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戊戌前后
与当时很多士人一样，甲午战败的刺激对寿富来说，直接而且深刻。有关他的传记材料，多用“尝闵世变岌岌”“尝愤国势不张”“尝愤宗邦不振，强邻日逼”一类语句描摹心态，而赵炳麟所谓“力研新政，广交豪儒杰士”(29)，应该是对他战后作为最精炼的表述。光绪二十一年（1895），北京强学会创设，寿富未列名会籍，然于会务多所与闻。他与宝廷门人、号为清末四公子之一的吴保初（1869—1913）过从甚密(30)，又与梁启超（1873—1929）结识，相谈变法自强，最为投契。据梁回忆：
宗室寿伯福太史富，可谓满洲中最贤者矣。其天性厚，其学博，其识拔，爱国之心，盎睟于面。乙未（1895）秋冬间，余执役强学会，君与吴彦复翩然相过，始定交，彼此以大业相期许。其后，君复有知耻学会之设，都人士咸以为狂，莫或应也。庚子八月，君果以身殉国耻。噫嘻！可不谓朝阳鸣凤耶！(31)
彼时寿富“论天下大势，以力泯满汉畛域为先，立知耻会，勉八旗子弟励学”，究其宗旨，落在“警顽傲，励以自强”。(32)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与八旗诸君子陈说时局大势启》一文，略谓：
呜呼！天下大势岌岌哉！外人知之，中国不尽知；四方或多知之，我八旗则知者三四，不知者六七也。我八旗世禄世官，休戚与共，苟非婚姻，即是骨肉。乃记全盛之隆规，忽当前之大势，燃眉不知急，剥肤不知痛，酣然以嬉，焕然以处，危哉痛乎！其坐以待毙也。
仆家贫力微，学识浅陋，窃观天下纷然，思匡王室。我八旗若不自励，不惟负咎君父，将必启侮四方，消息甚微，所关极大。每愿我兄弟察盛衰之所由，谋富强之攸在，通力合作，各奋其才，厚培本根，力开盘错。
又历数道光以降中国“无役不败，无败不失地”的危势，强调“八旗乃为贵族”，一切言动关乎王朝兴亡，故劝“思家国之相关，先谋王室之安危，姑置一己之得失”，“知人人家家将被此害，而早图自救”，“思分阴可惜，为时甚迫，毋苟安以自娱”，“人人怀自强之心，毋自利以自害”，“毋恃天命以苟安，毋委气运以自废”，“思君臣之义，毋卸责于君而自矜局外之智”，并由此提出变法步骤——“愿我兄弟之为学者，先求其大而归诸有用”，“愿我兄弟廓其耳目而周知外事”。(33)这篇文章所针对的，是甲午后光绪帝图变法而“八旗子弟恐新法损其利禄，多诽之”的背景，寿富陈说时局，劝导八旗，言辞不避犀利，且出自天潢宗室之口，尤见力量，“识者比之贾长沙（谊）、陈同甫（亮）”。(34)京中官绅颇受震动，及至外地也有影响，如吴汝纶（1840—1903）见之，许为“宗室之景星鸣凤，国家宜破格待之也”(35)，又江苏《苏学会公启》称“读长白富君之《告八旗子弟书》，则又悱然以思”(36)。
同年秋，知耻学会在北京成立，此亦由寿富发起。按是年十月中旬，康有为（1858—1927）自沪入京，其自编年谱称：“与文中允焕、夏编修虎臣及旗人数辈创经济学会，已为定章程，呈庆邸，请庆邸主之，且为庆邸草序文。既而以欲删‘会’字，议不合，事遂已。乃令丁叔雅佐寿百福成知耻会。”(37)据此知耻会由康所支持发起。实则该会筹设较早，九月初一日（9月26日）出版的《时务报》第四十册上，已刊有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与寿富《知耻学会后叙》二文。(38)也就是说，康抵京前，知耻会已经成立，康说实有“张扬之意”。(39)
梁叙从《春秋繁露》之“蒙大辱以生者，毋宁死”谈起，批评今日中国外患日迫，而官、士、商、兵、民“惟无耻”，四万万“轩辕之胤、仲尼之徒、尧舜文王之民”（合满、汉言之）应耻于“为臣、为妾、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于他族”，最后说：
宗室寿君，以天潢之亲，明德之后，奋然耻之，特标此义，立会以号召天下，而走告于启超曰：嗟乎！吾侪四万万蒙耻之夫，苟犹有人心，犹是含生负气戴天履地者，其庶诵《春秋》之义，抉老学之毒，以从寿君之后，意者天其未绝中国欤？虽然，吾犹将有言，愿吾侪自耻其耻，无责人之耻。贤者耻大，不贤耻小，人人耻其耻而天下平，自讳其耻，时曰无耻，自诵其耻，时曰知耻。启超请诵耻以倡于天下。
寿富所作“后叙”也指出，甲午以后，“中国之耻，至斯亟矣”“西人鄙我为生番，谓我为无教，则我可耻；瓜分之论，昌言无忌，病夫之喻，丑诋难堪，则我可耻”，进而主张“如耻之，莫如为学，学则智，智则强”，满洲子弟尤应“知耻”，兴新学而开民智、振国势。当时高凤谦（1869—1936）函告汪康年：
寿伯茀先生创知耻会，所撰序文辞意俱好，忠君爱国之心，跃于纸上。宗室有此人才而废弃不用，可叹可叹！(40)
关于知耻学会内情，因史料阙如，难知其详。(41)然揆诸梁启超的记载，以为该会之设，“都人士咸以为狂，莫或应也”，则参会者实寥寥，在当时似无太大的发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即戊戌变法之年，寿富中进士，廷试二甲，旋选翰林院庶吉士。“同榜三百余人，匪不参候争欲一面风采”(42)，可见风头之劲。变法高潮阶段，寿富并没有突出的政治表现，当时他更多以“学博识拔”受到瞩目，被视作兴学人才。就政治派分而言，他接近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一系。按辈分，寿富为张之洞世侄，又从而学，函札中自称“受业”。(43)据《张文襄公家藏手札》，本年正月张之洞收一京中来信：
寿伯符孝廉、同乡王筱航仪部、蒋艺圃侍御、李子丹［名桂林］编修暨李玉坡、李慕皋诸君，拟立一八旗直隶西学堂。请汉教习二人、洋文教习二人，招学生三四班。……惟款项无出，拟写公信，各处募捐，已有公函致小帆，托伊转恳叔父酌捐款项，并恳代募宦鄂诸同乡……此系同乡公举，又系实心办事，为开八旗风……(44)
此信作者为张之洞侄张彬，言新建八旗直隶西学堂劝捐事，并透露寿富为学堂发起者之一。张之洞复电“奉直开学堂甚好，我当筹助。必须约寿伯茀经理，若不邀寿君，我即不管”，即主张由寿富管理学堂，且以此为助款条件。稍后，续电致张检：
闻奉直学堂请一教习，系广东人，速询明何姓名？系康有为门人乎？若系康徒，乃邪教会匪，与广东逆匪孙文勾通，确有实据，将来恐受累。万不可请。同乡诸君不深悉康学之谬，我深知之，外省亦无不知之，不敢不以奉告。再，寿伯符进士已请定否？若不请寿，是我所言，全不采纳，我不便管此学堂事。(45)
张之洞听闻学堂请广东人为教习，十分担忧，再次要求寿富主持，并以个人助款、会馆公款、鄂省捐款三项相要挟，可见对寿富的信任。
张之洞插手八旗学堂事务，最关切的，是害怕它成为康有为学说的讲习所，背后原因在于张、康两派在政治上的对立。类似的紧张关系，也表现在“百日维新”期间京师大学堂筹办过程中，寿富被卷入了孙家鼐（1827—1909）与康有为的权势争夺中。五月二十九日，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上折，奏明拟保总办、提调、教习各员名单，“翰林院庶吉士寿富”赫然在教习之列。光绪帝下旨“依议”。(46)杨锐（1857—1898）致张之洞密信谓：
孙燮臣冢宰管大学堂，康所拟管学诸人，全未用。奏派许竹筼为大教习，张菊生元济总办，黄仲弢等提调，寿伯福等分教习，均极惬当，然其中亦有以请托得者……(47)
此名单中不乏懵懂时务者、请托获差者，但绝无康党。寿富在当时为孙家鼐和张之洞均感满意的人选。
变法时期，光绪帝屡诏征求使才，浙江巡抚廖寿丰（1835—1901）以寿富“才学堪大用”出奏保举。(48)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录保荐经济特科表，共十七案二百三十五员，仓场侍郎李端棻荐十六员单中亦有“满洲庶吉士寿富”。(49)六月初二日，光绪帝于廖寿丰保荐使才案内召见寿富。林纾记其事：
时大臣争列疏荐公，景皇帝召见养心殿，公奏对诚切，皇帝为公动容，寻充大学堂分教习，派赴日本考校章程。(50)
按同年秋，寿富经孙家鼐奏派，以大学堂教习身份前往日本，考察业务主要是“查取学校功课”(51)。其间，曾私访流亡海外的维新党人王照（1859—1933），后者事后回忆：“戊戌十月，余居日本东京高桥氏之花园，伯茀以考察学务，寓中国使馆，曾往花园唁余。而日本保护国事犯之警士，坚拒不纳，且不受名片。去后，而以曾有使馆侦探来门告余。乃余归京见实甫，始知其为伯茀也。”(52)
据张謇日记，寿富自日本归国，约在十一月初。张謇曾与面谈，本月初二日：“伯茀曰：‘康、梁盖我政府尊奉而保护之也。’甚当。斥之为康教，罪之为党魁，皆尊奉之词。”(53)可知寿富对康、梁辈实别有意见。但他作为宗室中之趋新人物，政变后“党禁事起”，仍难免受到牵累。赵炳麟（1876—1927）记旧党之反攻倒算：“后新政蹶，刚毅欲排汉用满，太史慨然曰：‘愈排汉，汉愈激；愈用满，满愈孤。吾族其无立足地乎！’顽固党毁之弥力，佥曰：‘长白晦气，生此异物也。’”(54)孙雄对其遭遇也抱有同情，谓：“戊戌政变后，徐荫轩指为妖人，以宗室故，得免诛戮，而令其妻父联元严加约束。”(55)而寿富本人，杜门京师，以莳菊检书自娱，因自号“菊客”(56)；又据游日所得，“益发愤著书，期见诸行事”(57)。表现若此，倒真称得上“深自韬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