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郑孝胥之间的隐性竞争关系
钱恂奉派赴日，成为第二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我在以前论文中指出：“考察这一任命的背景，应该注意到戊戌前后张之洞与日本关系日益紧密，需要直接派员在日代办一切，而就这类人员的素质而论，亲信、能干两项缺一不可，钱恂于是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但如果再深入追索，发现“最”字用得并不允当。对于此项赴日人选，张之洞夹袋中尚不止钱恂一人，郑孝胥（1860—1938）便是其青睐之人。
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上《保荐使才折》，钱恂、郑孝胥均在其列。(39)六月间，两人一同奉旨：“来京预备召见。”其时郑孝胥正在上海，七月十六日（8月3日）接张之洞来电：“昨电想达。念劬云，阁下须来鄂一行，以便给咨同舟北上。望速来鄂为幸。”(40)二十一日（8月8日），复接钱恂来电：“帅以使才荐，故有此旨。东使需人，行期似不宜缓。”(41)电文中除催促郑孝胥先返湖北，然后共同北上，还透露了湖广督署“东使需人”的意向。
郑孝胥于七月二十三日（8月10日）由沪返鄂，与张之洞多次面谈。二十六日（8月13日）记：
南皮邀入谈，在抱冰堂。余亟论宜及时破蠲积习以作天下之志气，因言：“举世方共保护积弊，非变法之世也，今京师元黄颠沛，是非溷淆，观朝中士夫皆不足有成；两湖，天下之中，亟当养士、劝商、兴工、励吏，以待北方之变。”又劝俟伊藤博文来华，可荐为客卿。南皮甚震其论而不能用也。饭后，领咨文三件，复入辞。南皮于将出问曰：“送学生赴日本，子能为我一行乎？”对曰：“请南归日来鄂议之。”赴星海招饮，坐有子培、念劬。(42)
当天张之洞正式提出由郑孝胥带领学生赴日，后者则请召见结束后再议。同一日，郑孝胥乘轮船驶归上海，然后北上入京。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记：
钱念劬来，带来《劝学篇》一封，又有与贻书、暾谷、伯茀，其签乃梁星海书也。钱问余曰：“如有使日之命，亦可去否？”余曰：“某或不可，公去何疑哉？”(43)
钱恂对“使日”事有所试探，郑孝胥则以反问应答，言下似有竞胜之心。几天后，张之洞将日本方面有意“速遣知府钱恂赴东一行”的电文转致钱恂本人，但直至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还向钱恂探询郑孝胥成行的可能性：
何日召见？京师要事大概，速电示。郑用道员译署，尚能奏派赴东洋否？并询示。(44)
按，当时钱恂尚在等待召见，而郑孝胥已于本月二十日（9月5日）完成召见，奉旨以道员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据钱恂探报：“郑有烘托，望大用，充使则愿，奏派则不屑也。”(45)张之洞保举使才后，实有意奏请郑孝胥出任驻日公使，而郑似另有靠山，对“充使”意态游移，不甚愿意由张出面奏请。
在京期间，郑、钱二人多有往还，(46)但关系颇微妙。七月三十日（9月15日），郑孝胥记：“严紫卿来，言三访钱念劬，不报；与书，亦不答。钱之多行无礼类如此。”(47)变法失败后，郑孝胥南下回鄂。本年末，奉命为芦汉铁路总办，“总办汉口铁路分局”(48)。十一月初八日（12月20日），在武昌面见张之洞之际，顺便打了钱恂一个小报告：
至督署禀辞，与王雪澄同见，南皮劝就芦汉总办。余白曰：“宫中久憾英、日之庇康、梁诸人，未有所泄，刚子良揣合上意，恐必将兴狱于大臣。如遇英、日交涉，愿帅慎之，似未宜自我发议，致触所忌，以售嫉者之计。钱念劬前在京师一朝士宅中，昌言：‘中国决必分裂，如江浙吴楚得为日本所割，为日本臣妾，此大幸也。’有湖南京官闻之，甚愤，告孝胥曰：‘再见，必批其颊！’钱之不检若此，亦愿慎听其言。”南皮颇栗然，曰：“此何等语，钱守乃妄发耶！”(49)
张遵逵先生曾推测：“钱恂赴日本的事迟迟不定，一方面可能是戊戌政变使洋务事业推迟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张之洞未下决心。”现在看来，影响张之洞决策的诸因素中，郑孝胥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无论学识抑或才干，在张之洞幕府，郑、钱均为佼佼者，可称一时瑜亮。就政治倾向而言，郑较持重，而钱偏激进，这在惯以“正学”维护政教伦理的张之洞眼里，自然有其去取。就仕途发展而言，郑孝胥早年中举，为福建乡试解元，考取内阁中书，光绪十七年（1891）东渡日本，任驻日使馆书记官，旋升筑地大阪副理事官，次年（1892）任筑地领事、神户大阪总领事，时不过三十岁出头，也算是少年得志了。光绪二十年（1894）下半年回国，因沈瑜庆的引见，入张之洞幕府，为湖广督署洋务文案，历充洋务局提调、学务处总办；二十四年以候补同知特旨召见，升候补道员，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与当时风头正劲、一时无两的康有为头衔一样；不久，被张之洞派充为坐拥实权的芦汉铁路总办（南段），又奉命委办湖北全省营务处、武建军监操官，直到二十九年（1903）清廷准岑春煊电奏，郑孝胥奉调广西边防大臣，始离开张幕，前后长达八年。(50)戊戌以后，郑孝胥以铁路总办，兼办铁路学堂，时居汉口，每晚获召必以小艇过江，于武昌督署彻夜畅谈，“每至达旦”。据说张之洞曾称郑孝胥为幕中“范增”，可见其“见重”程度。(51)
相较而言，钱恂宦途一开始走得便不顺畅，少年中秀才后，屡试未第，与举人无缘，只能纳捐县丞、同知，其间远涉重洋，在驻欧各国使馆参赞多年，直到光绪十八年（1892）经保奏“以知府分发省分，归候补班”。回国投入张之洞幕下充洋务文案，也是仕途徘徊下一种无奈的选择。钱恂自恃谙熟洋务，在当时人眼里也被许为外交干才，但在他生活的年代，这并非值得骄傲的资本，更不能为官场角逐加分。至戊戌年，奉旨召见“以出使大臣记名”。而实际上，钱恂真正以“使才”见用于朝廷，已经是在约十年后的新政时期。
可再补叙一笔的是，戊戌年末，钱恂与郑孝胥选择歧路，一则将为游学日本学生监督，一则出任芦汉铁路总办，而不到两年，二人均已不安于位，又差点形成交集。经历庚子风波后，钱恂深不满于张之洞在政治上的“昏昏”表现，“因不愿与之共败”(52)，选择从湖北学生监督任上辞差；郑孝胥亦“不喜武汉，久居颇郁郁”，拟另辟一生路(53)。十二月二十日（1900年1月10日），郑孝胥与张之洞晤面，“坐间谈及钱念劬事，余举念劬代办铁路局，请商之盛京卿，南皮允之”。(54)二十三日（1月13日），张之洞致电盛宣怀：
据苏龛面称，举钱守念劬自代，谓必可胜任，力请转恳台端等语。郑意不愿久为铁路所牵缠，查钱于此事尚是所长，郑是否能离？统请尊裁示复。(55)
张之洞据郑孝胥的主动建议，拟调钱恂为芦汉铁路总办作为慰留的手段，但事情终究未果，亦由于钱恂力辞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