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盛宣怀之利益联盟

刘鹗于五月中旬面见张之洞，此后一直停于武昌“候进止”，实际上被冷处理。时逾半月，不见后续，刘鹗终于等不及，主动向张幕成员探询内意。姚锡光日记五月二十九日（7月9日）条记：

刘云抟太守来，将询制府定夺铁路意旨于钱念劬。于时念劬太守适来，因言制府之意，将以盛杏荪观察督办铁路，以军务（机）处奉旨交下承办铁路，刘、吕、方、许分段认办，不日即以出奏矣。盖以刘、吕、方、许四人认办，不过有此名目，实则专任盛杏荪也。盛杏荪之认办湖北铁厂，本意在铁路，今果入其掌握。伊已专招商轮船、电线之利，今复将铁路之利攘而有之，甚矣其善据权利，而中国亦舍是人无此气魄也。⁽⁴²⁾

如注意到盛宣怀个人事业的发展阶段，光绪二十二年（1896）是一分界，当年原为湖北官办企业的汉阳铁厂被转让于盛，改为官督商办，同年盛受到光绪帝召见，获授“四品京堂”并铁路总公司督办职。如论者所见，“这两个新的工业职责是紧密相关的”⁽⁴³⁾。关于盛宣怀承办汉阳铁厂，是否出于张之洞强迫，一直存在争议。查盛宣怀是年沿江视察招商各分局，三月中旬抵汉口，其致王文韶电即表露接手铁厂的兴趣：“今日到汉，香帅约观铁政，上方锐意求矿，鄂厂已糜五百万，但可设法补救，宣系创始得矿之人，颇愿为之区画。”同电针对直、鄂会办芦汉路，也提出办法：“此路不可缓，宜筹直捷痛快办法，权自我操，利不外溢，循序而进，克期成功。”⁽⁴⁴⁾盛宣怀对汉阳铁厂的兴趣由来已久⁽⁴⁵⁾，但能够与张之洞真正实现合作，实以开办芦汉铁路为契机。张之洞素知盛宣怀“为人极巧滑”，对其人并非情有独钟，他做出这样的选择，仍然是出于现实考虑，看重的主要是后者的实力。盛、张之间可以说做了一个交易，张将亏损严重、不堪其累的铁厂脱手，作为代偿的，则是同时交盛“招商承办”芦汉路的主权。⁽⁴⁶⁾前引姚锡光日记所谓“盛杏荪认办湖北铁厂，本意在铁路”，可作旁证。对于盛宣怀与“诸商”两端，张之洞已有明显的抑扬倾向，盛固然“巧滑”，刘鹗简直就是“荒唐”，等于排除了由“华商”承办铁路的可能性。

盛宣怀为操权起见，特别注意到“借洋债与招洋股，大不相同”。⁽⁴⁷⁾此意为张之洞所认同，并有类似表述：“或谓铁路未成之先，华商断无数千万之巨股，惟有暂借洋债造路，陆续招股、分还洋债之一策，集事较易，流弊较少。盖洋债与洋股迥不相同，路归洋股，则路权倒持于彼，款归借债，则路权仍属于我。咄嗟立办，可以刻期成功，故曰集事易；路款划分，可以事权不移，故曰流弊少。”⁽⁴⁸⁾盛、张两说较前述刘鹗意见，几乎如出一辙。唯不同的是，盛宣怀附有但书，强调“须奏明芦汉铁路招商局准其借用洋款，以路作保，悉由商局承办，分年招股还本，路利还息”⁽⁴⁹⁾。也就是说，借款造路须由一官方的、统一的“商局”承办，这也是盛氏“权自我操”的真正凭借所在，在这一权力架构中，如刘鹗一类的华商个体是没有位置的。刘鹗遭到排斥，重点不在华、洋股债的轻重，而在官、商权利的博弈，这背后还牵扯到官、官之间的利益交换。早在三月二十六日（5月8日），张之洞致电王文韶，在对“四商”不屑一顾的同时，却对盛宣怀推崇备至：

昨招盛道来鄂商办铁厂，连日与议芦汉铁路事，极为透澈。环顾四方，官不通商情，商不顾大局，或知洋务而不明中国政体，或易为洋人所欺，或任事锐而鲜阅历，或敢为欺谩但图包揽而不能践言，皆不足任此事。该道无此六病，若令随同，我两人总理此局，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

同电内拟议奏复办路之办法，正式将底牌翻出：

先举商务总办，设立芦汉铁路招商总局，由商筹借洋债，先行举办，奏明即以芦汉铁路作保，分作二三十年归还。路成，招到华股，分还洋债，收到车费，抵付洋息厘。订官督商办章程，虽借资洋款，雇用洋匠，权利仍在中国，不致喧宾夺主，否则终属空谈，坐延岁月，必不能刻期而成。⁽⁵⁰⁾

即以私交论，王文韶与盛宣怀关系，较张之洞更近一层，⁽⁵¹⁾对此事自无异议之理。如此，刘鹗南下，实际面对的是一盘已定议之局，无论其主张曲直如何，结局早就注定。张之洞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向朝廷复奏“四商”案并正式推出盛宣怀，刘鹗则被撇在一边，几乎无所事事，曾向督署递禀文言铁路事，也无任何下文。⁽⁵²⁾据姚锡光六月初七日（7月17日）记：

作函与刘云抟太守，告伊制府准伊假归。盖云抟以经营铁路事来鄂，暂时不能有成议，因请假暂归去，制府已允行。余故作函告之。⁽⁵³⁾

刘鹗见事不可为，失望告辞，张之洞亦无丝毫挽留意。六月十一日，姚锡光等好友在汉口设宴践行，当晚刘鹗即附轮前往镇江，无奈而走。