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考察一行：派而复召
与张权同期到日游历的军事考察团领队总兵吴元恺、游击张彪（1860—1927）等人，与参谋本部宇都宫太郎等人曾有密切往来。(31)但不久后，两人均被紧急召回国内。查其原因也很简单，主要由于义和团事起后湖北地方情势突变，军事吃紧而需人甚亟。当直隶拳民开始毁坏铁路的时候，张之洞已经着手加派营队，担负起维护本省地面秩序的责任，而向来被倚为军事上左膀右臂的吴、张此时不在身边，也令他感觉不安。五月初五日（6月1日），他向东京去电征询参谋：
该镇将等知已安抵为慰。念之甚，何不发一电耶？目前情形速详电并函禀。直隶拳匪滋事，扰害芦保铁路，盛京堂请再添派一哨，内仍配马队二十名，哨官以何人为宜？至现有三哨，已成一营，须派一营官，该游击速酌拟营官一员，哨官恐有不愿者，可拟一员备用。即电鄂督院。支。(32)
当时军事访问团刚刚到达东京，原拟在日本全面考察军事训练、后勤、教育各项内容，但未及展开，就不得不回收战线，做提前回国的准备。不到半个月，五月十七日（6月13日）张之洞再次去电：
日本有何密谋，日派兵驻华之说确否？拟驻何处？来长江否？北省消息甚紧，该镇等不能久留，日本学校可不必看，务与参谋部商，赶紧看各营垒队伍，至多不过旬日，即当电调回鄂，并将学将成之弁酌带数员回。再前派各弁本在联队操演，该镇等已阅看否？均即电复督署。筱。(33)
湖北派出人员在日本考察的日程被迫做出调整。可以说，张之洞对形势变化之快缺少心理准备，否则也不会将最重要的军事助手远派日本（反过来说，如果张之洞真有先见之明，欲利用义和团之势谋政治异动，更不会在军事部署上如此掉以轻心），一旦事态变恶，实有猝不及防之感，匆匆将吴、张召回，也是迫不得已的举动。(34)对于日本在华军事行动，张之洞最初不明其指向何在，心态上同样抱有警惧。两天后（6月15日），又追发一电：
筱电想达。都下事种种难解，总署换人，大局难料，日本参赞，被董军戕，中东成衅，奈何？鄂省拟添兵二千，吴镇、张游击等已略看军队否？此时日人相待情形语气如何？若再募日本两大尉有妨碍否？速公同筹议，电复。衣囊锅瓶等拟购二千份能速否？抑或在内地制，并酌复督署。(35)
按五月十四日（6月10日），端郡王载漪奉旨入主总理衙门，董福祥甘军自南苑进驻京城，次日即发生日本书记生杉山彬被甘军杀害事件。中外局势急遽滑向对立，张之洞特别关心“日人相待情形语气”，其对日交涉也在酝酿变化中。五月二十日（6月16日），张之洞向钱恂发出新的指示：
剿拳、阻董已屡次力陈，鄂拟添兵三千，吴镇、张游击等酌带员弁速回。衣囊购二千分，能借现成者更好。长江弹压需械甚多，如汉厂枪不敷时拟购日本新枪并弹，能供用否？进口能无阻否？速商复。号。(36)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曾屡次上奏朝廷，表达主剿、避战的政见。“剿拳”是其素有的立场，而“阻董”则很大程度受到了日本方面意见的影响。东京来电内称：“福岛殷盼帅献策，令董军且退，则外兵但平匪，否则董洋哄，大局难问。至沿江若自能弭乱，外兵即不入江。”(37)“福岛”，福岛安正（1852—1919），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曾于上年（1899）来华游历，赴武昌与张之洞面谈中日合作，为湖北省在参谋本部的主要联络人。钱恂由熟人处探得信息，张之洞言听计从，第一时间将“剿拳阻董”之意上闻。(38)同时，为阻止外兵入江，又着手“自行弭乱”，主要举措有二：一则添兵练兵，二则购械购药。(39)
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本来为会党渊薮，拳变毁路的消息使民心更加浮动。张之洞视增兵弹压为当务之急，原拟在当地添募新军，因练兵费时，缓不济急，于是转向邻近的湖南借兵、募兵。(40)当时湖北省内又为缺少得力将官为苦，张之洞以山东编练新军成绩出色，有意调来营哨官弁，帮助练兵。(41)在此基础上，再看急召吴元恺、张彪等回国的电报，也就不难理解其用心所在了。(42)与此同时，张之洞又令其在日本购买应急的军需物资——军用外套、背囊两千份，即是为添练新兵所备。(43)
此后，张之洞又屡次催促。据宇都宫太郎日记6月18日条记：“吴元恺、张彪来役所拜访，表示本月二十日出发归国之决意。”6月20日续记：“送吴元恺、张彪一行至横滨，此一行与张之洞前派29名士官、下士中12人一同回国。”(44)吴元恺、张彪偕随行的武备生多人启程返华，大约于7月初回到湖北。(45)由他们所领兵的护军营，仿德国军制编练，是当时省内唯一一支新式陆军，也是张之洞所控制的最精锐部队。吴、张等人的回归，对稳定地方局势发挥了作用。据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1861—？）致外务省报告：“据闻张总督有派出三千兵力由陆路前赴北京之说。查湖北今日之形势，为镇抚地方起见，正值急需兵力之际。……前不久得知中护军营士兵计百名脱营而走，私心颇为疑惧。新近吴元恺及张彪等由日本归国，武昌兵营士气为之一振。”(46)此外，其余派往日本的武官、武备生数人也在此后陆续回国。(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