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李之“争”
送走了李秉衡，东南督抚或因此长舒一口大气。(84)然而，当时却有更多人对李秉衡之北上寄托了热望。自中法、中日两役以来，李秉衡用其对外强硬的表现，以及天下共推为疆吏贤者的情操直节，赢得朝野广泛的赞誉，俨然为疆臣领袖之继承人。(85)甲午时期，翁同龢（1830—1904）对他做过极高评价：“朴实平易，兵事将材均极留意，良吏也，伟人也。”(86)王清穆（1860—1941）乙未日记中，也推许李秉衡“清勤直亮，实心为国，近时疆吏中罕有其匹”(87)。当庚子事变作，战争威胁迫在眉睫，人人都在呼唤英雄出现，而李秉衡无疑是拥有最高人气的那一位。虽远在江南，他的名字被京城大小官僚频频道及，几乎被视为有能力扶危救难的不二人选。五月十四日（6月10）日，福建道监察御史管廷献上奏片，请速调李秉衡来京，内称：
查巡阅长江水师、降调四川总督李秉衡，久官直隶，素得民心，兼谙军事，若明降谕旨，饬令星宿来京，畀以疆寄，假以事权，当于时局有裨。惟其人素为洋人所忌，恐加阻挠。宜饬总理衙门，晓以专为靖乱起见，安民即所以安洋。(88)
十六日（6月12日），詹事府司经局洗马檀玑奏请招抚义和拳以御外敌，推李秉衡为“知兵”，并提出编练成军之具体办法：
择知兵大员，如李秉衡、董福祥等，招集拳民无家可归者，另编一军，酌给口粮，以兵法部勒之，显以禁其为匪之路，隐以养其敌忾之心。(89)
除了来自言路的呼声，中枢当道徐桐、崇绮、刚毅诸人对李秉衡推崇备至，前述于荫霖、鹿传霖的大力奏荐也是铿锵有声。五月二十八日（6月24日），也即发布“宣战”诏书后第四天，清廷谕召李秉衡“来京陛见，勿稍刻延”。
此处，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庚子事变中另一位北上重臣，更为后世所知的大人物——李鸿章。如将视野稍为放宽，可发现清廷政策在和战之间摇摆，伴随外部形势变化，不断发生相应调整。五月十九日（6月15日），谕召两广总督李鸿章“迅速来京”(90)，仍希望将中外纠纷拉回外交轨道，不想轻易言战。六月初七、初十日（7月3日、6日），两度旨催，十二日（7月8日），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随着战局变恶，六月十六、二十二、二十七日，七月初四日（7月12日、18日、23日、29日）连下四旨，无一例外都是督促北上，调子已经一次比一次更加严厉。(91)
面对朝廷召唤，二李各有不同反应。李秉衡奉旨之下，“感奋涕零，情不自已，阙廷瞻望，驰念莫名”(92)，奔赴君父之难，不敢稍缓时日；李鸿章则抱定“先定内乱，再弭外侮”的宗旨，认为此刻“只身赴难，毫无补益”(93)。而在他们各自身后，同样有为数众多的支持者和与反对者。北方义和拳兴起后，盛宣怀认为“目前惟有调傅相回北，内乱外衅，或可渐弭”(94)，在第一时间策划奏调李鸿章回任直督，欲推其至前台。张之洞由“合肥前已电召”，相信“内意必愿议和”。(95)当李鸿章滞沪不行，他与刘坤一等东南疆吏十三人，联名奏荐“大学士臣李鸿章，周知四国，体用兼通，办理交涉有年，为各国所信服”，吁请朝廷“授以全权，示以机宜，饬令就近在上海与各国电商”。(96)不过，与张之洞同城而居的于荫霖，对李鸿章的观感截然不同。他在日记中写道：“见十九日（6月15日）上谕，此人内召，事愈不可为矣。”(97)显然，李鸿章断非其心中所属。
就在外臣为停兵议和函电络绎、奔走呼吁之际，京城内也正掀起倒李的高潮。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私下评议说：“三电召之徘徊不进，其志恐不纯矣。”(98)翰林院编修王会釐（1844—1913）则公然入奏，历数“近三十年来，大学士李鸿章专务和戎……甘心卖国，阴授以柄，致外洋要挟，中国几难图存”诸罪状，指斥召而不赴、畏葸求和，疾呼“大奸不除，不能成大功”：
今既恭伸天讨，而李鸿章总制两粤，闻有抗旨不赴召之电，又有请勿开衅之电。悖谬畏葸，老而益甚。不知主辱臣死之义，惟请苟安求和。听则可保全禄位，不听则可诿卸责任。一至交兵，又多方牵制阻挠，必欲一蹶不振，以实其言。此皆李鸿章惯技。若再以此法试办，大局何堪设想？……闻仍有旨电召李鸿章来京，庙谟深远，已操胜算。如李鸿章遵旨前来，虽失魁柄，恐其仍肆奸谋。应请旨严加禁锢，庶免泄漏军情。如仍抗旨不来，是其悖逆显露。应请皇太后、皇上速奋宸断，下密旨于广东巡抚德寿，数两次抗旨之罪，将李鸿章就地正法。(99)
给事中蒋式芬（1851—1922）也对李鸿章奉召不来深为不满，奏折内抨击“该大学士一则以地方紧要、未敢遽行北上为辞，一则以水陆不通、老病畏难为解，饰词推宕，退缩不前”，甚而“复纠合十余省督抚，保护外洋商务，使敌国无粮饷匮绝之虞，并力抗我”，责问“何其忠于外洋而不忠于朝廷也”？结论称：
若李鸿章者，战不能战，守不能守，徒拥高位，作汉奸而已。天下臣民无不切齿。臣愚以为宜更择才德兼备之员，往代其任。
所谓“才德兼备之员”，实指李秉衡而言。同折内，蒋式芬盛赞“若李秉衡，公忠为天下所谅，廉惠合妇孺而皆知，服官省分，士民至今言之，犹为感泣……是李秉衡德足惠民，才堪定乱，谅在圣明洞鉴之中”，进而建议“擢之枢要之地，使之总筹全局，进退人才，转危为安，当可立睹”。奏末一褒一贬，堪足振聋发聩：
是立黜一汉奸之李鸿章，而小人不敢效尤；重用一公忠体国之李秉衡，而士气因之以振。举错之间，安危所系。伏望圣明断而行之。(100)
与之同时，江西道监察御史郑炳麟奏言“各省援军纷集，特请简统帅，以一事权”，而其依据中法、中日两役的经验，所属意之最佳人选也是李秉衡：
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其名声足以服众，其威望足以慑敌，其公正无私足以信赏而必罚。前中法之役，在广西布置，我军赖以大捷；中日之战，在烟台坐镇，敌人未敢深入。其阅历之久，尤为人所公知，非臣一人之私言也。请特简李秉衡为统帅，俾全师归其节制、调遣，以一事权。(101)
在庚子年，两位均已年逾七旬而履历不同、气质迥异的老臣，被不同人群所瞻仰瞩望，各自奉为排难匡危的救世主。好似一场奇怪的比赛，谁先入京，谁就可能改写历史。当事人各怀心事，或未必有意争先，两边的人群却姿态百出，喝彩叫好者有之，诽谤诅咒者有之，冷眼观望者亦有之。李秉衡终于先到了一步，于六月二十九日（7月25日）申刻（15—17时）抵京。(102)七月初一日（7月26日），即蒙召见，当天奉旨受命“帮办武卫军事务”，湖广、两江、山西、山东派出勤王之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归其节制。(103)同日，懿旨加恩，“着在紫禁城内骑马，并在紫禁城内、西苑门内乘坐二人肩舆”。(104)而数天之前，李鸿章才刚刚由广州航海北上，六月二十五日（7月21日）到达上海后，停留观望，就此徘徊不进。(105)
当时，天津城陷落的消息已被证实，清廷预感战事不利，加紧了保护使馆、停战求和的进程。(106)赵凤昌尝言：“（李）七月抵都召见，力主战，请先杀内奸，即指顾大局、剿拳匪诸臣，张南皮亦在列，初四日即杀许、袁矣。”(107)李秉衡觐见与许景澄、袁昶两总署大臣被杀，是否有直接关系，限于史料，未得实证。(108)但李到京后，慈禧太后的主战决心得以巩固，对外态度重趋强硬，确为事实。当时东南督抚请派李鸿章为“全权”会奏折到京，留中不发，可充一旁证。(109)故京外人士有谓“现海城初一入觐，高谈者气复少振”(110)。事后，刘坤一向盛宣怀哀叹：
海城到京，固执尤甚，朝局又变。会请派傅相全权折，留中不发，而以海城帮办武卫军。……事机甫转，又为海城所败；定兴到后，益觉牢不可破。一误再误，京城恐难保全，北望痛甚。(111)
其实，李秉衡之主战不过为恪尽职守，所谓“方今战端已开，战亦亡，不战亦亡，毋宁战之犹壮也”(112)。他本人亦自知此时言战，必无胜理。据荣禄亲信、顺天府尹陈夔龙（1857—1948）回忆，李秉衡私下有“洋兵如此利害，战事哪有把握，我此番往前敌，但拼一死，可速电召李中堂，迅即来京办理议和”(113)的谈论。给事中高枬（1852—1904）记：“简帅（李秉衡）初一到，三条：一保使馆、一剿、一调董军出外防守。”(114)则李到京之初，对义和团仍无信任可言。至于后来“言义民可用，当以兵法部勒之”，一个重要原因实在于无兵可用，京畿之拳民“大抵皆倚秉衡为名”，故“秉衡亦羁縻之，取虚声而已”(115)。
七月十二日（8月6日），李秉衡出都视师，临行前自誓：“人谁不死，豹皮尚解留名。我亦何求，马革甘于横卧。呜呼！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宁为国而捐躯，勿临死而缩手。”(116)此行“名节制四军，实无一兵应命”，仅有王廷相（1851—1900）、曾廉（1856—1928）、张季煜、吴锜等少数幕僚和数百拳众随行。(117)甫出京师，北仓、杨村已告失守，清军溃退，联军突进至河西务。李秉衡“方拟合队于河西务，并力御敌”，然而“未立营垒即被冲破，各军纷纷逃溃，势不可止”，不得不退抵通州张家湾。(118)至七月十七日（8月11日），联军进逼张家湾，李秉衡见事不可为，仰药以殉。自尽前，具遗折(119)，手书别幕僚亲友，道出沉痛之言：
诸兄台赐览：弟刻自马头退抵张家湾，此衡死所也。……军队数万充塞道涂，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村镇巨镇如河西坞、张家湾俱焚掠无遗，小村亦然。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兵将如此，岂旦夕之故！衡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人心矣！天下事从此不可问罪臣。罪臣弟秉衡叩别谨上。七月十七日。(120)
北仓失守的战报传达北京当天（8月7日），清廷旨授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命“即日电商各国外部，先行停战”(121)。但联军长驱直入，已有“风利不得泊之势”，仅仅一周后，北京沦陷，两宫西逃。当李鸿章在俄军护卫下进入北京城时，已经是闰八月十二日（10月5日），距离他初次奉召北上，过去了将近四个月。而这数月之间，天地已然翻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