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权督抚”：层次与限度

三、“借权督抚”：层次与限度

（一）“权变说”的伸缩性

仅从字面上看，前揭盛宣怀致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五月二十八日同文电报中“似非从权不可”的呼声，与张元济所谓“断非寻常举动所能挽回”、张謇所谓“反经合道之权宜”，若合符节。但细绎其内涵，则大有差异。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张元济再度致函盛宣怀，以为“祸患至亟，事变至奇，固非寻常举动所能支此危局也”，力劝以“破除成说，统筹全局”。⁽⁶³⁾同一日，汪康年主办的《中外日报》发表社论《筹南十策》，开首即谓：

盖今日之事，为创局，非因局，是变例，非正例，非有绝大布置，非常权变，则不足保太平、御奇祸，而所谓保境恤民者，亦几成虚语矣。……就最要之数大端言之，则如何联络外交，如何平治内乱，如何分议防守，如何互通饷械，必令划一而能通融大要，合诸省为一联邦，是为第一要着。⁽⁶⁴⁾

庚子事变，创巨痛深，当由最初的震撼冷静下来，时人各自拟议因应方案，往往从“从权”“权宜”“权变”着眼，强调不必拘泥于正例、常情。“东南互保”作为一个动态的进程，不仅仅是李、刘、张几位大帅一言而决的结果，当时有相当数量集结于沪、江、鄂三地的致仕官员与士绅直接或间接卷入到其酝酿、策划及施行的过程。这一群人数量众多，关系松散，背景也较复杂，他们在近代历史上本有着各自的特殊位置和人生轨迹，但却在时空纵横的这一具体交汇点形成罕见的交集。⁽⁶⁵⁾如果说，“互保”是他们与督抚合作及内部彼此合作的基线，那么，一旦超出其外，则不复有稳定的共识。“权”由何来？“变”至何种程度？“非寻常举动”究竟何指？理解与预期皆因人而异。仍以张謇为例，《啬翁自订年谱》记庚子五月事言：

蔼苍至宁，与议保卫东南。陈伯严三立与议迎銮南下。⁽⁶⁶⁾

按“与议保卫东南”，指张謇等人在南京游说刘坤一，力行地方互保的情节；“迎銮南下”则拈出另一重要题目，实已入勤王运动范围。刘厚生谓：“当初张謇与何嗣焜、陈三立、沈瑜庆、汤寿潜、施炳燮六人，决定拉拢刘坤一、张之洞两个总督，联合起来以东南互保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⁶⁷⁾按此解说，“东南互保”似仅为手段之一端，而最终指向则在解决帝后政争之大问题。海外学者曾披露同时期陈三立（1853—1937）致张之洞幕僚梁鼎芬（1859—1919）的一通密札，内容指向一部分趋新士绅游说南方大吏“题外作文、度外举事”的秘情，并附跋语：“文中隐寓别辟蹊径，乘势局事，廓除障碍，以为扭转枢机之图，欲谋拥帝复辟之情，盎然活跃于纸上。如此艰巨任务，唯有寄望于炙手可热之刘坤一与张之洞。”⁽⁶⁸⁾陈三立欲由“题外”“度外”所作的大文章，可据“迎銮南下”点题，此文与“东南互保”系同一时期之产物，也是与张謇诸人共鸣的结果。此辈中人具有相似背景，与东南督抚关系亲昵，而在政治意识上近清流，带有极浓厚的“帝党”色彩。

《中外日报》揭出“非常权变”，又设定目前“一定政策”，“既曰勤王，便实宜尊王，名为讨逆，方不至从逆，此方睦邻，则不得攻邻，明其剿匪，必不许助匪”。⁽⁶⁹⁾除言论表现外，上述观念也落实于行动。自北祸之起，汪康年频月奔走江表，本年五月“至鄂，以剿拳、劾政府之说干南皮制军，旋又至江宁，亦以其说请同志达诸台座（刘坤一）；李傅相至申，则合同志上书，请即率兵入都，以剿匪为议和之根本”；七月，“又至江宁，与同志商量，欲请公举兵入都，护卫两宫”。⁽⁷⁰⁾

刘成禺（1876—1953）记事变中保皇、革命两党动员督抚事，谓：

会庚子事变，江、鄂不奉朝命，保皇、革命两党，各动员西南督抚，宣布独立。中山先生先派人致书于两广总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长江两督，始终抱不受命共保长江为主旨。保皇党人，多旧朝官，与张尤善；派人说刘坤一独立，不动；又派汪康年等说张之洞，不动。而保皇党唐才常，始有运用哥老会长江起事之举。⁽⁷¹⁾

此处叙述的同为“保皇党”的事实，也可分解出多层意义：张謇、陈三立等“旧朝官”谋“题外作文、度外举事”，刘坤一、张之洞皆不为所动，这中间尚缠绕着戊戌政变以后帝后党争之余绪；汪康年试图通过游说实力人物，为南方自建“联邦”试探道路，显示中国国会与地方大吏之间隐而未显的多重联系，且其背后或隐或显已有外国势力的推手；至于唐才常（1867—1900）派在行动方略上主联络会党武装勤王，已为士绅名流所难梦见。尤值得注意的是，汪康年等人行动包含与日本在华民间人士共谋的因素。与闻密议的东亚同文会会员宗方小太郎（1864—1923）记其事：

因义和团事件之故，北支那局面日坏，如一旦溃裂，日本或独立行动，或与英、美联合，拥光绪帝至湖北武昌，开立新都，组织新政府，满洲出身大臣及汉族固陋有碍新政者一概排除，幽闭皇太后及宗室以下大员，剥夺其干预政事之权，在日本等一二国监督帮助之下，施行各项新政，如能一洗旧貌，卓有实绩，则不啻以革命倾覆满洲政府，极利于名正言顺收揽南方支那人心。……张之洞、刘坤一二人为长江一带最具势力之人物，必预先说服此二人，做好迎驾皇帝之准备。本日派汪康年［张之洞信任之人］前赴湖北劝说迎驾之事，一面派人向刘坤一游说，与有志之支那人士商议，以定手续大略。只是张之洞胆怯，刘过于老成，能否应承此事，殊难预料。⁽⁷²⁾

而唐才常也一度试图“借日本人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但张“无表示”。⁽⁷³⁾

如循着由“言”及“行”的线索，细考时人（大致趋新的一面）政治因应的思路，恰似映射于光谱的多重驳杂色调，因身份与语境的差异，对于“从权”的各自考虑亦有相当不同，甚或对立。无论北上清君侧、拥光绪复辟，或是割据南方、“自建帅府”，均公然以现任政府为敌人，并不主排外，积极与外国势力联络，这几方面实在都比东南督抚要走得远得多。在这里，“权变说”显示出它的伸缩性。

（二）复数的“勤王”概念

庚子事变前一年，游寓台湾的章太炎（1869—1936）作有《客帝论》，以满洲入主中国为“客帝”，中国“共主”为“仲尼之世胄”，只要清帝承认孔子统绪，即可平息反满情绪，可防止“逐加于满人，而地割于白人”。⁽⁷⁴⁾吕思勉（1884—1957）对此评述说：

这不是他在这时没有革命性质，不过凡事须有其可能，在当时情势之下，革命自无从谈起，所以他们不期然而然，同走上希望朝廷变法之路罢了。自戊戌政变之后，至庚子拳乱之前，中国士大夫的思想，都还是如此的。这时候，是康长素的保皇党得势的时代。⁽⁷⁵⁾

至庚子年七月，中国国会成立时，章太炎选择“割辫与绝”，正式倾向排满。他手校《訄书》，写了一条眉校：“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终寐而颎，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⁷⁶⁾然而，如章太炎这种敢于自匡其“保皇”之谬者，在当时绝无仅有，在他眼里观察到的国会场景，仍然是迎跸派的意见纷呈：

海上党锢，欲建国会。然所执不同，与日本尊攘异矣。或欲迎跸，或欲□□（排满），斯固水火。就迎跸言，信国（文廷式）欲借力东西（日本、欧美列强），铸万（唐才常）欲翁（翁同龢）、陈（陈宝箴）坐镇，梁公（狄葆贤）欲密召昆仑（康有为），文言（汪康年）欲借资鄂帅（张之洞）。志士既少，离心复甚，事可知也。⁽⁷⁷⁾

中国国会可以说是当时背景各异而总体取向趋新的各派人士的一次集结，各方山头林立，不免派系纷争。尽管多数人尚无法完全摆脱与光绪帝的联系，但在加速度发展的形势驱迫下，因近似目的而合作的各类群体的思想，往往呈现发展不同步的状况，国会以“勤王”为旗号示外，而内部始终充斥着观念的歧异和竞争。若不把“勤王”做偏狭的理解，其在庚子语境中应该是一个多义词。章太炎一针见血地指出：“勤王者，则汗漫兼容之辞耳，剿匪者得举是以为号，助匪者亦得举是以为号。”⁽⁷⁸⁾现下引用最多、论证最详者，系指以与当时朝廷对立的康、梁为领袖，以民间力量为重心的“勤王举义”。各省督抚奉朝廷谕令，先后派兵北援入卫，立意与前者完全相反，而名目同样号为“勤王”。更有甚者，如国会中人意图借地方勤王之师，专为清君侧、剿团匪，成全助（光绪）帝复辟之谋，在这里，两种“勤王”实已合二为一。

前述张謇、陈三立等所商“迎銮南下”，也应在此层面上理解。他们希望在“共保长江”基础上更进一步，所欲“勤”之“王”显然有那拉氏与光绪帝之别。因恐那拉氏挟光绪帝迁逃内地，与政治保守势力合流，故密议“易西而南事”⁽⁷⁹⁾，通过张之洞幕府要人梁鼎芬，“由张以劫刘”，以及安插与彼辈政治意识接近的郑孝胥（1860—1938）督办营务处，皆是为操纵军事、便宜行事的安排。时居上海，与帝党交密的吴保初（1869—1913）五月二十六日致书李鸿章，劝率重兵入卫，斩端刚，剿拳民，与各国议和；又与袁世凯书云：“今日急务，首在勤王，速诛君侧之小人，复皇上之大位，还我圣君，速行新政，或有重睹天日之一日。”⁽⁸⁰⁾

李鸿章奉召北上，到沪后留滞观望，徘徊不前。张謇上书刘坤一，请“公推合肥总统各路勤王之师，入卫两宫”，而其私心窃计，“以张魏公戡定苗刘之功，望之合肥也”。⁽⁸¹⁾约略同时，在上年“己亥建储”事件中领衔电谏并因而流寓海外的经元善（1840—1903），也曾电禀刘坤一，请“电联各帅并约李相合兵入卫，或竟率所部先行，力请皇帝亲政，一面痛剿拳匪，以靖内乱而格外人，迟则殆矣”⁽⁸²⁾。当时《中外日报》发表社论《固南援北策》，公开指出：

拳匪之扰也，互保之立约也，中国不能不南北分疆，而离立乃自然之势，亦必然之理也。惟是欲固南疆必先外纾党禁，内集民守，公布新政，而后可图自立之有基。然不乘此东西大兵尚未云集之时，提劲旅以北援，而外助邻战，内讨国贼，则亦未能树独立之义声也，此固南亦当以援北为先也。⁽⁸³⁾

是在南方舆论看来，“固南”尚不足，“援北”才是正办。六月二十七日（7月23日），即李鸿章到沪后第三日，以招商局总办郑观应（1842—1921）为首，联合汪康年等沪上维新名士十四人集体上书李鸿章，主张“欲安社稷，必须速缓客兵，欲缓客兵，即在自剿北匪”，进而建议：

……惟某等尚有虑者，现在匪党遍布宫禁城厢，内外半系乱兵，万一西师猝入，彼党计穷，与二三贼臣谋拥两宫西走山陕，则大局愈不可为。若能于勤王诸将中择一明干精警而又稍习京朝情形者，令统一大队，驻守西道，以防贼众狡谋，亦一要着。⁽⁸⁴⁾

郑观应等要求“自剿北匪”及防止“二三贼臣”挟持宫廷西逃，均延续了事变以来的一贯思路。他大概可被归入“迎跸”一派，不以义和团为然，力主排斥北方政府，拥光绪帝复辟，皆以存续清室为前提，后来参与中国国会，也是出于对“勤王”旗帜的认同。

各省提兵北援，名义上背负的“勤王”之责，用张之洞的解释是：“现派兵北上，系奉旨调赴京听用，未言何用，各省皆有，鄙意以扈卫圣驾为主。”⁽⁸⁵⁾然而，外部寄托于勤王军的额外任务，有可以明说的“外助邻战，内讨国贼”，也有不可以明说的“迎帝南下”。诉诸实际，各省所派军队数量有限、素质参差，而行动尤其迟缓，“勤王”多有虚应故事的成分。时人邹代钧（1854—1908）观察到：

鄂、宁虽允保东南，以我观之，都系空言搪塞，幸无蠢动，聊贪天之功耳。设有窃发，不知何以应之？又遑问其举兵讨贼耶？即入卫之兵，亦属乌合，虑其半途散尽，不助匪为虐，则幸甚。可笑已极。⁽⁸⁶⁾

邹代钧不看好入卫之兵可以“讨贼”，反而顾虑其“助匪为虐”。章太炎直言像北上之李秉衡（1830—1900）、鹿传霖（1836—1910）之流，“名曰勤王，其实助匪也”⁽⁸⁷⁾。张元济也有同样的担心，以仇外之官兵勤王，“假忠义之名，以泄其一时之忿，则官军、洋兵、土匪必至融成一片，参互错综，乱无已时”，势必导致中外冲突，引发更加复杂的局面，“恐此勤王之举非徒无益，而又有害者也”。⁽⁸⁸⁾

（三）从“可恃”到“匡谬”：藩镇论的变容

当事变高潮期，张之洞派往东京的幕僚、湖北留学生监督幕僚钱恂（1853—1927）对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宇都宫太郎（1861—1922）大尉说了这样一段话：“张某曾有言，若天子一旦蒙尘［可能为长安］，清国将处无政府境地，其时南部二三总督不得不于南京成立一政府。”⁽⁸⁹⁾有学者据此引申出“帝王梦”这样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并认为它“为我们探索张之洞庚子年独立称王的内心世界，提供了相当有力的证据”。⁽⁹⁰⁾然而，如留意钱恂本人履历、个性、政见、交游诸方面，以及他发言的具体时空环境，对这样的结论则不得不存疑。⁽⁹¹⁾实际上，无论身处东京感受到的政治空气，还是与友朋往复函电中不断被强化的国内舆论，都支持钱恂做出某些出位的事情，他与宇都宫所论“新政府”事，不出于张之洞本意，而属于他的个人发挥。

返回庚子语境看，以“新政府”寄望于地方督抚者，绝不止钱恂一人，其挚友汪康年即为同调中人。用钱恂当时的话说：“华人梦醒者，海内诚有兄，然海外尚有恂，正不能谓一人而已。”⁽⁹²⁾可见二人交谊之固、共鸣之深。作为张之洞旧属的汪康年在选择政治手段时，以“借资鄂帅”为鲜明方针，他向刘坤一、张之洞游说以剿拳匪、劾政府、迎銮诸节，均为因应“创局”而祭出之“变例”，但要追究其“绝大布置、非常权变”的内涵，则尚不止于此。六月十一、十二日（7月7—8日）《中外日报》刊发以《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为题的“论说”，指出“八国之兵，毁一国之都，而国亡，而政府倒”，国民沦为“无国无主之民”，“故今日策保东南者，不可不自立代政之体，而立国会者此也”，继而主张“七省督抚立公共政府，布设国宪”。⁽⁹³⁾十六日（7月14日），《筹南十策》言各省既欲联合，则应订立公共章程，就“如何联络外交，如何平治内乱，如何分议防守，如何互通饷械”形成条款，“必令划一而能通融大要，合诸省为一联邦”。⁽⁹⁴⁾对于汪康年来说，“联邦论”并非突兀的想法。早在戊戌年间，他已有比较通盘的思考：

今日之事，宜以尽易枢掖、别选贤良为第一要义；否则游说海内有闻望之督抚，使之联数省以变法自强；又不能，则风气强悍之省分，由督抚奏请便宜行事，因聚豪杰，筹自固之方；最下则凡形势可扼守之省分，其贤豪绅士约各府县同志自行设法清户口、理财赋、阜农工、办团练、利器械以待变［中国政体不甚干预民间之事，故民间可自办之事甚多，惜少才干耳］。又应集巨款为购船械、练人才之用。如是，五年或可有济。然为之甚难，同志又少，不知此愿能偿否也。⁽⁹⁵⁾

这是变法更张之初，汪康年设计的政改路线。廖梅从中分析出四种方案：一、最上策，朝廷进行自改革；二、中策，数省督抚共同变法自强；三、中下策，一省督抚联合豪杰，自筹改革；四、最下策，若督抚也无意改革，则民间贤豪绅士，自行改革。⁽⁹⁶⁾戊戌政变发生后，《中外日报》刊登《论救大国之弱莫若行封建之制》一文，主张中国采用封建之制，认为：“为之计者，莫若区其土地，择亲与贤而错封之。凡其疆内一切政治均听其统辖措置，天子惟得调赋征兵而已。若是则地小易治，权专易行。有不治者，天子得黜而更封之，则不数年而皆强国矣。”⁽⁹⁷⁾“封建”，“列爵曰封，分土曰建”，原指殷周分封制度，秦汉以下多指帝王以爵、土赐子弟功臣，令建邦国，又有从“封建”古义引申“分治”之论，以弥补专制集权下郡县制之失。⁽⁹⁸⁾此处“封建”，意在调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模式，除“调赋征兵”以外，清朝中央不应干涉地方政治，允许其“自行统辖措置”。如廖梅所见，在此“封建”制下，主持政务者为“受封”的地方大吏，该建议实属由督抚主持的第二、三种改革方案。

如果说戊戌政变意味着清廷自改革的一次失败，那么，义和团事变等于宣示清廷已流失作为自改革主体的合法性。汪康年的目光由“中枢”移向“督抚”，由“联数省以变法自强”转为“合诸省为一联邦”，正在其“封建”思路的延长线上。据孙宝瑄（1874—1924）庚子五月二十八日（6月24日）记：“是日晡，津电又至，云西人瓜分事定，诸同志速筹良法。于是佛尘、小沂、叔雅诸人议立国会，欲奉陈右铭、刘岘庄等为首领，据南省自立。”⁽⁹⁹⁾则中国国会在酝酿之初，目标即定位为以督抚为首的“南方自立”。类似内容的建策还见于靠近官界的郑观应。六月中旬，郑观应致盛宣怀函云：“翘首北方，必有一场大战，情形不堪设想，东南大帅虽已联络自守疆土，似宜设一公共政府，以期联为一气，为将来与外人讲和地步。未知有当高深否？”⁽¹⁰⁰⁾郑观应的“公共政府”设计，未必是要取消清朝政府地位，只是在中央名义上破产、事实上瘫痪的前提下，南方官绅暂时自主处理南方事务，并寻求与外国合作。⁽¹⁰¹⁾

值得一提的是，与汪康年交往密切的宗方小太郎长期酝酿着“新国”的想法。早在戊戌时期，他就开始向本国军方游说：

以小生鄙见，收揽清国志士之心，待时机到来，助此辈成立一新国，我国或明或暗助长其势力，如同属国置于保护国的地位。极为必要。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归我所有，助支那志士在与此二省相邻之江西起事，连同湖南、湖北、贵州、四川五省一举开立新国。⁽¹⁰²⁾

待义和团事变起，宗方小太郎认为这是实现“联邦案”的大好时机，为国家大计，日本政府应速制大势之机先。他以“衰朽腐败之大老屋”譬喻日本所毗邻之中国，以为“姑息弥缝之改革，不仅于大局毫无裨益，且贻深患于将来……我日本之危险无甚于此，故为自家安稳计，应适时打坏此老屋，搜集新材而改造之”。在中央层面，他大力鼓吹“宜趁此机会，事实上颠覆满洲政府，驱逐太后，一扫满员中之顽劣者”，谋清朝政府之“根本改造”。⁽¹⁰³⁾在地方层面，他提出有关中国省份划分联邦的方案，更趋大胆和细致：

黄河以南分为七联邦，联邦政府设于武昌，如此可使各联邦联络统一。以湖南、湖北为一邦，四川为一邦，云南、贵州两省为一邦，广西、广东两省为一邦，福建、浙江、江西三省为一邦［在此邦极力注入日本势力，要求置于日本保护之下］，江苏、安徽为一邦，山东、河南为一邦，如此组织七联邦，其他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省暂由满洲占据，待东南局势稍加整顿，再取直隶以下四省合为一邦，为时未晚。⁽¹⁰⁴⁾

与宗方小太郎同时介入汪康年、唐才常等政治活动的，还有井手三郎（1862—1931）、井上雅二（1876—1947）等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东亚同文会会员。已有学者对该会在义和团事变前后对华活动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排比，提炼出“联邦保全策”的政策宗旨。⁽¹⁰⁵⁾就对华政治观察而言，东亚同文会自觉区分“北京政府”和“南方有力者”两股势力，这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也带有政治层面的价值判断意味。正如日本政府以“北清事变”命名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与长江一带的“南清”相对立的概念，该会的主流意见一直视慈禧及顽固党把持的清廷为守旧的、亲俄派的总后台，把刘坤一、张之洞看作“温和改革派”的首领，这与同样寄予了相当期待的外务省观点是大体一致的。⁽¹⁰⁶⁾不过，部分会员在与维新群体的结合中，政治态度趋向激进，先是推动地方省份“自立为国”，后来干脆抛开无可指望的旧官僚，直接联合南方会党等民间势力，其行动目标虽然服务于日本利益，却因与官方主流方针不尽相合，多受制约。

由“封建”的思路，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同时期章太炎所写《藩镇论》《分镇》这两篇文章。章太炎认为“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这里可分内、外两层讲：对外而言，在外患侵扰、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犹赖有数镇稍自奋厉，是以扶危而定倾”，因此不能削藩镇，而“甘心于白种之蹂藉”；对内而言，重藩镇和行立宪不矛盾，“板荡之世，非得藩镇以尊攘，则宪政不立”，以明治维新为例：“若皇德贞观，廓夷旧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患自擅？”⁽¹⁰⁷⁾章太炎批判过度的中央集权，“分镇”借权的对象还是地方督抚，故言：“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¹⁰⁸⁾

汤志钧认为“分镇”与“客帝”一样，都是太炎“割辫前思想矛盾的产物”，“他反对满洲贵族的昏庸衰朽、丧权辱国，但对汉族地主阶级还有幻想”。⁽¹⁰⁹⁾义和团事变起后，“幻想”有了付诸实践的冲动。六月间，章太炎上书李鸿章称：

自公电咨群帅谓五月二十五日以后之诏，不当遵奉，然后群帅内有所恃，始立保护长江之约，然于政府则隐拒而非明绝，于列强则私约而非公盟，西邻责言，祸且未艾。……夫群帅所惮于列强与政府者，其贤者为民命，不肖者即为爵位要领焉耳！今龌龊为两可之谋，而爵位要领，卒不可保，外有责言，进退罪也；内有谴诃，始终罪也。二者皆穷，孰与明绝政府，示列强以藩镇之可恃乎？⁽¹¹⁰⁾

很明显，章太炎对“东南互保”的局面是不满的，他视督抚在“政府”与“列强”之间谨慎地选择中立为“龌龊为两可之谋”，而两者利害相权，“疆臣犹与列强交通”是可行的，遂径直鼓励“明绝伪诏，更建政府”“示列强以藩镇之可恃”。这是“藩镇论”“分镇论”的延续，也包含迫于时势的调适成分。章太炎原倡导在“白种之蹂藉”的时代，有实力的汉族地方督抚“扶危而定倾”，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完成攘夷大义。而庚子年的现实是，“政府”因为“奸回倒柄”已失掉合法性，“列强特与南方委蛇”，相约保护长江，“疆臣”需要在两者间做出一定取舍。章太炎不得不暂将“攘夷”置于次要位置，而以地方自立为第一步，他要求督抚切割与政府的关系，予列强以信心，“绝诏建府，以纾近祸，延擢材骏，以为后图”，亦即“瓜分而授之外人，孰与瓜分而授之方镇”的具体化。

汪康年后来牵连于自立会起事，上书刘坤一辩解称“勾结革命党人”“勾通江湖中人”诸情事均系“污蔑”，凡此或为自解之辞，但强调前所作为“大率归重于朝廷，致望于督抚”⁽¹¹¹⁾，则确有实迹可证。不过，从“督抚”的一面看，其努力殆属无望。“东南互保”固然在江南士民绅商中获得良好反响，中国国会中也有不少人为张、刘、李等大吏的旧僚，政治上有一定程度的共识。然而，两者间实有难以逾越的鸿沟，最大的分歧则在于对待那拉氏的态度。张之洞早就表示：“总须慈圣安稳为第一义，不然中国断不能久存矣。”⁽¹¹²⁾这代表了督抚对政局的基本见解与行事出发点。夏曾佑听说汪康年至湖北游说，大不以为然：“武昌之行本无谓，赤股本是烧料，刘表必不能听先主之言，而其左右之人无一可商者，不独大胡子也。此等事岂可与名士老爷商者。”⁽¹¹³⁾汉末刘表（142—208）雄踞荆州而多疑无决，向被史家认为非霸王之才，此处类比坐拥两湖而毫无自立勇气的张之洞。汪康年的另一好友钱恂闻信，同样不抱乐观：“所言某公向负众望者，殆指南皮。言剿匪、劾罪两事失机，诚可惜。然南皮中国学问渊深，岂肯出此？兄为江鄂游，未免冯妇矣。”⁽¹¹⁴⁾汪康年自鄂返沪后，向日本人交代会谈结果，据井上雅二日记：“（六月）让唐才常一派的人探询南京刘（坤一）的意图。汪康年与张之洞商谈，无结果而归。”⁽¹¹⁵⁾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1863—1904）也记录了报告结果：

汪康年前被派往张之洞处，游说迎接光绪帝。今日得知结果，张之洞闻汪康年之说，大惊失色，言总督之责只在服从政府命令，镇守所辖之地足矣。若此事被刚毅辈听说，则祸不可测。对汪康年冷淡处之。

与汪康年抱有相似目的、对刘坤一做实际试探者为陶森甲、罗治霖，结果“刘无所反应，陶等向人抱怨，刘不足以成事”。⁽¹¹⁶⁾近卫笃麿与刘坤一向有私交，曾通函赠送《东亚同文会主意书》，并以“联邦案”相动员，后者回复但言“重荷慈圣仍莅旧治”，自己又老又病，只怕“无以副深宫之倚毗，慰联邦之愿望”。⁽¹¹⁷⁾而李鸿章接前述郑观应、汪康年等十四人联名上书，斥以“乳臭小儿，焉可置喙国家大事，不知天高地厚，简直岂有此理”，汪康年因而“长叹”李难以大用。⁽¹¹⁸⁾井上雅二记录下对三大帅政治态度的观感：

刘坤一仅保全自己的辖区，而且还有卸职还乡的打算。是自立还是北上，没有表示。对西太后仍是拥护的。张之洞大概也一样。他声称只有列强准备瓜分时，将坚决抵抗。李鸿章与太后关系紧密，不可能分道扬镳。⁽¹¹⁹⁾

同时获得情报的宗方小太郎，也得出三大帅绝不可恃的结论：

以李鸿章之精明，尚不能出皇太后之彀中，况刘坤一、张之洞之辈乎？支那遍国，独具只眼者竟无一人，迄至今日，极矣。若不得已，则驱全国于大乱之域，一洗天下之污秽伏毒，于杀伐干戈之间，养成崭新气象，然后再造国家，舍此别无他法。⁽¹²⁰⁾

居于旁观地位的外人，所见或更清醒。当庚子变作，国内士人众以藩镇为“可恃”之际，像夏曾佑那样一开始就不看好，屡言“各省分办此事甚大，而公若言之甚易者，将有何条理乎”“将来南方糜烂，必南皮尸之”“江南亦恐未为乐土，观诸镇之用心可知矣”的人，可谓绝无仅有。⁽¹²¹⁾直到对东南督抚自立会痛下杀手，与国会诸人破脸，张之洞等人才真正成了众矢之的，一变为“鄙夫”“佞人”“巧宦”“逆党”“贼党”，“巧处乎新与旧间，善存于中与西之际，弥缝于君与后之事，心如鬼蜮，术似妖狐”。⁽¹²²⁾连钱恂也私下抱怨：“鄂省下半年昏昏，往岁声名坏于一举，可惜！”⁽¹²³⁾日本报纸尚以为“支那改革，推刘坤一、张之洞为领袖”，章太炎却讽刺这是“党碑误凿”，痛责其人“外托维新，而其志不过养骄恃宠”。本年，章氏公然我与我战，作《客帝匡谬》《分镇匡谬》二篇“鉴言之莠”，以为“自匡其谬，稍已纯粹，无复保皇、变法之讏言矣”。⁽¹²⁴⁾他对昔日“怀借权之谋”痛下针砭，深悔“偷取”督抚之谬，且断言“今督抚色厉中干，诸少年义气盛壮，而新用事者，其葸畏又过大耋旧臣，虽属以一道，弗能任”。⁽¹²⁵⁾短短未及半年，心态如此急遽转折，略可勾勒由明治维新式的“革政”到反清“革命”的滑行线，也可窥见东南督抚在维新士人心目中地位的前后落差。⁽¹²⁶⁾

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基本代表商人立场的《新闻报》上有两篇醒目的“论说”，先是“论变政责在督抚”，不久一变为“论变政宜自士大夫始”，基调转换差堪玩味。⁽¹²⁷⁾有人走得更远。汪康年发表于《中外日报》的四种变政方案，到庚子下半年后，前三种皆已入穷途，一部分新派人士不得不眼光朝下，回向民间，祭出依赖“贤豪绅士”的最后一法，这也是“吾人”将要“有所为于乡党之间”的具体尝试。⁽¹²⁸⁾同年，一直关心中国局势的内藤湖南（1866—1934）写有《清国改革难》一文，在列举时势、政情、社会种种不利后表示：“支那社会组织之弊，诚如前述，然亦绝非无可言利，即其地方自治体之完备是也。故苟能善为利用，以一乡足以为天下矣。”⁽¹²⁹⁾内藤的时事论移植了明末清初的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至晚清冯桂芬（1809—1874）一线的“封建”立场，同时如岸本美绪所提示，也可能受到清末变法派有关地方自治言论的直接启发，他们共持的“中间团体论”以传统封建论为根底，同时贯彻了对中国将来政治实践的关心，流风所及，影响深远。⁽¹³⁰⁾数年后，有欧榘甲（1870—1911）《新广东》（1902）、杨毓麟（1872—1911）《新湖南》（1902）等相继问世，其以“各省先行自图自立”为大势所趋，又主张由“中等社会”领导革命，引起共鸣者甚众。有论者谓，约在庚子义和团之役后，越来越多的士人感觉到中央政府在救亡图存方面不可靠，于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中产生了通过地方自立这一看似“分裂性”的举措来完成全国的救亡这样一种曲折的思路。⁽¹³¹⁾或不必及此，时间可更往前推，不过从庚子前士人观念来看，同样是以地方自立为途径，对于“疆臣”与“列强”（帝国主义）的认知较后来强调“反帝”的思路有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