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分野与新旧殊途

庚子五月十九日（1900年6月15日），浙江绍兴，城里人心惶惶，天津开仗的消息早就传开，都说“义和拳”有了不得的法术，很多人担心会再来一次“长毛之乱”。十六岁的周作人（1885—1967）“听说乡间有一个洋鬼子被‘破脚骨’打落铜盆帽，甚为快意，写入日记”，同时还有评论：“此等教匪，虽有扶清灭洋之语，然总是国家之顽民也。”⁽¹⁰⁾几天后，他在南京求学的兄长来信说：“拳匪滋事是实，并无妖术，想是谣传也。”⁽¹¹⁾这一年，鲁迅——那时叫周树人——还是刚由江南水师学堂转入矿务铁路学堂的新学生，他得到家信的报告，知道绍兴谣言甚盛，所以回信有这样纠正的话。

义和团事变，“事”非寻常，而“变”出多端，对时人冲击是巨大的。上海各报热衷于“原祸”“原乱”，汪康年（1860—1911）主办、代表趋新一线的《中外日报》发表社说，以为义和团之变当从戊戌以来“新旧两党之关系”中求理解，盖“旧党既胜，尚有余恐，乃举新党而殄灭之，又误以为新党皆外人所嗾使，乃并外人而殄灭之，积此思想，乃组织出义和团一事”，结论为“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也，乃党祸之战争也”。⁽¹²⁾不久后，同报谈祸起之由，有更加直截和精炼的表述：“盖起于守旧，成于训政，迫于废立，终于排外，四者相因，而大祸遂作。”⁽¹³⁾《中外日报》由“肇祸诸臣”溯源至“建储立嗣”，进而反思戊戌变法，视八国联军之役为一场植根于“党祸”的战争。恽毓鼎（1862—1917）《崇陵传信录》中的一段话立意与之近似，因为富于警句特质，被人引征最多：“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乙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¹⁴⁾当时客居沙头的湖北士人甘云鹏（1862—1941年），对事变第一反应，即“此戊戌变法之反响耳”：“戊戌八月以前，一维新之局也；戊戌八月以后，一守旧之局也。……人则守旧之人也，思想则守旧之思想也，政策则守旧之政策也。守旧之极，遂至恃邪匪以卫中国，仗妖术以敌列强。”⁽¹⁵⁾事变次年，翰林院侍讲学士叶昌炽（1849—1917）慨于清廷惩办“肇祸诸臣”，也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戊戌所杀者，除杨侍御外，皆南人也，今皆北人。戊戌皆汉人，今除天水尚书外，皆旗人也。戊戌皆少年新进，今则皆老成旧辅，反手覆手，顷刻间耳。今日之祸，党祸也。⁽¹⁶⁾

与恽、甘等人同，叶昌炽对戊戌至庚子史事也持一种贯通理解，承认有“党祸”成分，而特别的是，他将戊戌政变中被杀之“少年新进”与酿庚子之祸端而被杀之“老成旧辅”，直接对应于“南人”与“北人”，在区别新旧的同时，流露出南北分野的鲜明意识。

证诸时人记载，不仅多有区分南北的议论，且往往强调义和拳与“北人”的共生关系。翰林院编修黄曾源（1857—1935）作庚子时事诗，有句云“好假清凉医热客，细论泾渭到桑干”，自注“时缙绅分两派，一戆一热”“近来南北之见，过于分明”，深以“热衷”于用拳抗洋者为“不可恕”。⁽¹⁷⁾郭则沄（1882—1946）《庚子诗鉴》记：“是役，北人多信拳，而南人辟之。……南士稍明时势，又畏祸，不敢廷争，相率私忧窃叹而已。叶鞠裳避地昌平，尝著《阳九录》，以伸其口诛笔伐。”⁽¹⁸⁾文中“叶鞠裳”，即叶昌炽，庚子事变作，出京赴昌平避难。按其日记，确多对北人的“口诛笔伐”。庚子五月十八日（1900年6月14日），记义和团入京师：“闻宣武门人如潮涌，喊杀之声鼎沸，市肆皆焚香以迎，乃知北人无一非混小子也。……端邸传谕，迎拳匪首领进城抵御，此亦北人之言也。”⁽¹⁹⁾同月二十六日（6月22日），记中外战衅既开：“大劫骤临，天荆地棘，北人然若寐，南人则不待知者，而知其不可为矣。”⁽²⁰⁾至八国联军入京城后，居民有向日、英、美军“公送万民伞”之举，叶昌炽深为不齿：“昔则挟刀寻仇，灭此朝食，今乃忝颜媚敌，载道口碑，北人真无心肝矣。”⁽²¹⁾辛丑正月初四日（1901年2月22日），祸首已一一问罪，议和大纲渐就端绪，叶昌炽仍表不满：“北人执迷不悟，街谈巷议，依然如醉如狂，杞人之忧，仍未能稍释耳。”⁽²²⁾在叶氏笔下，常常发挥“南北畛域牢不可破”⁽²³⁾一说，这类言说在解释学上兼具有印证与自白的双重意味。翰林院给事中高枬（1852—1904）日记中也多“土人之愚，大率如此”“北人狡狯如此”“北方愚民如此，安得不乱”“北人好张‘王八’声势”的风评。⁽²⁴⁾在他们看来，“北人”的特征在于非愚即诈，而此正为孕育义和拳之乱的土壤。叶昌炽总结说：

今兹北方蠢蠢之民，皆疯人也，执政亦疯人也。始为瘈狗，继为黔驴，卒至鼠窜猬缩，七（八）国之师，长驱直入，无能以一矢加遗，殆疯人之不若矣。⁽²⁵⁾

庚子被杀五大臣中，吏部左侍郎许景澄（1845—1900）、太常寺卿袁昶（1846—1900）、兵部尚书徐用仪（1826—1900）均隶浙籍，时人并号为“浙江三忠”。其三人被害不仅关乎政局，亦加剧了东南社会对中央政府的不满。汪康年表弟、时任安徽祁门县令的夏曾佑（1863—1924）记其事：“南北相争，至于今日，其争弥烈……庚子义和团之乱，朝中大戮南人，至江表自守，不复助匪，而北人愈益侧目。”⁽²⁶⁾夏氏对“朝中大戮南人”的印象，亦为宋恕（1862—1910）、刘体智（1879—1962）所共有。不过，宋恕从斩许、袁朱谕联想到戊戌党祸，以为“观此谕语意，与前办康、梁一案语意半相近，可见矣”⁽²⁷⁾。刘体智则将此片段与有清一朝“亲北而疏南”的长期态势联系起来，指出：

（本朝）入关之初，以异族入主中华，其视各省，一视同仁。迨居京已久，渐染北俗，遂亲北而疏南。……当戊戌之变，礼部六堂，同时夺职，朝贵汹惧，咸虑自及。……未及两年而至庚子，言事诸臣均遭其祸，而南人为多。⁽²⁸⁾

其时沪上舆论也抓住事件不放，报上连篇累牍，屡发“大臣被戮”之“感言”“愤言”，又穷究“被戮缘由”，其基调在于证明宣战诏书、许袁被害以及所有与东南利益相悖之事，均系“乱命”“矫诏”所为，许、袁之死印证两宫被端王集团所挟持，这恰为“东南互保”的合法性提供了有力依据。事变后，借“三忠”灵榇返乡之机，上海展开规模浩大的祭奠活动。有学者指出，以“浙江三忠”为悼念对象，表面上凸显的是浙江一省，更深层的意涵则是体现整个东南区域的地位，及东南官绅阶层与媒体极力鼓吹的东南意识。⁽²⁹⁾在这里，“三忠”成了“东南意识”的象征，而表彰“三忠”的仪式化行为对于厘清与中央界限、强化东南区域认同有重要意义。

当然，今人看待上述言论，一个不能忽略的前提是，言论作者本身为南省人，或与南省多有利害瓜葛。人分南北，针锋相对，地域歧视，由来已久。论南北不同，不自庚子始，⁽³⁰⁾事关乎语言风尚、地理人文、种族习俗种种，又与科考、铨叙、派系、党争、政潮等现实性因素不可分。⁽³¹⁾此处论点值得注意的是南/北与新/旧两分论的接榫。戊戌政变发生后，新旧异途，双水分流之势显然。清朝政府对新党群体展开雷厉风行的清算，重用满洲皇族与权贵，掀起以废立为阴谋的建储风波，排外姿态张扬，这一连串动作无疑阻碍了曾经寄望于中央政府自改革的维新人士再建信心，北京政府近于倒行逆施的形象也严重戕损自身合法性基础，将越来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效西法以自强的洋务运动本发轫于东南沿海，在这个被称作“欧风美雨驰而东”的激荡过程中，东南沿海成先入中西交汇之域，中国财赋出于东南，外国资本聚于东南，中外贸易的重心在东南，西学东渐的灌入在东南，中外之间的冲突和缠结深化于东南，遂使变法起于东南，革命也起于东南。积数十年，一变再变，东南地方造就无数开新的人物与思潮，而与之相因果的，是同属一个中国的东南与西北、沿海与内地的脱节，“这个过程以一种直观可见的方式显示了古今中西之变，以及古今中西之变所带来的深度离析”⁽³²⁾。戊戌前后，利用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便利的舆论条件，趋新、趋变的社会共同意识被不断强化，新/旧、满/汉、南/北、保守/改良这些畛域的分野日益被重视和宣讲，并辐射东南乃至全国。及庚子义和团事变起，又有一大批新学士人避乱南下，以上海为中心聚集起一批“自强变法或维新变法中的局中人或同路人”，东南社会隐然已为变政革新运动的一大策源地。时人认知赋予东南地方在国家复兴层面上的特殊意义，正所谓“东南为朝廷他日兴复之资，诚不可不为之早计也”⁽³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