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京回宁的真实原因
辛丑二月二十七日（4月15日），即张佩纶到京两天后，李鸿章寄电西安行在军机处称：
编修张佩纶因病耽搁，现于二十五日抵京，遇有交涉事宜随同办理。请代奏。李。沁。(43)
至六月初三日（7月18日），李鸿章电告盛宣怀，谓“幼樵昨已假归，过沪时乞饬局速为搭船，并加照拂”(44)。如此算来，张佩纶此行在北京停留的时间，大约不过三个月。千呼万唤，始肯出山，而在京住不多时，又匆匆告假而归，这是为何？此前学界谈论张佩纶离京回宁的原因，多认为出于他与李鸿章在外交问题上的矛盾。如陈旭麓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中“张佩纶”条，有谓“因在对俄态度上与李意见不合，旋回南京，遂称病不出”(45)。姜鸣写张佩纶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也持相似论点，认为“在处理交涉事务中，二人观点不同，张佩纶遂乞假归去，从此不再复出”(46)。追溯史源，这一说法其来有自。更早的出处应该就是陈宝琛撰《张篑斋学士墓志铭》，其中说道：
政务处立，当事欲畀君参议。君既以俄约与文忠龃龉，时论变法又不合素恉，而朝野上下泄沓如故，日以悲愤，遽投劾去。比和议成，懿旨以四五品京堂用，固辞不许，遂称疾不出。(47)
陈勇勤对此说尝有所怀疑，指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张、李对外态度的冲突最终导致二人绝交这回事”，用张佩纶返宁来说明李鸿章的对俄外交搞得众叛亲离，明显是想当然之论，至于真正的原因，“完全是因为他对督办政务处有关人事安排的反感心态所致”。(48)其出示的主要证据，为陈夔龙《梦蕉亭杂记》里的一段记述：
朝廷议行宪政，行在政府奏设政务处，派某某充提调，某某充总会办，学士亦在奏派中。电信传来，文忠喜甚，谓可徐图大用。学士怫然不悦。时仁和王文勤、善化瞿文慎均直军机，充政务处大臣。于君晦若（式枚）、孙君慕韩（宝琦），并在会办之列。学士拟就辞差电稿，嘱余代达荣文忠公，稿中有句云“某亦曾近侍三天，忝居九列，岂能俯首王、瞿，比肩于、孙”等语。笔锋犀利，咄咄逼人，犹是当日讲筵气概。和局未经签字，学士已请假回宁。(49)
陈夔龙原任顺天府丞，自庚子五月十七日（6月13日）起，署理顺天府尹。(50)七月，署太仆寺卿。八国联军入京时，他未随扈出逃。(51)八月，被钦派为八位留京办事大臣之一。(52)当年在京中，他与张佩纶多有往来，据其事后回忆：
庚子两宫西狩，李文忠公入京议款，特约学士（张佩纶）入幕。时余以府尹充留京办事大臣，襄办和议，与学士哲嗣仲昭，同为平远丁氏婿。学士行辈居长，讵晤余时，即谓与余先后出兰轩师门下。同门之义甚古，琐琐姻娅不足计也。学士天资英挺，自经迁谪，学养愈复深邃，与余倾盖如故。(53)
按陈、张同出于“兰轩师”(54)即张清华门下，陈与张志潜（字仲昭，张佩纶次子）又为连襟。辛丑年两人见于京师，“倾盖如故”而有“贤良寺内挑灯煮茗”之雅。因为这几层关系，陈对张为人了解很深，所谈自然非为无根。这里补充出于张佩纶本人的材料，以便两相对照。《张佩纶致朱溍书札》第一二九通云：
……政务处既欲变法，而所用全非人望。令表弟为夔所引，慰亭迎合保荐，召对后候旨录用，意气飞扬。……政务处，兄在拟中，闻欲别立名目，不侪诸人之列。然侍郎云当差，五品卿曰为差委，兄将置之何地？且上七下十，即以兄为大臣，亦不过随行逐队而已，况未必大臣耶？已设法力辞，冀可摆脱。行在已发号施令，都中三督办徒拥虚名。庆邸甚愠，傅相明知是借作门面，付之一笑。惟崑小峰则犹望回跸发挥耳。［朱古薇云，行在只派陈瑶圃、樊云门作提调，亦无明文，与前电派者又小异。云门甚用事，屠聋即所引。政务处有三聋，须大故挝之。］(55)
按清政府宣布设立“督办政务处”，时在辛丑三月初三日（1901年4月21日）。这一新机构作为“专责成而挈纲领”的新政“统汇之区”，“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崑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亦着遥为参预”，要求各政务大臣“于一切因革事宜，务当和衷商榷，悉心平议，次第奏闻。俟朕上禀慈谟，随时更定，俟回銮后切实颁行”。(56)关于大臣以下提调人员的最初派定情况，可见军机处在四月初致李鸿章的一通电报：
变法一诏已奉旨派办政务处，禄等叨陪末座，诸赖教益。查中外各官条奏到者甚多，日久积存，愈难清理，自应奏派妥员，随时拟议，分别弃取，以备汇齐，酌定请旨施行。昨已奏请钦颁关防，因思在京如张佩纶、于式枚均请派入，以资襄助。行在则拟派樊增祥、徐世昌、孙宝琦及军机处章京陈邦瑞、郭曾炘。此外尊意中尚有通才可派者，祈酌定电示，以便会衔具奏，望即电复。禄、韶、霖。东。(57)
接此电报后次日，奕劻、李鸿章联名回电，表明：
奉东电，以派办政务处襄助需人，除拟派行在各员外，在京之张佩纶、于式枚均拟派入。该二员才识俱优，堪备顾问。崑拟派御史陈璧一员，庆拟俟回銮后再行酌派。条奏到者虽多，而谋定后动，俟汇齐斟酌，复奏尚须时日，希卓裁。庆、李。(58)
以上奕劻、李鸿章、崑冈三位在京中的督办政务大臣提名的“襄助”人选，实际有着各自引用私人的意味。前揭张佩纶书札内所言“行在已发号施令，都中三督办徒拥虚名”，即指行在军机处荣禄等人先已自行提名，再令庆、李、崑于此名单外“酌定”，实有自说自话、先斩后奏的意味，当然引起后者的不满。至于张佩纶本人，尽管在所拟人选名单之中，但他亦自知地位尴尬，难有实际作为。陈勇勤注意到，同样为李鸿章幕僚的于式枚（1853—1916）和孙宝琦（1867—1931），一为御史，一为直隶候补道，官衔均不高，而张佩纶一度官至总理衙门大臣，“生性自负”加上不俗的资历，“显然就决定了其不甘心与于、孙二人平起平坐”。从其致朱溍书札来看，张佩纶对督办政务处用人大肆抨击，以为“所用全非人望”，他的主要考虑倒还不在与于、孙诸人争胜，而是自身在政务处行政序列当中的等级与名分。虽然他听说李鸿章有“别立名目”的打算，使之区别于普通提调人员，但还是对个人前途不抱乐观态度。所谓“上七下十”，指上有督办政务七大臣，下有十余名提调，夹处中间，势必无能为力，故抱怨：“即以兄为大臣，亦不过随行逐队而已，况未必大臣耶？”经过如此严厉的一番自我审视与逼问，其做出的决定就是“设法力辞，冀可摆脱”。此外，张佩纶倦于宦场的一个潜在或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对清朝新政的前景本无信心可言。在致朱溍书札中的一番话，包蕴了一种深刻的无奈：
……都城善后工程，木厂钻谋如故，回銮供张，官员钻谋又如故，承平景象，可云骤复。以此观之，心术不变，习气不变，徒变法无益也。(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