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议“维持东南大局”

就在张元济投身“南洋”、开始新事业之际，戊戌风波的震荡却仍未消歇。由政变而引发党祸，余波所及，政治空气一片肃杀，继而废立传闻自京播出，中外议论喧哗。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清廷上谕宣布光绪帝以病告退，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将旧历元旦改元“保庆”。⁽¹⁹⁾是为“己亥建储”。事情发表，上海官绅士庶纷然哄动，皆认其“名为立嗣实则废立”，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1840—1903）率先于二十六日（1月26日）领衔“寓沪各省绅商士民”合计1231人联名电谏，恳请光绪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²⁰⁾事后，“风波大作”，除经元善遭清廷通缉逃亡海外，又有株连传闻，宋恕得到消息，“上海派密差七八人专拿帝党”，点名数人之中就有“张元济主事”。⁽²¹⁾至庚子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迅猛兴起于山东、直隶各地。戊戌以来一直纷扰不堪之党争、外交，与骤成燎原之势的拳乱、教案相互激荡，终致平衡打破，战争爆发。

由京南返后，张元济寄居虹口西华德路隆庆里772号寓所。⁽²²⁾身在黄浦江畔，却无时不以北方时局为念。本年五月间，得友人信，知“中朝士夫以此益信义和团为可恃”，而慨叹“井蛙堂燕，可哀熟甚”。⁽²³⁾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读新闻报，知时势已亟，当晚即致函盛宣怀云：

杏荪先生大人赐鉴：敬启者。顷闻大沽炮台昨已开炮，轰击各国兵舰，德兵官受伤，炮台失守。此信若确，各国必并力前进，螳臂当车，胜败可决。祸变之惨，将不忍言。政府一蹶，东南各省必乱事蜂起，哀我生民何堪遭此荼毒？窃谓祸乱之来，虽关天意，人力未始不可小有挽回。今督两江、粤、鄂诸公，皆负时誉。阅报并知先生昨有联衔电奏请救危局之举，惟现在事变更急，断非寻常举动所能挽回。我公负天下重望，且为各国所引重，似宜速与各省有识督抚联络，亟定大计，以维持东南大局（粗体为笔者所标注，下同），祈甚，盼甚。援匹夫有责之义，贡千虑一得之愚，冒率上陈，伏祈鉴察。敬叩台祺。张元济谨上。廿二日晚。⁽²⁴⁾

就在前一天（6月17日）凌晨，在大沽口的列强海军舰队与炮台守军发生激战，清军力战不支，大沽炮台宣告失守。至此，中外两方已进入事实上的战争状态。盛宣怀当时以督办铁路公司名义居留上海。他自称“局外闲人”，事实上忙得不可开交，尤其为昔日恩师李鸿章回任直督，奔走游说不遗余力。五月十六日（6月12日），他致电刘坤一、张之洞，告以“目前惟有调傅相回北，内乱外衅，或可渐弭”⁽²⁵⁾，提议奏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二十、二十一日（6月16、17日），又先后以函、电向军机大臣荣禄（1836—1903）、王文韶（1830—1908）进言，力辩中国势不能与各国一战，提出解散拳民、调李督直等“转危为安，化重为轻”四项办法。⁽²⁶⁾此即张元济函所指“联衔电奏请救危局之举”，而其议未见下文，事变已经发作。

论者多谓，盛宣怀之于庚子年的“东南互保”居有首倡的功劳。⁽²⁷⁾从盛宣怀的地位、个性、权谋、交际诸方面而论，做此出位之举，有其内在理路。夏东元先生即谓甲午后盛宣怀在“多边的‘力’的较量中寻求发展自己之道”，庚子阶段的表现是他“办大事、做高官”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²⁸⁾不过，如将当时朝局变动、国际竞争以及盛宣怀与周边人物的互动综合考量，可发现所谓“首倡”之功很难明确归系于某人，这是由多元角力呈现的结果，即使落实到盛本人的想法，也在短时间内经历了变化。盛宣怀最早向刘坤一提出“自认保护”的建议，背景是英国要求军舰入江、单独托管吴淞炮台；稍后赵凤昌（1856—1938）、何嗣焜（1843—1901）等幕僚从旁协助，使得“保护东南”的操作方式进一步明晰化，盛宣怀的思路也由“自保”向“互保”转变，其目的在于稳定地方秩序，预防义和团运动向南蔓延，也为抵制外国（主要是英国）借机出兵上海及长江内地。这不仅是赵凤昌等少数人的想法，在当地有着巨大利益的绅商阶层从自我保护的立场出发，也多有共鸣。《申报》《中外日报》《新闻报》等几家上海主要报纸，连篇累牍刊登社论，几乎一日一文，要求戡乱保和，流露出浓烈的地方意识。⁽²⁹⁾时为轮船招商局会办的郑观应（1842—1922），也向盛宣怀提议“换旗”，即外兵未据长江之前，将中国公司转移至外国名下，以图自存、自保。⁽³⁰⁾

前引五月二十三日张元济去函，尚在盛宣怀分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三大帅，明确提出“上海租界准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督抚保护”的办法之前。但函内意识到时局危迫，“断非寻常举动所能挽回”，已经暗示东南地方“从权”行事、采取与北方政府切割之办法的可能性；建议“速与各省有识督抚联络，亟定大计”，反映出“今督两江、粤、鄂诸公”即李、刘、张所拥有的政治基础；而出身于江南，并与绅商社会渊源深厚的盛宣怀，被视为居间“调剂”的不二人选。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张元济为探听时局，致函盛宣怀：

大沽战后，北事毫无确信。各国调兵未集，想亦不妄动。昨得友人信，言中朝士夫以此益信义和团为可恃。井蛙堂燕，可哀熟甚。昨各报并言合肥相国（李鸿章）并不北上，其说信否？⁽³¹⁾

作为清朝电报事业总负责人，盛宣怀处于当时信息传播的枢纽地位，且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这几位地位最重的地方大吏均有交情或交往，最适合也最具条件说得上话。张元济的这一认知，同样为当年与议“东南互保”的沈瑜庆（1858—1918）所分享，他在事后对盛宣怀表示：“天下绝大事业，祗在一二人之交欢。庚子之患，微公居此中联络，则粤、江、鄂鼎峙之势不立。彼三公者平时各不相谋，而因公之故，遂相固结，以纾世难。”⁽³²⁾尽管张元济本人并未直接介入有关“中外保护”的交涉，但他的言论在某种意义上确乎体现了“民情”，对盛宣怀有助推之力，这构成了“东南互保”得以成功的重要语境。⁽³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