，甚至连远在上海的盛宣怀也一清二楚”。（第31页）笔者认为，在廓清当时南北函电往来的脉络之前，孔先生孤立地引用此“虎城密电”，导致对背景的误读，相应地，对电文所涉“密诏”的解释也存在偏差，至于结论说“专门要‘庆邸独对’，而不说让荣禄独对，显然是知道，义和团高潮时期，只有奕劻才能经常有与慈禧‘独对’的机会，荣禄与王文韶只能作为满汉军机大臣从旁帮忙”，更难以成立。不过，从南北联系观察清朝高层政治，是一个非常有价值且前人注意不够的研究视角，由此切入做文献梳理，将会有观风察势之效。
义和团兴起后，东南督抚密切关注政局走向，从其向中央建言的渠道看，均以奕劻、荣禄、王文韶为主要对象，而在很多场合，“庆、荣”是并称的。李鸿章奉召北上后，五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6月20—23日）连续数次电奏，均署“求庆邸、荣相，枢、译署速代奏请旨”“请由驿拨速递庆邸、荣相、枢译署代奏”字样。(58)五月二十四日，由鄂督张之洞发起、地方督抚八人会奏，奏末附语：“因道路梗阻，分递两处，一呈总署，一呈荣中堂，以冀必有一路可到，并请电复。”(59)五月二十日（6月16日），盛宣怀条陈“转危为安、化重为轻”四项办法，同时函致荣禄、王文韶。(60)其实，奕劻也是条陈对象之一。笔者在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中检出《盛宣怀致奕劻函》原文，有言：
宣怀受两宫特达之知，殿下吐握之德，志切捐糜，难安缄默。谨拟数条密呈钧座，如蒙俯察可行，即乞转奏。此皆哀的美敦书以后所必不止此之事，倘能出于自谋，尚可全国体以保宗社。王爷位极亲贤，处此危急存亡之秋，若犹存明哲保身之意，隐忍不言，或之不切，恐聚九州岛铁难铸此错。此宣怀绕床终夜而不敢已于言者也。(61)
六月后，东南方面向中枢建言主要围绕剿拳、恢复使馆通讯、送使赴津诸方面展开。在张之洞等人心目中，当时有能力“定乱剿匪”的“京城中威望素著之王大臣”非庆、荣莫属。(62)对京中庆、荣“同心”的状况，京外人士是充分知情的。据在沪襄办电报的赵凤昌（1856—1938）言：“拳焰炽时，枢臣惟端王之命是从，附端甚力者刚毅；其庆邸、荣禄、王仁和，虽依阿其间，仍时与沪通电，惟辞气含糊，为两方敷衍之语。”(63)通过东南渠道了解京城消息的外国人，也相信庆、荣之政治态度相对温和，法国政府时有声明：“闻伊等不信用拳匪，如能设法将各公使及洋人性命保全，我们可与和平商议。”(64)
再来看“虎城密电”。先是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1868—1934）奉外务省命令，交出一密件，云：“请刘大臣、张制军、盛京堂密与东抚袁电商，自提大兵，或派干练之将与本国兵协同弹压。”(65)接此密件者为盛宣怀。其在事变期间自许“局外闲人”，却不乏非常之谋。六月初四日（6月30日），致奕劻、荣禄、王文韶电称：
君如腹心，疆臣如手足，目前急难倘有诏旨所不能明言者，拟请钧处密电江、鄂、粤各督，俾可禀承圣意，内则王爷、中堂，外则李、刘、张三帅，与统兵宋、聂、袁、张四军联络一气，以保大局。能否密奏定夺？(66)
盛宣怀欲用庆、荣直接请旨，调动军事力量，谋内外联络，一举定乱，正与小田切来件意合。六月十七日（7月13日），盛以“虎城密码”再电庆、荣、王，并请代奏，内云：
现值京津发水，洋兵到齐，约有一月，趁此工夫，莫如内外合谋，自行分别妥办，尚可挽救。然非王爷与中堂独对切陈，请两宫速发密诏，外臣无从助力，即李中堂遵旨北来，亦同归于尽。如当圣意，须将暴军调出御敌，聂军调京护卫。李相日内抵沪，如有密旨，即可北渡。宋、聂两军暂归调度，若嫌兵力不敷，密调袁抚约期而至，秉承庙谟，不动声色，内乱一平，外衅自解。过此不图，悔莫能及。间不容发，泣盼乾断。此电与江、鄂、闽、粤各帅，往返电商，意见相同，但疆臣不敢显言。某以闲曹，受恩深重，敢冒斧钺，乞代密陈，如有密旨，请用虎城电码，分递济南、保定，递上海道分转最妥。(67)
此即孔先生所引盛致袁电的附件。拟调“暴军”，指董福祥甘军；所请“密旨”，意在李鸿章到京后，总调宋庆、聂士成、袁世凯各军，一举平定“内乱”，其既为“内外合谋”思路的延伸，又受到日方建议的影响，孔先生所解释的“即是要朝廷私下允诺，东南督抚推行与洋人妥协政策，即实行东南互保”（第32页），并不准确。
上述电奏先发济南，嘱袁世凯“此电颇有关系，乞照录三份，飞速递京，分送庆王爷、荣中堂、王中堂拆”，并表示：“揣摩诏旨两歧，大家觑破，疆臣把握全局，转圜均在此。但必须请得一密旨，方有率从，督抚未便出名，某是闲曹，谨用虎城密电，请庆邸独对。”(68)孔先生解读说：“他的密信称，专门要‘庆邸独对’，而不说让荣禄独对，显然是知道，义和团高潮时期，只有奕劻才能经常有与慈禧‘独对’的机会。”（第31页）其实，只要细读电奏，其中明明有“趁此工夫莫如内外合谋，分别自办，尚可挽救，然非王爷与中堂独对，陈请两宫速发密诏，外臣无从助力”等语句，寄望于庆、荣并无偏私，何来“不说让荣禄独对”的意思？稍后，盛宣怀致电荣禄叔父、川督奎俊，更言“非请密诏，何所率定，公宜密电荣相”，足证孔先生所说非是。(69)
六月二十日（7月16日），盛宣怀续电袁世凯，谓：
窃料圣慈必不终受鼓惑，苦于无人能救。公细味电旨及荣电，自可无疑。老佛辣手，只要有辛酉十月手段，一举可定，然庆、荣无人帮助，势不敢举，而外臣不奉诏，理不能行，故非先请密旨不可。虎城只庆、荣有此本，二公得此电亦必细审，圣意合则代陈，不合置之而已，必不害我。(70)
“老佛”，代指慈禧；“虎城”，指联络庆、荣的专属电码本。以“辛酉十月手段”比拟请旨办理事，暗示所具有的政变性质。前奏言“此电与江、鄂、闽、粤各督抚往返电商，意见相同，但疆臣不敢显言，宣怀幸以闲曹受恩深重，敢冒斧钺乞代密陈”，实则皆由盛氏一人策划，手段大胆至极，已非刘、张辈所能想见，而其尚能自期“必不害我”，可见对庆、荣二人的信赖程度。
另值得一提的是，六月二十五日（7月21日）李鸿章由粤抵沪，继与盛宣怀谋划一秘密行动，拟“派杨莘伯坐日本兵船进京，谒商庆邸面奏慈圣，先送使出都，俾与各国议和”。日本外交文书显示，李鸿章在上海与小田切万寿之助领事及当时来华的日本国会议员佐佐友房（1854—1906）均已有接触，谋求日舰护杨崇伊（1850—1909）北上，因日方拒绝而无奈叫停。(71)由此未果的秘密行动来看，东南方面为联络庆、荣，打通与最高层沟通的渠道，其实动员了中外多方面的力量。
那么，对于京外建言，奕劻本人如何反应呢？笔者从《愚斋存稿》检出七月初七日《袁慰帅来电》内载一件署“京庆邸初二函”，文录下：
顷接来函具悉。诸君子公忠体国，筹虑周详，曷胜佩服。各国使臣除德使已毙外，余均无恙，现已奉旨实力保护，万不致再有伤亡，即望转达。时变日棘，诸君子皆受恩深重，谅必能共抒良策，以挽时艰。至京城内外土匪日众，诚如来函所云，亟宜剿除，庶足以杜外人之口而靖中国之乱。然任大责重，既非菲才所能办，而权柄操自朝廷，亦非臣下所敢自请。过蒙诸君子推许，不胜惶恐之至，但予历世受恩，值兹时事艰难，何敢自安于拙？惟有尽我思之所能及，与力之所能为，以求挽回于万一而已。(72)
复按《李鸿章全集》及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未刊电稿，收有相同电文。(73)由此，可推知奕劻于七月初二日（7月27日）书此函，递济南袁世凯，电报转发至东南各省。函内表白“权柄操自朝廷，亦非臣下所敢自请”，显见明哲保身的意向。盛复电询“庆邸初二函是复何人”，袁世凯回电仅有简略的十九个字：
系复弟函，非公信，虎电未提，无可再望，少言为妙。(74)
奕劻应已收到“虎电”，但暗自压了下来。既然连剿拳亦属“非敢自请”之列，那么“虎电”赤裸裸地提出“内外合谋”这样大胆的举动，更非其所敢置喙了。老于世故的袁世凯知“独对请旨”无望，故劝盛“少言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