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庚子事变发生后，张之洞利用各种渠道援引日本之力，其外交活动不仅有“代中央连续邦交”的意味，也突显湖北一省与日本特殊的联结关系，两者因应时变不乏互利互益的共识，又各有严守的界限，外交上彼此引援，又互抱戒心。同一时期张氏子嗣游历日本、派员考察军事、招聘日本军官、购买军火物资等事实，由于面貌模糊而导致理解的差异，以致有论者引申出“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这样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本文依据史实考订，对孔祥吉论文做出相应修正如下：一、张之洞派儿子出洋，用心在利其仕途发展，出国前已经咨明公家，并无涉嫌“秘密外交”，张权出国时庚子事变尚未发生，后与日人相处也并不愉快；二、赴日军事考察团被中途召回，及钱恂在日操作购买军火，涉及事变后湖北省内添兵、练兵的背景，主要目的是为地方保护；三、钱恂与宇都宫太郎所论“设立新政府”事，不出于张之洞本意，而属钱恂个人发挥，至于驻日公使李盛铎言及“入政府”，则系推荐入赞军机之意，此“政府”非彼“政府”也；四、张之洞镇压自立会在获知北京被陷、两宫西逃之前，并无观望行事的证据，召回张权更在此前，动机仅是为了避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写作的目的本不在争鸣张之洞的“帝王梦”或有或无，只是希望通过史实重建的工作，帮助理解那段“国破山河在”的年代里各色人物面临危局时的种种应对，以及对外交往中的复杂心态。如果不仅仅拘泥于言词采择或政治褒贬，或对张之洞这样的晚清政治强人能有更为贴近的体察。甚至钱恂这样一位本不显于世而私心以为或具标本意义的“中等人物”，也可能折射一个时代的风云晦暗。
(1) 这方面的总括性研究，可参见［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美］马里乌斯·约翰逊（Marius B．Jansen）《日本与中国的辛亥革命》，［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398—403页。关于日本与戊戌变法，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日］伊原泽周《论梁启超与伊藤侯——以戊戌政变为中心》，《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中华书局，2003；孔祥吉、［日］村田雄二郎《戊戌维新前后的张之洞、康、梁与日本》，载《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巴蜀书社，2004；茅海建、郑匡民《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载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 黎仁凯、钟康模：《张之洞与近代中国》，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第151页。
(3)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61页。
(4) 宇都宫太郎（1861—1922），日本佐贺县人，陆军大学校毕业，1892年入陆军参谋本部，升少佐。甲午战争后，受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委派，以参谋本部第三部部员身份，“携内命赴南支游历，会见各省督抚，力说彼我携手共当西力东侵之冲，巩固东洋独立之基，彼等受其启蒙，延聘我文武诸员，改革其治下机构，遂为风潮勃兴一时”。1900年义和团战争期间，随参谋次长寺内正毅赴天津视察军事。后历任驻英大使馆武官、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朝鲜军司令官等职，授大将衔。参看東亞同文會編：《対支回顧錄》下巻，原書房，1968，第797—798頁。其子宇都宫德马对其父生平曾做介绍，谓其为终身抵制长州派军阀的少数派军人，主张大亚细亚主义，与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共鸣之处也很多”。（《宇都宫德马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第1—16页）宇都宫家族后人保存有其手稿日记全十五册（1900、1907—1916、1918—1921），孔祥吉先生利用部分原为手稿，现经整理已公开刊行。1900年日记收录于第一卷，卷首有日本军事史专家斋藤圣二所作题记《明治期の宇都宮太郎——駐英武官·聯隊長·參謀本部第二部長》，可供参看。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全三巻，岩波書店，2007。
(5) 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第8期。日译版见《義和団時期の張之洞の帝王志向——宇都宮太郎日記を手がかりとして》，《中國研究月報》61—6，2007年6月。
(6) 张遵逵、张厚珕《张之洞参加东南互保的几个问题》；李细珠《张之洞庚子年何曾有过帝王梦——与孔祥吉先生商榷》，均收入冯天瑜、陈锋主编《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7) 张权（1859—1930），字君立，一字柳卿，号圣可，直隶南皮人，张之洞长子。光绪十七年（1871）举人，任吏部主事。1895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时，参与其事，并列名公车上书。据张之洞年谱，“（戊戌三月）会试中式第一百八十六名贡士”，“（四月）赐同进士出身”，“（五月）以新进士引见，上谕着分部学习”。参看胡钧编：《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149、152页。
(8) 《致鹿滋轩》，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0229页。该札未系月日。据文义推知，鹿传霖当时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应是正任刘坤一暂时离职期间。按刘坤一于光绪二十五年底奉旨入京陛见，十二月二十四日交卸，次年四月初五日收回关防。参照《恭报交卸日期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恭报回任日期谢恩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八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3册，中华书局，1959，第1204—1205、1210—1211页。则此函写作时间当在庚子四月以前。
(9) 《致日本李钦差》，庚子四月初二日亥刻发、四月廿四日巳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十七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号：甲182-96。
(10) 参看《札北善后局垫发选派各员生赴日本游历游学费用（附单）》，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四日，《张之洞全集》第5册，第4004—4006页。除湖北官派游学游历名单外，同行者尚有张权、钱恂、知县委员涂元瀛及另外三名非湖北籍游学生姚恭寅、董鸿祎、沈翔云。《張權及湖北武官軍事視察ノ為メ本邦渡航之件並ニ湖北学生渡航之件》（公信第一二七號，在上海小田切領事代理小田切萬壽之助，明治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記錄·3門通商·10類宗教、教育及学芸·5項外国人留学·在本邦清國留学生關係雜纂·学生監督並視察員之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12081624700。
(11) 钱恂后来自述：“庚子正月，稚樵回鄂，见张文襄……三月中旬（应为四月）又东渡，道出上海，见日本领事官小田切万寿之助。”参见钱恂编，致之校点：《金盖樵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第2页。
(12) 《钱守致日本电》，庚子年四月初三日酉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十七函，档号：甲182-96。
(13)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1），第81頁。
(14)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鹿島研究所出版會，1968，第171頁。按1899年近卫笃麿访华，张之洞与其结交的一个重要成果，即实现其长孙张厚琨赴日留学。近卫不仅是张厚琨所在学校学习院的院长，也充当了其留学生活的监护人。此外，湖北省陆续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及教育、军事考察人员，也常得到近卫本人的特殊关照。旅日学者李廷江近将近卫史料所存汉文信函结集出版，其中收录湖北省官员或留学人员致近卫函有：汪凤瀛二通，邹凌翰二通，钱恂一通，张权三通，张厚琨三通。参看李廷江编著：《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原書房，2004，解題，第30—36頁。
(15)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198頁。
(16)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239—240頁。
(17) 《（二十二）張權》（1900年7月15日），《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第99頁。
(18) 《（二十三）張權》（1900年7月15日），《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第100頁。“越甫”，冯闇模字。
(19) 《（二十四）張權》（1900年7月17日），《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第101—102頁。
(20)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六月十九日寅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十七函，档号：甲182-73。
(21)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五月二十九日未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一册，档号：甲182-32。
(22) 《总署电》（五月三十日济南转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第124页。该电报署“五月二十三日”，由总理衙门致驻俄公使杨儒，电末注“即转罗（丰禄）、裕（庚）、吕（海寰）、伍（廷芳）、徐（寿朋）大臣”。
(23) 《寄英美德法俄日本各使》，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日，《刘坤一遗集》第6册，第2571—2572页。
(24) 后张之洞曾致电驻日公使李盛铎，表示嘉许之意：“使馆缓撤好极。如非万不得已时，切望勿撤东。”参见《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丑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二函，档号：甲182-73。
(25)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272頁。
(26) 张之洞一度将张厚琨回华与否交钱恂决定。参见《致东京钱念劬译交张权》，庚子六月二十三日午刻发；《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六月二十三日午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十七函，档号：甲182-73。
(27) 张厚琨被迫中断学业后，于次年初致函近卫笃麿，曾表歉意：“琨自戊戌冬留学东邦，屈指二载。既叨帡幪之爱，复推培植之诚。本期卒业而归，孰意变出非常，功亏一篑。奉命回华，原非得以。值此阽危之秋，无解倒悬之策，蒿目时艰，束手自憾。别后中秋抵沪，月杪旋鄂，一路平安，无劳远虑。兹备衣料四件，食物四种，借抒悃忱。函此，祗候勋祺不庄。学生张厚琨顿首。”参见《（三十三）張厚焜》（1901年1月7日），《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第126—127頁。同年续函有谓：“兹奉祖命，派琨携胞弟厚瑗，重到贵邦，观光上国，拟于阴历九月初一日，由鄂起程至沪，乘博爱丸东渡，知关锦爱，特先奉闻”。参见《（四十七）張厚焜》（1901年9月21日），《近衛篤麿と清末要人：近衛篤麿宛来簡集成》，第198頁。则张厚琨奉张之洞之命重返日本，入学习院继续学业，已在光绪二十七年下半年，此次同时赴日的还有胞弟张厚瑗。唯不幸的是，当年末张厚琨暂时回鄂，因意外身亡。据郑孝胥十一月一日记：“闻南皮长孙厚琨自日本观操归，乘马入督署，至辕门，马惊触墙，碎首而卒，即（十月）三十日申刻也。”参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第816页。
(28) 《致上海日本总领事小田切》，庚子八月初四日巳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十八函，档号：甲182-97。
(29) 在召回张权父子同时，张之洞为缓和日人嫌疑，同电内特嘱：“成城诸生，鄙意总愿留以联交谊，阁下尤不宜归。”参见《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51页。按“成城”，成城学校，专为清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所属，“中国留学生都由湖北、浙江、南北洋所派遣，于此修习普通学科八阅月，大半通东文东语，亦熟体操”。1903年改名振武学校，1914年闭校。参看［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第29页。
(30)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286頁。
(31) 宇都宫日记1900年5月21日记：“清国新近来游之吴元凯（恺）、张彪（再游，余三十年来旧知）来役所访问。”5月23日续记：“清国武官吴元恺、张彪来寓所访问，因出门未遇，投刺而归。当夜吴元恺、张彪、王恩平来访，言谈甚欢，不觉移时。”6月4日续记：“记名总兵吴元恺、副将衔补用参将张彪、游击纪堪荣、游记刘金水、游击衔都司王恩平、哨官严寿民、哨官艾忠琦、县丞白寿铭联名，来赠金属制瓶、红茶、笔墨等物。”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1），第82、84頁。
(32) 《致东京李钦差转交吴镇张游击等》，庚子五月初五日，《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一册，档号：甲182-32。
(33) 《致东京钱念劬钱守吴镇张游击同阅》，庚子五月十七日亥刻，《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二函，档号：甲182-73。
(34) 事变之初，张之洞尚无召回吴、张之意，只是强调在日湖北武官须与公使同进退，特嘱“武官须俟钦使下旗方可归，不下旗不准归”。参见《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五月二十七日巳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二函，档号：甲182-73。
(35) 《致东京钱念劬与吴镇张游击同阅》，庚子五月十九日辰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一册，档号：甲182-32。
(36) 《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戌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80页。同日另电钱恂云：“急。鄂添兵练兵甚急，吴镇、张游击等速回，购物买枪，钱守议办，如现成即带回。鄂督署。号二。”《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五月二十日亥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二函，档号：甲182-73。
(37) 《钱守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巳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80页。
(38) 致荣禄电有“拳匪乃乱民妖术，无械无纪，断不能御洋兵，董军仅五千，勇而无谋，断不能敌各国”之语。旋拟会奏稿，联合沿江海各省督抚奏请“力剿邪匪，严禁暴军”。参看《致京荣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81页；《致总署、荣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3册，第2149—2150页。
(39) 按张之洞因练兵、购饷之需，苦于经费不足，不得已以宜昌盐厘为担保，向英国汇丰银行借贷五十万两。有关此事始末及国际反响，说详拙文《湖广总督与汇丰银行借款合同——东南互保的一个注脚》，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8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第315—325页。
(40) 张之洞原拟向湖南借调黄忠浩所部威军六旗，因威军右、后两旗先期已派往湘西辰州、沅陵等处协防，后来成行的只有留守长沙省城之中、前、左三旗，另由湖南代募湘勇千人，编为四营以厚兵力。参看《致长沙俞抚台、锡藩台》两通，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辰刻发、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87—7988、7990页。
(41) 《致济南袁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酉刻发、二十一日辰刻发。《袁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卯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78、7984页。
(42) 湖北派出赴日游学的黄兴也注意到吴、张为张之洞召回，而对“肃清内匪”之目的有所认同，致其师黄绍箕函谈道：“近在钱先生（钱恂）处，略闻师帅电音急召回吴、张各武弁，一面添集兵械，老成深算，已见一斑。窃谓长江一带，久为匪徒潜踪之所，平日既任其优游，此时必群相响应，非严惩其巨魁，解散其胁从，其为患有不可胜言者。联络各省督抚，肃清内匪，力保外商，使各国之师不入长江一步，则时事庶可有为。师帅与吾师想早见及此，毋庸刍议者也。”《黄兴留日与上师书》（庚子五月二十三日），田伏隆主编：《忆黄兴》，岳麓书社，1996，第178—179页。黄兴出国前为两湖书院学生，故称张之洞为“师帅”。
(43) 湖北省向日本购买衣囊类的军用后勤物资并非初次，上一年已开始类似交易。张之洞致钱恂电云：“顷得黎元洪电，昨福岛已将衣囊运鄂，等语。但不知福岛衣囊是否新式，与黎所定者比较如何？如新旧不同，将来是否将新式者拨还，抑另作价，抑借用后运还，略送谢费？祈探福岛代酌办法电复。”续电云：“衣囊款已先汇，并派人赴沪守取，望饬知黎元洪，该件附何船，何日到沪，即电复以便上海道验放。”《致东京钱念劬太守》，己亥十一月二十日丑刻发、十一月二十九日亥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十七函，档号：甲182-73。按黎元洪（1864—1928），时任湖北护军营后营帮带，参与训练新军。1898、1899、1901年曾三次赴日本考察军事。据《黎元洪年谱》：“（己亥）五月，元洪又奉张之洞命，再赴日本考察军事，预期一年。”“（庚子）四月，奉张之洞电促提前回国。”参看薛见求执笔：《黎元洪年谱》，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第578页。
(44)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1），第86頁。
(45) 《致长崎中国领事官张子豫太守转交吴镇元恺张游击彪》《致上海樊委员棻（时勋）》，庚子五月廿七日亥刻发、六月初二日丑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十七函，档号：甲182-73。
(46) 《在漢口領事濑川淺之進致外務大臣青木周藏電報》（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記錄·A門政治、外交·6類諸外国内政·1項支那国·義和団事変関係一件（明治三十三年三月十五日）·各地状況·湖北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2031943900。
(47) 宇都宫太郎日记1900年7月2日条：“张之洞派遣的武官29名，其中12名已于前日归国。其余17名亦将于4日归国［张之洞已发来电报］。本日下午5时，在偕行社以大山总长的名义，由寺内中将代理举行了招待会。参加招待会人员，除有上述17名人员外，还有清国公使李盛铎、张之洞长子张权及张权长子张厚琨、学生监督钱恂等，均出席此次招待会。”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1），第89頁。
(48) 参看《致日本裕钦差转交湖北委员姚令、张游击》，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未刻发，《张之洞全集》第9册，第7523页；《致东京钱念劬》两通，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午刻发、十二月二十五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794、7893页；《钱守来电》两通，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申刻到、二十七日丑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893—7894页。
(49) 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载《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395页。
(50) 参看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223—224页。
(51) 《致东京钱念劬太守》，庚子五月初九日亥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十七函，档号：甲182-96。
(52) 《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967页。
(53)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五月二十二日酉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二函，档号：甲182-73。
(54)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五月十九日辰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一册，档号：甲182-32。
(55) 《致上海晋升栈王雪岑》，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01页。
(56) 《王道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寅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04页。
(57) 《鹿抚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亥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38页。
(58)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6，第137页。
(59) 说详拙文《上海制造局：影响“东南互保”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军事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
(60) 张之洞曾向人诉苦：“鄂厂专造小口毛瑟快枪及弹，除叠次解京及武卫先锋军外，有枪无弹，药厂未成，有弹无药。药系向沪局随用随购，现闻沪局因造药物料用尽，昨日已停工。”（《致济南袁抚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76页）为应付此种“有枪无弹”“有弹无药”的窘况，湖北枪炮厂试图自行研制无烟火药，但在试制过程中发生爆炸事故，当场轰毙十四人，其中之一即著名军事技术专家徐建寅，当时他被张之洞委派总办汉阳钢药厂，为试制无烟火药的直接负责人。参见《为徐建寅等请恤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90—1392页。
(61) 《致东京钱念劬并告吴镇张游击》，庚子五月二十一日亥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二函，档号：甲182-73。
(62)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五月二十二日午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二函，档号：甲182-73。
(63)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五月二十七日巳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二函，档号：甲182-73。
(64)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六月初二日丑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二函，档号：甲182-73。
(65) 《致日本钱念劬》，庚子六月初四日申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二册，档号：甲182-32。《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六月初七日巳刻发，《张之洞电稿丙编》第十七函，档号：甲182-96。
(66)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1），第81頁。
(67) 《急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六月初十日辰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二函，档号：甲182-73。
(68) 《急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六月十三日巳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二册，档号：甲182-32。同电文并见《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04页。
(69) 据东亚同文会派驻上海的井上雅二记：“七月二、三日之交，会见陶森甲。知道陶让白岩承办军火，由我寻求具体办法。”（《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近代史资料》总74号，第104页）日本学者中村义认为，陶购军火系为唐才常自立军举兵之用。（参看《白岩龍平日記：アジア主義実業家の生涯》，研文出版，1999，第107頁）其说似误。但由此也可以反映陶森甲政治身份之复杂。
(70)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六月十四日午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二函，档号：甲182-73。
(71)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六月十五日巳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二函，档号：甲182-73。
(72) 《急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六月二十日辰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三册，档号：甲182-32。
(73) 《急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六月十九日丑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二册，档号：甲182-32。
(74) 《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141页。
(75) 《漢口在勤濑川领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湖南、湖北兵ノ北上並張總督本邦ヨリ武器購入希望ニ關スル談話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57，第251—252頁。复按张之洞电稿，也可以证实上述冒险计划的存在，其致钱恂电称：“急。今日面问濑川，据云，外务电告渠，但言运药不便，恐西国查，并无他语。我告以若不运药，大冶铁矿有关军械制造，亦当禁，当托其电外务，言拟令煤船装至织布局码头，此煤即归布局用，布局常有东洋煤船停泊，卸煤不告税司，胜于黄石港，彼药我铁，交易施报，方为平允。望将此意微露，速商速办。但恐东人终是推宕，务问一确信真话，免延误。”参看《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六月二十五日寅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二函，档号：甲182-73。
(76) 1899年4月，作为汉阳铁政局督办的盛宣怀与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签署合同，规定汉阳铁厂须向日本制铁所出售大冶矿石，盛经营的轮船招商局及织布局则经该制铁所之手购买日本煤，这一合同保证了日本正在兴建的八幡制铁所的矿石供应。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67—68页。
(77) 《千急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七月廿四日巳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三函，档号：甲182-73。
(78)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6，第137页。
(79) 《急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七月初三日申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三函，档号：甲182-73。
(80) 据汉口领事致外务省报告：“张总督目下弹药将尽，颇为所苦，故命在东京留学生监督钱恂通过多种渠道展开交涉。前不久小官与总督会面，就军火运输方式多有交谈。本月廿五日，总督派遣书记官汪凤瀛同大仓组派遣员内山赖吉来至本馆，呈示当日钱恂发来电报，据云在日枪械弹药已购齐整，欲由织布局运煤船秘密装运，并以此为极妙之策。大仓组恐接收军火危险，迅速督促内山，希由濑川领事复电高岛确认此事。”《在漢口領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務大臣青木周藏電》（機密第三十號，明治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記錄·5門軍事/1類國防·5項兵器、弾薬、需品/本邦二於ケル各国兵器需品其他調達関係雑件·支那ノ部第一巻·2．湖広総督張之洞本邦ヨリ兵器購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7090282100。按“大仓组”，1873年大仓喜八郎在东京创立商会，后发展成为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大财阀之一，主要经营矿业、商社、林业、制铁业、铁道、军需等业务，在华设有分部。
(81) 张之洞在其后一段时间里，仍然不肯完全放弃希望，通过钱恂在日本做最后努力，但终归失败。参看《急致东京钱念劬》两通，庚子七月初九日辰刻发、十二日亥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三函，档号甲182-73。
(82) 张之洞苦于经费短缺，一度以“事急费绌，购械为先，衣囊只可缓办”，但至迟到六月中旬，已将衣囊货款汇出。参看《急致东京钱念劬并告吴镇、张游击》，庚子五月二十三日，《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一册，档号甲182-32；《致东京钱念劬》，庚子六月十一日亥刻发、十九日寅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二函，档号甲182-73。
(83) 第二年（1901）初，行将卸职并已迁居镰仓的钱恂的最后工作之一，就是将上年订购的衣囊及枪支样品交付国内。其致日本外务省电云：“恂迩来转居住镰仓，未克趋候为歉。过日恂奉湖北张制台之命，托大仓组代制步兵外套千六百，付背囊千六百个，装八十九箱，又见本一箱，共九十箱，于二月间由西京丸运上海，转运汉口，恳濑川浅之进君送交张制台。此事恂先已有书达濑川君矣。此制造之件，确系恂所购，请贵省速告濑川君，即日告张制台速取去为幸。本日另有英文电信重托濑川君矣。诸叨关爱，感激不尽。敬具。镰仓坂の下所七番地。钱恂。卅四年三月七日。”又，查汉口濑川领事报告：“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派至本邦之清国学生监督钱恂，前向大仓组求购背囊及外套各一千六百件，装运合八十九箱，并从大仓组购买枪剑身、剑鞘及尾筒等作为样品送至当地枪炮局，装运一箱，总计九十箱。大仓枪炮店内山赖吉通知，于本月六日自横滨发货，由西京丸经海路送达小官，同时航运证及货单一并送达。”《在漢口領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務大臣加藤高明電》（機密第六號，明治三十四年二月二十日），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務省記錄·5門軍事/1類国防·5項 兵器、弾薬、需品/本邦二於ケル各国兵器需品其他調達関係雑件·支那ノ部第一巻·3．湖北軍隊用軍需品大倉組ヨリ廻送，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レファレンスコード：B07090282600。
(84)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1），第88頁。按孔文所提供的这段日记译文有小的误译和漏译。原译文为：“此日夜半时分，与钱恂会面，谈及时事，平岩代为通译。其间，钱恂言道：张某曾有言，天子蒙尘既久，清国处无政府之际，不得已，欲联合南部二三总督于南京成立一政府。”1878—1932年东京分为十五个区，日记原文中“仲ノ町”，系东京都赤坂区的一地名，从宇都宫当时下榻地点在赤坂来看，应该相距不远。
(85) 以张之洞本人语言作“朝廷为此辈迫胁，非出圣意”。参看《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余道台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65页。
(86) 《钱恂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李盛铎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0号，第36页。“星使”，指驻日公使李盛铎。据李电有“保长江策属钱守密陈，尚乞钧夺”等语（《李钦差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未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32页），则此议系清朝在日人员共同筹计，并非张之洞幕府的特殊秘密。
(87)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201—202頁。
(88) 近衛篤麿日記刊行會編：《近衛篤麿日記》第3巻，第209頁。
(89) 《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长江沿岸ニ各国ヨリノ出兵見合方ニ盛宣懐ヨリ各領事宛協定請求並右ニ対スル領事会議ノ状況報告ノ件》，明治三十三年七月六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一·北清事変上》，第491—492頁。
(90) 宇都宮太郎關係資料研究會編：《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陸軍大將宇都宮太郎日記》（1），第89頁。
(91) 《致日本钱念劬》，庚子六月初四日申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二册，档号：甲182-32。
(92) 《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未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38页。
(93) “我办事有一定之宗旨，即‘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终身持之，无敢差异也。”这是张氏的夫子自道。（参见易宗夔：《新世说》，“张之洞从政十六字”条，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69页）其政治敌人梁启超不留情面地批评他“迎合宦术甚工”，此言被后世史家许以“非无所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书店，1983，第57页）两种说法，因言者身份对立，褒贬寓意不同，但肯定的差不多却是同一个事实。
(94) 《致上海英总领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三册，档号：甲182-32。
(95) 《急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七月十四日午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三函，档号：甲182-73。
(96) 唐才常在自立军起事前劝说张之洞的情节，已多为先行研究所注意，关于张氏的态度也不乏异说。最近研究指出：“自立军虽然对‘拥张独立’有过企望、计划，或许也有过行动，但却没有收到如期效果是显而易见的，更谈不上张之洞对自立军活动有过默契合作。”张之洞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主要原因是自立军总部设在汉口英租界内，张须取得英领事的谅解和合作后，才能决定行动的时机。参看张小强：《自立军事件中唐才常与张之洞关系考》，《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
(97) 《安庆电局致盛督办电》《盛京堂致江鄂督皖赣抚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许同莘辑：《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4期，1935。
(98) 《致江宁刘制台、镇江黄提台、安庆王抚台》《致安庆王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亥刻发、二十四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17、8233页。
(99) 《致长沙俞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36页。
(100) 按孔祥吉文引张之洞未刊信函中《译英领事复辜委员信》一件，证明张氏在“独立称王”条件不存在时，如何与英领事达成“默契”，抓捕唐才常及其自立军同伴的。原文未注此件日期。查该复信背景，应针对前述六月二十九日（7月25日）江、鄂致上海英总领事会电事，时为湖广督署洋文案的辜鸿铭复以私函致英领事，所陈述者不外为那拉氏辩护，故回信中有言：“顷接来函，均已领悉。昨所谈此次进兵，专以除暴安良为主，必仍尊敬两宫，已照尊议径电沙侯，请各国政府速行公布，中国宣告官民电内并声明：太后训政，张制台及各督抚皆以为名正言顺，故翊戴两宫，毫无异视。且谓此次与洋人为难，实非太后本意，各国不能归咎于太后云。”又，同时辜鸿铭据张之洞电意加以发挥，曾以英文撰成一长篇文章（写作日期署为7月27日），发表在横滨出版的英文报纸《日本邮报》上，并转送英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等欧美各国首脑。这就是辜氏名著《尊王篇》之首篇。1922年编选汉文集《读易草堂文集》时，该篇简译为汉文，取名《尊王篇释疑解惑论》。（参看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第117—124页）前揭英领事复信中有嘱将“尊保两宫”之意“再电致贵国驻英星使，转达敝政府”，及“尊意欲请制台将北方构祸缘由，及现在督宪筹划之宗旨，详叙登报，此举实为要着”等语。辜氏随后发文海外之举，亦缘于受此鼓励。据辜氏自述，该文“得到了总督的授权”，但因事态紧迫，“没将全文事先给总督过目”。（参看《尊王篇》，汪堂家编译：《乱世奇文——辜鸿铭化外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23—24页）文中为那拉氏辩护，劝告各国勿行归政，却与幕主张之洞心态完全一致。唐才常自立会之败，与该电毫无联系。
(101) 当时主要消息来源是保定，另外还有一些地方督抚私人派往京城外围的坐探。初有宫廷由“团匪护驾”逃亡五台山的传闻，但不确实。（《巢委员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第3卷第6期，1935）及由京逃出的荣禄、崇绮到达保定，才证实“两宫廿一启行”，将奔太原，保定电局遂将此信电沪，再由盛宣怀转发各省。（《寄江鄂皖东督抚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愚斋存稿》卷三十九，总第921页）稍后，张之洞由护理直隶总督廷雍保定来电，进一步证实此信息。（《廷藩台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六日酉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45页）
(102) 《青木外務大臣ヨリ上海在勤小田切総领事代理宛·議和全權委員ノ增任ニ付李鴻章ニ勸告方訓令ノ件》，明治三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巻 別冊二·北清事変中》，第478頁。
(103) 《军机处寄全权大臣李鸿章电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30页。
(104) 《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四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51页。
(105) 由李盛铎转知“新政府”意后，张之洞为避嫌起见，立即电嘱“请尊处径电傅相为祷”。（《致东京李钦差》，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七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314页）为拒绝入枢之议，又有两电同时致李，其一：“闻尊意欲荐鄙人入政府，骇极。五不可之外此时又添一条，有六不可，问念劬即知。千万叩头求罢此议，盼即复。谏一。”其二：“岘帅与鄙人岂能离长江，即使各国认保长江约，假如不能自保奈何？务望善为解说，且各国亦未必愿。……谏二。”参看《致东京李钦差》两通，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六日午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339页。
(106) 《千急致东京钱念劬》，庚子闰八月二十日子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三函，档号：甲182-74。连带另外一个事实是，庚子前后张之洞有数度入枢的机会，但其本人态度却相当消极。据《张文襄公年谱》记：“庚子六月，李文忠自粤抵沪，有到京后引入要地之说。公致电自述病状，请罢此言。既而日本亦有此语，公电致李木斋钦使，言长江大局所关，无益有损。及鹿文端入枢府，又致电言之，谓此时一离鄂，两湖必乱。乃实在情形也。”（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第162页）其一即出于李盛铎之议，后两次复按《张之洞全集》，亦可证实。参看《致上海李中堂、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午刻发；《致西安鹿尚书》，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三日巳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287、8365页。
(107) 《万急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未刻发，《张之洞电稿乙编》第十三函，档号：甲182-74。
(108) 再，辛丑和议期间钱恂受汪康年之询：“是否有电请日本勿干预复辟之事？”答曰：“共约七八电，不外此旨。”参看《钱恂致汪康年函》二十六，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3009页。
(109) 《致东京钱念劬》，庚子五月廿七日亥刻发，《张之洞庚子年发电摘钞》第一函第一册，档号：甲18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